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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学转型与教师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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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摘要]大学转型与教师转型是相互依存的,在这种依存关系中,教师转型是第一位。从学理角度来分析,只有教师的转型,才能带来大学的转型;实现大学的转型,首先要有教师的转型。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大学从最初的教学型到研究型,再到后来出现的创业型,均是以教师进行相应的转型作为前提与基础的。从现实角度来验证,教师单一的专业成长模式导致大学的同质化倾向,教师的整体素质决定大学的发展状态,都体现了大学转型对教师转型的高度依存性。

[关键词]教师转型;大学转型;依存性

学界不乏关于大学教师的论著,但从教师与大学,尤其是教师转型与大学转型相关性方面探讨的论著少之又少,只在某些篇章有些零碎观点。事实上,大学转型与教师转型的相互关系,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教育规律,值得我们研究与关注。一方面,推动大学转型,能够牵引教师进行相应的转型;另一方面,实现了教师的转型,必然推动大学的转型。在这种依存关系中,教师转型是第一位的。因为大学能否实现转型,最终取决于教师是否转型。如果一所大学占主体地位的教师体现不出相应的类型,那么,无论该大学自己定位为哪种类型,都只能是有名无实。例如,当前国内明确冠之以创业型大学的任何一所高校,其教师在整体上仍然属于传统型,尚未转为创业型,从而这些高校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创业型。在领会大学转型与教师转型的相互依存关系之后,无论在理论上研究大学的转型,还是在实践上推动大学的转型,我们都会有意识地选择从教师转型视角切入,以小见大、由点及面来开展工作,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大学转型对教师转型的高度依存性出发,试从学理依据、历史考察、现实基础三个方面进行系统与深入的分析,以便获得大学转型与教师转型依存关系的确立。

一、大学转型对教师转型高度依存的学理

依据一所大学的变革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其结构性的学校主体、学科属性、办学层次以及功能性的职责与使命上。因而,在学理上确认大学转型与教师转型的依存关系,使其由常识转为一种理论,需要我们从以下方面来论证。

(一)有什么样的教师,才会有什么样的大学

高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教师是大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学习者来到大学,基于相应的学科与专业,而这些实施学科专业的主体,正是大学教师。校友们日后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大学里的那些大师,在回忆起那些大师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学生时代的大学,体味大学的风骨与精神。教师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大学的学科属性。一所大学的教师集中在哪些学科,这所大学就属于哪些学科门类的高校;一所大学哪些学科的教师最有影响力,这所大学的哪个学科就会最有影响力。可以说,有什么类型的教师,就有什么类型的大学。例如,如果一所大学的教师全是体育专业的老师,那么,这就是一所体育大学;如果一所大学的教师以纺织学科专业教师为主体,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一所纺织行业特色大学。有什么层次与水平的大学教师,就有什么层次与水平的大学。评价大学,是一个世界难题。尽管如此,我们同样可以看出,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学,其教师的学术声誉亦在圈内更有影响力。同时,世界各国高校共同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发掘尽可能优秀的教师,以此来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与层次。可见,从层次与水平来看,大学转型对教师转型具有高度依存性。事实上,教师的质量决定了大学办学的质量。如中世纪大学一样,如果排除管理因素,大学教师的组成就是大学的全部的话,可以说,有什么层次与水平的大学教师,就有什么层次与水平的大学;教师的能力与素质,决定了大学的质量与声誉。

(二)大学转型的实现,最终在于教师

教师是大学文化的传承者,高校办学文化的转型最终体现在教师的转型。一所高校的办学理念、战略目标以及价值追求,可以由学校领导确立,但是,要想使其在全校范围落地、扎根、开花、结果,则需要广大教师的认同和实施。教师是大学文化的播种机与传声器,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把这种办学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对外连接各行各业,对内熏陶万千学子。教师是教学育人的承担者,人才培养定位的转型最终体现在教师的转型。作为大学的第一个中心与第一大使命,人才培养是大学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这项中心工作,全靠广大教师来承接。学校增设哪些课程,需要教师来完成;学校推行哪种教学模式,需要教师来实现;学校确立什么类型的人才培养定位,需要教师贯彻落实,甚至要从改变教师的类型开始。教师是科学研究的生力军,高校科学研究的转型最终体现在教师的转型。对于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来说,学校能否创造出更多的应用性成果,并积极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最终要由广大教师来决定,看他们是否愿意由学术本位转向学以致用,也要看他们能否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的应用性成果。对于一所刚刚起步的新建本科院校来说,学校力争创造更多的学术成果,改变学校的“专科痕迹”,塑造大学的学术文化,最终同样要看广大教师是否实现了由教学为主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能否创造出更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教师是社会服务的履行者,高校社会服务的转型最终体现在教师的转型。一所大学要在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基础上增加或者扩充直接服务社会的职能,需要将这项职能转化为广大教师的工作任务。一所大学要从公益性的社会服务转变为收益性的学术创业行为,需要教师实现其学术产品、服务态度、价值追求等的全面转型。总之,大学的类型、水平与教师的学科、层次是相互依存的。一所大学要实现学科门类的转型,最终体现在师资的学科结构比例上;一所大学要提升办学层次,最终体现在高水平高层次人才的拥有上。无论哪种力量引领大学转型,无论大学转向哪种类型,必先获得广大教师的理解、支持,并引导他们的工作与实践,最终实现教师的转型。

