唐代俗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范文

摘要:唐代俗文学具有很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俗诗、变文、曲词、话本小说与谣谚等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其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引人入胜的情节，反映了唐代社会百态，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而且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尤其展示了传统士大夫诗文中较少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其社会历史价值与其文学史价值一样不可忽视。

关键词:唐代;俗文学;社会历史价值

自古以来，人们对唐代诗歌、散文等雅文学的爱好与研究趋之若鹜，而对唐代俗文学则视而不见。事实上，唐代俗文学在当时的民间生活中却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很多俗文学活动几令万人空巷，具有很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因而在唐代文学之苑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加之唐代俗文学浸润于唐代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因而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而且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尤其展示了传统士大夫诗文中较少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其社会历史价值与其文学史价值一样不可忽视，在此略作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俗诗的社会历史价值

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最瑰丽的奇葩，千载之下，人们仍耳熟能详。然而这主要是指唐代的雅诗。但自敦煌藏经洞打开之后，唐代俗诗的魅力也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它用普通大众鲜活的口语，叙述、白描与议论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大众生活图景，揭示了唐代社会底层的人间百态和社会思潮。唐代的民间俗诗作者以王梵志、寒山等为代表，他们的俗诗本身就可补史缺。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唐代俗诗如此丰富，而且其中蕴含的很多思想内容都是史籍或雅文学作品中不曾记载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上俗文学历来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另一方面，史籍和雅文学作品的话语权都把持在统治阶层或文人士子手中，他们对底层社会的了解与关注毕竟是有限的。而王梵志、寒山等俗诗的创作者长期生活在普通大众之中，对底层社会的生活非常了解，故而，他们反映广大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弥补了正统文学之不足。唐代俗诗首先从社会底层的视角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平与黑暗，表达了对不平等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如王梵志的《贫穷田舍汉》:“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凄……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丑妇来怒骂，啾唧搦头灰。里正把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1］651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本已饥寒交迫，还要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欺凌和压迫，故而常常有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感觉。《你道生胜死》中“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遣儿我受苦，慈母不须生。”［1］622穷人生不如死，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有钱人的骄奢淫逸、为富不仁和与官府的沆瀣一气。《富饶田舍儿》中云，他们“横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即使“里正追役来”，也是“曹司一家事，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1］645在王梵志笔下，我们看到了富家子奴婢无数、牛羊成群却为富不仁、囤积居奇，千方百计压榨穷人，并与官府相勾结，逃避赋税与徭役。而贫贱之家本就“无米复无柴”［1］651，还要遭受里正等人的毒打和欺凌，这类作品在其笔下比比皆是。又如《可笑世间人》云:“贫穷无处得，相接被鞭拷。”［1］24《兀兀自绕身》更是“切迎打脊使，穷汉每年枵。枉法剥众生，财是人髓脑”［1］702等等，这些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相同的社会意义。而寒山的诗也深刻揭露了社会的苦乐不均及贤才的无路可走:“富贵疏亲聚，只为多钱米。贫贱骨肉离，非关少兄弟。急须归去来，招贤阁未启。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2］325这种社会底层的透视，揭示了社会最真实的画面，表达的也是最广泛民众的喜怒哀乐，其社会意义不言自明。寒山本着“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悭贪继日廉，谄曲登时正”［2］15的目的，关注社会现象，揭示社会的不公与民众的痛苦。如《新谷尚未熟》:“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悭惜不救乏，财多为累愚。”［2］329在此，我们看到了贫富严重不均，及富人为富不仁的无奈现实。末二句寓含了对富家“悭惜不救乏”的强烈谴责。

