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的研究范文

《民族教育研究杂志》2014年第四期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浙江理工大学、衢州学院和丽水学院非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大一学生，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如下:总人数103，男女生比例大致相当，其中男生56人(54.4%)，女生47人(45.6%)，生源地为湖北、广西、新疆等11个省区，涉及土家族、壮族、哈萨克族等17个少数民族，且绝大部分来自农村(87%)。值得一提的是平均年龄偏大(20.8岁)，但平均学习英语的时间偏短，只有6.4年。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来自新疆的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很短，平均时间只有3.9年。在学生整体英语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即使他们有再强的交际需求也很难转化成较强的交际意愿。因此，如何激发他们的交际意愿值得我们探讨。表1是浙江省3所高校在各项指标上的一些统计量，反映了数据的离散程度和数据取值的平均水平。问卷采用五级Likert计分方式，1代表几乎总是不愿意，5代表几乎总是愿意，共由26个题项组成，总分130分，得分高于104者表示课堂上英语交际意愿较高，低于78分者表示课堂上英语交际意愿较低。从数据采集看，情况不容乐观。3所院校的交际意愿均值都偏低:衢州学院只有2个即6%的学生英语交际意愿较高，而丽水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则无一人得分超过104，没有一个学生有较高的英语交际意愿;交际意愿偏低的比例却很高，分别是丽水学院82%(36人)，衢州学院70%(23人)，浙江理工大学62%(16人)。如此悬殊的数据值得深思。

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的因素，首当其冲的是英语交际能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交际能力高者寥寥无几，而超过80%的被研究对象英语交际能力都很低，浙江理工大学的被调查者尤其低，达92%。语言上的欠缺阻碍了他们交际意愿的表达。细看英语交际能力自评问卷发现:(1)在和朋友、熟人交谈时的交际能力自评明显高于和陌生人交谈时的能力自评，说明交谈对象是影响交际意愿的主要因素。(2)场合为两人交谈时的能力自评高于多人场合的能力自评，说明交谈人数也是影响交际意愿的主要因素，他们不适应在人多的场合用英语交际。影响最大的还有冒险性，几乎所有的学生在英语课堂上表现出来的冒险性都很低。其次是学习者信念，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学生认为现在的课堂教学方式新颖、活动有趣，但上完课后好像收获不大，还是更喜欢传统的授课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课堂上不能过于活跃，此种观念自然影响了交际意愿水平，这种观念很明显受他们英语学习经历的影响。态度/动机偏弱，受访学生坦言，他们现在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四六级考试以及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学生们都比较认可教师支持和班级凝聚力。他们反映，在一个凝聚力强、友好亲善的小组中，他们比较放松，更愿意参加英语交流。他们也强调，教师的帮助(包括言语的和非言语的)都有助于促进他们的课堂英语交际。幸运的是，高焦虑者不多，说明焦虑不是影响这批学生英语交际意愿的主要因素，这和吴旭东的研究结果类似，他认为焦虑对交际意愿的影响是间接的。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0.05上，丽水学院和衢州学院在教师支持、焦虑程度两方面有显著差异;在显著性水平0.01上，两校在班级凝聚力方面有高度显著差异;丽水学院在教师支持和班级凝聚力方面落后于衢州学院，而焦虑程度又高于衢州学院。表4数据显示，在显著性水平0.01上，丽水学院和浙江理工大学在交际意愿、信念、态度动机、焦虑程度、自我评价等方面均有高度显著差异;除了自我评价以外，其他四个方面丽水学院都逊色于浙江理工大学。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0.05上，衢州学院和浙江理工大学在交际意愿方面有显著差异;在显著性水平0.01上两校在信念、态度动机、教师支持、焦虑程度、班级凝聚力和自我评价方面有高度显著差异;衢州学院在交际意愿、信念、态度动机三方面不如浙江理工大学，而在教师支持、班级凝聚力、自我评价、尤其焦虑程度方面好于浙江理工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总体来说，被研究对象的自我评价较低，英语交际意愿偏弱;交际意愿和自我评价之间呈显著意义的正相关性，且自我能力能很好地预测交际意愿。其中，丽水学院和衢州学院差异不大，这和两校的生源相似有关系;而浙江理工大学和两校的差异就比较显著，这也和生源有关。虽然浙江理工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不长，但能录取到这所大学的学生整体素质高于地方性院校的学生，他们更自觉、更能吃苦、更有目标，这在访谈的过程中笔者也能充分感受到。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英语交际意愿水平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笔者进行了Levene’s方差齐性和独立两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t值为7.853，p值为0.000。可以认为在显著性水平0.01上，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的交际意愿有高度显著差异(P＜．01)，表明少数民族学生的课堂英语交际意愿水平显著低于汉族学生。同样，为了了解少数民族男女生的差异性，笔者也采用了独立两样本t检验，t值为1.065，p值为0.290。因此，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可以认为男女生在交际意愿方面的差异较小，虽然课堂活动中女生表现出更强的交际意愿，但还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影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交际意愿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一)内部因素录取到地方院校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学生大部分来自偏远的农牧区，他们不张扬、羞涩、内敛。课堂上往往保持沉默，采取回避、被动接受的态度。他们的英语基础较差、语言能力较低，表现为词汇量少，听不懂;发音不准，害怕说不好被别人笑。其次是英语学习经历的影响。有些少数民族地区高考时不考听力，有些虽考听力但不计入总分。这样的高考评价机制使中学阶段的英语教育忽略听说教学，只强调机械性背诵、记忆。来自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源由于缺乏听说训练，他们的交际自信和交际意愿都大大降低，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交际能力。