其次，这些俗诗还深刻揭露了唐代战争及府兵制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在王梵志诗中，底层民众活着的结果往往就是“生即苦战死”［1］622，而唯有死才能摆脱无穷无尽的徭役和兵役:“死即无人征。”［1］622即使是本无服徭役义务的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却也不得不与男子一样，《相将归去来》中“妇人应重役”［1］626正是对下层妇女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因而，他的诗中充满了底层百姓因人生苦难而产生的乐死恶生的思想，正如《我昔未生时》中所云:“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1］729底层百姓向天控诉，发出了愤懑的强烈呼声。再次，在展示唐代民风民俗方面，俗诗也精彩动人。如王梵志诗《生时不共作荣华》:“生时不共作荣华，死后随车强叫唤。齐头送到墓门回，分你钱财各自散。”［1］750一群急欲瓜分死者钱财的不肖子孙，不但送葬时哭得十分勉强，竟然连葬礼都不肯完成就草草返回瓜分财产。这种唯利是图的情景，在王梵志的其他诗歌中也多有描绘:“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1］14全诗通过丈夫有钱时妻子的讨好体贴与贫穷时妻子的无情嫌弃形成的鲜明对比，讽刺了嫌贫爱富、唯利是图的思想。而寒山的“千个争一钱，聚头亡命叫”［2］193也形象地讽刺了社会上唯利是图的丑恶行径。寒山的“丁防是新差，资财非旧存”［2］327也通过妻子在丈夫戍边之时抛弃丈夫，并携家财嫁与他人的事情，揭示了世风的浇漓。类似的情况在王梵志的《撩乱失精神》一诗中也有体现:“妻是他人妻，儿被后翁使。奴事新郎君……钱财他人用，古来寻常事。前人多贮积，后人无惭愧。”［1］45此外，唐代俗诗中也生动刻画了当时很多借僧道之名、行敛财混吃之实的伪宗教徒的丑恶嘴脸，让我们对唐代教门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如王梵志的《道人头兀雷》:“……本是俗家人，出身胜地主……饱吃更索钱……愚肚元无物。生平未必识，独养肥没忽。虫蛇能报恩，人子何处出?”［1］103又如《众生头兀兀》:“心里唯欺谩，口中佯念佛。”［1］751而《童子得出家》也活脱脱刻画了这帮人的丑恶嘴脸:“生佛不拜礼，财色偏染著。”［1］673这些都真切刻画了教门中的乱象，当然，这种乱象有着复杂的社会与心理根源，兹不赘述。另外，王梵志诗也勾画了很多守财奴的滑稽形象，如《借贷不交通》:“有钱怕人知，眷属相轻薄”［1］88以及《大有愚痴君》中“有钱不解用”［1］33的“葛朗台”形象，广泛反映了底层社会的思想倾向。王梵志诗歌在反映唐代社会制度方面，也有可补正史之不足的内容，如《你道生胜死》之“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1］622，描述了唐代以十六岁“中男”服役的情况，而两《唐书》均无此项制度的明确记载。这些俗诗的作者一般都是地位低下、一生清贫之士，因而对俗世的生活最为了解，所以刻画得也最为真切，如王梵志《他人骑大马》:“他人骑大马，我独骑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1］756而寒山也说:“寒山有一宅，宅中无阑隔。……房房虚索索，东壁打西壁。其中一物无，免被人来借。”［2］440虽然其中不免有点儿阿Q精神，但也往往能给大众以有益的启示。

二、变文与曲词的社会历史价值

敦煌变文及敦煌曲词中，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与唐代社会观念，为我们洞悉唐代社会打开了一扇天窗。敦煌变文主要分为佛陀变文和世俗变文，分别以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为主要内容。佛陀变文虽然主要为宣扬佛经教义，且往往充斥因果轮回等思想，但其劝人向善、戒人恶念的动机无疑仍具有积极的因素。相较而言，世俗变文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及现实生活为题材，通过生动的叙事写人，深刻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歌颂正义与光明，具有鲜明的积极性。如取自真实历史的《伍子胥变文》，以超长的篇幅展现了一个较之《左传》和《史记》更加曲折动人的历史故事，且在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和歌颂勇敢正义的复仇意志与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方面，胜过《左传》与《史记》。同样演绎历史故事的《李陵变文》，以动人的叙事塑造了一位更加丰满且明显有别于《史记》《汉书》的李陵形象。变文通过对李陵在敌我力量无比悬殊的情况下，率领士卒拼死作战以及对大量细节的刻画，揭示了李陵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了李陵的无比忠勇。比如李陵在单于的火攻面前，命令士卒焚烧自己军前的茅草，以火止火，充分表达了李陵的智慧与胆识。在单于因为长久损兵折将无法取胜而准备退兵之时，叛徒出卖了李陵，李陵的军队只有五千人并已弹尽粮绝，且并无后援。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陵仍勇敢地以五千步卒顽强地与匈奴十万大军作战。在此，讲唱者引述历史并通过心理刻画描述了李陵的忠勇及对李陵遭遇的深切同情:“传闻汉将昔时蒙陈(尘)，惯在长城多苦辛。三十万军犹怕死，况当陵有五千□(人)。军中有事须成援，数将同行不同战……其时将军遭洛薄，在后遗兵我遣收。卧毡若重从抛却，轻时任意留。逢水且须和，逢冰莫使咽人喉。隔是虏庭须决命，相杀无过死即休。国中圣主何年见?堂上慈母拜未由!今朝死在胡天雁，万里来飞向霸头。”［3］129唱词一开始引述当年汉高祖刘邦三十万大军被匈奴围困于白登之事，以此类比李陵的困境，以五千弹尽粮绝的步卒对抗匈奴的十万精兵，这本已让人产生无比的同情与哀叹，而“军中有事须成援，数将同行不同战”则批判了这次对匈奴作战中最高军事统帅的错误指挥，使得军队之间不能形成及时的相互增援，从而导致了李陵的被陷绝境，激发了听众对李陵的深切同情及对统治者的指责之情。之后，演唱者又深情描述了李陵及兵士的困苦，即便如此，他们仍坚持惨烈地战斗，扔掉重物，以冰水解渴，而“隔是虏庭须决命，相杀无过死即休”揭示了李陵拼死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之后的四句，既表明了李陵的忠孝之心，又进一步强化了他誓死边庭的决心。让听众在深切的理解与同情之中也产生了敬服之心。此外，变文还通过李陵在无奈投降之时的心理刻画及其妻子在临刑前的真情表白，又一次揭示了李陵的投降是诈降，是暂时的策略:“须运不策之谋，非常之计，先降后出，斩虏朝天……李陵弓矢俱无，勒辔便走，凶(胸)望汉国号(啕)大哭。赤目明心，誓指山何(河)，不辜汉家明主。”［3］129－131这是在前面同情理解李陵基础上的进一步肯定。而李陵妻子在临刑前的一番表白，更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反映了民间的判断:“新妇被法启尊婆:‘枉法严刑知何奈!君主受佞无披诉，生死今朝一任他。呼唤上天无可恋，妾共老母同灾变。君在单于应不知，与君地下同相见。’”［3］132“枉法严刑”与“君主受佞”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汉武帝，他听信谗佞，枉法断案，冷酷寡恩，不仅害了李陵，还残害他的全家，残害无辜的史官司马迁，从而也进一步支持了李陵诈降的判断。

《李陵变文》一改传统对李陵投降的绝对批判倾向，重新客观理性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肯定了李陵的智勇，对他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批判了最高统治者听信谗佞，枉法断案，残暴寡恩的罪恶行径，表达了民间对于明君圣主的热切呼唤。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玄宗宠信谗佞，使大厦将倾，时代呼唤明君贤臣，唯其如此，才能力挽狂澜，使百姓安居，边庭安宁。所以，《李陵变文》具有深广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色。此外，直接叙述唐代历史的《张议潮变文》虽然文字残缺严重，但对沙洲名将张议潮英雄伟绩的描述，却有惊心动魄之势:“仆射即令整理队伍，排比兵戈，展旗帜，动鸣鼍，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曳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4］114该变文生动再现了敦煌地区人民抗击异族入侵的辉煌史实，热情歌颂了以张议潮为首的归义军将士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王昭君变文》是敦煌变文的重要作品。它仍是以汉代王昭君和亲故事为原型，但是变文中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变化。变文之前的昭君故事最早见于《汉书》，之后的《后汉书》也有记载，但他们对昭君的记载一般都比较简单，只是略记昭君两嫁单于，生有二子，并老死塞外。其中的昭君形象是文人笔下一个干瘪而不受世人重视与怜爱的宫女，几乎没有对她的情感、形象进行刻画，她只是一次和亲事件中一个木偶似的人物，是文人心中的一个政治符号而已。但是到了唐代变文中，昭君则被塑造成为一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令人怜爱的形象。变文中“良由画匠，把妾陵持，遂使望断黄沙，悲连紫塞，长辞赤县，永别神州”［4］102、“丹青写刑(形)，远稼(嫁)使匈奴拜首”［4］102交代了昭君出塞的原因，变文在史籍的基础上强化了昭君在出塞途中与入塞之后对故国亲人及汉王的思念与盼归之情，同时也刻画了单于对昭君的百般恩宠，但是昭君却始终思恋故国，相思成疾，抱憾而终。从变文可以看出，民间作者对昭君这个苦命女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体谅，也正缘于此，唐代变文创造性地虚构了单于对昭君的爱情。这既反映了民间的理想愿望及对昭君这类弱女子的朴素关怀，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昭君变文的写作年代虽有争论，但基本认为应在中唐前后。此时唐帝国江河日下，外有回纥的居功抢掠，内有藩镇的拥兵作乱，疲惫不堪的唐统治者不得不采用公主联姻的政策。初盛唐时期公主联姻虽也有政治目的，但当时的唐王朝基本处于强势地位，所以联姻公主一般都嫁给功臣、外戚或少数民族首领。而中唐时期的公主则是在王室软弱衰微的前提下，为笼络回纥及藩镇而不得已的联姻，这种联姻带给时人更多的是无奈与酸楚，而这种思想情绪也借着昭君的形象得以宣泄。在《王昭君变文》中人们写她对故国亲人的苦苦思恋及由此而生的愁肠百结，“边云忽然闻此曲，令妾愁肠每意归。蒲桃未必胜春酒，毡帐如何及采帏，莫怪适来频下泪，都为残云度岭西。”［4］102表现了世人对昭君及类似女子的深切同情;写单于百般宠爱昭君，“可汗将为情和，每有善言相向。”［4］102“单于见他不乐，又传一箭，告报诸蕃，非时出腊(猎)，围绕烟旨山，用昭军(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4］102一方面表达了世人希望当时众多的和亲事件能够顺利实现它的政治目的，能够为大乱之后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宁;一方面也掺杂了平凡人情之中对这些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弱女子的美好希冀;而变文中昭君对帝王的思念，不仅是封建正统忠君观念的表现，也进一步传达了人们对这些女子肩负的政治使命的期盼，因为忠君的女子才会忠于君王的使命。可以说昭君形象的变化，深刻揭示了唐代的世道人心及社会思潮。