(二)外部因素首先是教师的支持不够，包括教学方法的应用、课堂氛围的创设等等。在访谈中学生们反映，语言环境的缺乏导致他们课堂交际意愿低下。研究表明:越接近真实的课堂交际环境越能激发学习者的交际意愿，这涉及交谈话题的难易度、兴奋度，当话题是熟悉的、有趣的、新颖的且是自己能胜任的，学生们更愿意开口说英语，交际意愿就高。因此，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应与时俱进，了解学生们的需求，设计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调动其积极性。再者，教师提问对英语水平低的同学是一个负担和压力。有学生说:“当老师在讲这个题的时候我会去看下一题，因为担心下一题老师就会叫到我。久而久之，老师讲的知识一点都不知道，也越来越开不了口说英语，觉得上不上课都一样。”其次是分班形式欠妥。浙江高校招录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学生是依托国家的优惠政策降分录取的。而这些学校却没有设立专门的少数民族班，他们都被分到了各专业的普通班中，即班里只有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水平差距极大的氛围里，他们的交际意愿更加受到抑制。再次是同伴的支持欠缺。整理学生们的日志后，笔者发现学生们用英语交谈最多的场合是课堂，而在课堂里互动最多的就是同桌。有一个来自贵州的学生在接受访谈时强调“搭档”对学习英语非常重要。她说:“我同桌英语是很好的，语音很准，我只敢在她面前说英语，因为她不会像别人那样笑话你，反而会在读不准的地方耐心地帮你纠正。但有的同学是不会让你在她面前说英语的，因为她认为‘你说的不准，会影响我’”。本研究初步调查了浙江省3所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以及影响交际意愿的因素，比较了3所院校间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水平，探究了少数民族大学生课堂内英语交际意愿的性别差异和族别差异。主要发现有:被调查者交际意愿的强烈程度是受各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被研究对象的自我评价较低，英语交际意愿偏弱，且它们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少数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存在显著差异，但其男女生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建议针对普通院校录招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应该单独开设英语课，在英语水平相当的氛围里，他们彼此不会抑制自己的课堂表达意愿，有助于激发、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本研究所调查的院校仅有3所，调查人数也偏少，不能完全涵括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的因素。另外，目前通用的问卷都是借鉴McCroskey和MecIntyreetal，虽然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但笔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些问卷不完全适合具有中国国情的英语教学环境。因此，设计适合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交际能力自我评价表和课堂内英语交际意愿量表还需大家共同的探究。

作者：杜丽娉单位：丽水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