三、话本小说与谣谚的社会历史价值

唐代的话本小说也深深地镌刻着唐人的社会历史观念。以婚恋观为例，魏晋南北朝讲究门阀世婚制，这种观念在唐代也非常盛行，士子们以联姻世家望族显示其清高、尊贵。《隋唐嘉话》称:“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晚西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5］14故而唐代的传奇小说中有很多才子邂逅名门佳丽的故事。如《游仙窟》里男主人公暮色中投宿的是唐代七大姓之一的清河崔姓女郎之宅邸。无独有偶，卢生在《枕中记》里也是与清河崔氏女子结缘。而《李娃传》里的郑公子，《莺莺传》里的崔莺莺，无不是世家大户。而《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虽不是“七大姓”之女，但也是“霍王小女”，也是作者眼中的大户。这些都昭示了时人的婚恋观，昭示了时人对门第观念的重视。同时，唐传奇中也充满了姻缘天定的宿命观念。传奇小说中的姻缘观念正是唐人婚恋观的体现。敦煌遗书中所发现的唐代话本虽为残卷，但却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宣扬宗教思想的同时，其中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及人性的揭示尤其值得注意。如《唐太宗入冥记》残卷通过对唐太宗魂游地府而受地府判官勘问的描写，曲折反映了当时民间对待弑兄囚父之唐太宗的真实态度，同时还揭露了官场营私舞弊、徇私枉法等丑恶本质。《叶静能话》通过叶静能种种神奇的道教法术，寄寓了作者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秋胡》残卷对士大夫鲜廉寡耻、丑恶嘴脸的无情揭露和对普通女性美好品德的肯定，使其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庐山远公话》虽具有浓郁的佛家说教成分，但通过远公被强盗所劫转为奴隶及被转卖等事件，深刻揭示了豪强的罪恶及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唐代民间谣谚创作虽难称丰富多彩，但无疑值得一观。尤其是在反映唐代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视角。如唐玄宗时民谣《神鸡童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6］2143玄宗开创了富庶繁荣的开元盛世，备受唐代文士之称颂，杜甫的《忆昔》二首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作，而《神鸡童谣》以开元年间行封禅大典却以鸡童贾昌相随之事，辛辣地讽刺了玄宗的荒淫堕落，让我们目睹了盛世明主的另一面。而作为官吏代表的吏部侍郎姜晦，无才无能，故时人作歌曰:“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7］90不但辛辣嘲讽了铨选制度的腐败，而且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煌煌盛世不堪的一面。《高黎贡山谣》是一首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商旅生活的民谣:“冬日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8］31全诗写贾客出于生计，不得不远离家乡在外经营，但他时时思念着家乡亲人，然而却由于环境凶险，川资缺乏难以归家，表现了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心酸的生存状态，有着独特的社会历史意义。唐代的俗文学作品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却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他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引人入胜的情节，反映了时人眼中的现实，具有珍贵的社会历史价值，值得深入挖掘研究，以补正史雅文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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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晓慧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