二、大学转型对教师转型高度依存的历史考察

自诞生以来,大学就不断变革与发展。当达到一个质的突破,大学便实现了整体的转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大学转型对教师转型也是高度依存的。对此,我们从教学型、研究型与创业型三种大学模式来分析。

(一)教学型大学与教师职责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起源于中世纪的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随后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是高等教育的第一个发展形态,他们将人才培养作为单一的职能,教学育人作为大学唯一的使命。虽然个别学者从事科学研究,但那时的科学家只是业余爱好者,科学团体的成员也大多在大学之外,对科学的主要贡献并非由大学而是在大学之外作出的,大学当时还处在科学的边缘。中世纪大学从某个角度可分成两类:“学生大学”与“先生大学”。所谓“学生大学”,是指由学生主管校务的大学,例如波洛尼亚大学。大学行政事务由学生主管,凡教师聘任、学费数额、学期时限和授课时间等均由学生决定,教师惟一掌控的只有考试制度。“学生大学”的中心任务是教学,课程充满“实用主义色彩”,在学生的评价视野中,能让他们从教学育人中受益的教师便是好教师。所谓“先生大学”,是指由教师主管校务的大学,例如巴黎大学。教师负责制定规章制度、教学内容、学位授予等各种校内事务。教师不仅承担教学的任务,还要履行管理的职责。这里的管理,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育人,同样属于“教学育人”范畴。而且,那时尚未形成研究的文化氛围,自由辩论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著书立说。个别教师开展了相关的或者纯兴趣的研究,只能归于教师职责之外的业余爱好。可见,在中世纪的大学,洋溢着“教学”的浓厚气息。中世纪的大学,其教学有许多让人诟病的地方。如没有普及书本,文字写在羊皮卷上,价格昂贵,只有教师拥有,传承给学生只能通过“老师念,学生记”的方式。但是,中世纪大学也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例如,大学及其教师拥有较大的自治权,有些高校甚至拥有独立的司法权;虽然宗教色彩鲜明,教学内容崇尚辩论与理智训练,但总体上属于面向职业的教育,体现出务实的一面;在教育过程中,由于强调以教学为中心,甚至作为唯一的办学目标,从而使得学校的教学文化氛围浓厚,师生关系较为紧密。而且,师生自由流动性强,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重视大学建设以及下放办学自主权。中世纪大学教学价值的精神向度,是人类精神圣殿中一块永不褪色的丰碑,是当代大学重新定位其教学价值的重要标尺。

(二)研究型大学与教师职责分析

对于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普遍的观点认为,1810年,德国创建了柏林大学,颠覆了传统的大学模式,提出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此后,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第二项职能。也有人认为,研究型大学起源于美国,美国是现代大学理念和研究型大学的真正缔造者。在此,从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建以及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来分析大学转型与教师职责的关系。柏林大学的创建与改革,开启了大学从事科学研究的新篇章,使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第二项职能,推动传统的教学型大学转型为研究型大学。这种转型,首先要有教师的转型。可以说,洪堡在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之际,并不是从大学转型的角度提出,而是为了推动教师转型,迫切希望教师把教学职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至于成为高等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更多的是后人根据柏林大学这一原则的历史贡献而赋予,这或许是洪堡以及柏林大学始料未及的。可见,从研究型大学的诞生来说,教师成为研究者是第一位的,一所纯粹的教学型大学转型为研究型大学,其着眼点首先是教师的转型。在洪堡倡导这一原则之初,科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对大学组织职能的规定,而是对大学教授职业使命的一种倡导。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来看,同样证明先有大批研究型教师的出现,才有研究型大学的繁荣。19世纪,有1万多名美国学生在德国大学学习过,其中一半集中在柏林大学,大部分在德国大学的哲学院学习。这些留德学生回国后,有的直接参与创建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大部分留德学生回到美国高校任教,大大地推动了这些高校成为美国实至名归的研究型大学。正如康奈尔大学原校长弗兰克•罗德斯所言,“许多美国新大学的教授本身就曾是这些德国研究生院的学生,这样,德国的学术影响和它所创造的新知识就不知不觉地渗入美国的课程当中”。可见,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研究型大学办学理念的确立,到大批研究型教师的培养与引进,再到知识传承与知识创造的革新,最后到人才培养规格与学术文化的转型,一步一步由教学型大学转型为研究型大学。

(三)创业型大学与教师职责分析

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要考虑社会的实际需要。这就是所谓的威斯康星理念,强调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形成了大学的第三大社会职能。至此,学界将高等院校的三大社会职能归纳为: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直接为社会服务。从社会服务职能的出现来看,威斯康星理念孕育于美国的赠地运动中。19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批赠地学院。这些学院以实用主义作为办学理念,注重与当地农工的密切联系,关注技术革新对社会的发展,扭转了当时美国学院因过度偏重古典教育而陷于空疏无用的状态,体现出了大学直接服务社会的职能。但是,这种社会服务型的赠地学院,建立在实用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学术活动之上。离开了服务型的教师,赠地学院也就达不到服务当地农工的目的。例如,赠地学院不但在课程方面创立农业、工艺等新的学科专业,而且在教学方法上也要进行变革,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组织学生到农场参加生产,把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各个赠地学院普遍设有示范农场、示范车间,后来又建立农业和工程实验站,师生亲自动手实验,走出学校去观察自然,考察工业、社会制度及公共机构,自己动手设计并操作机器,等等。从这可以看出,没有大批教师的转型与实践,这些服务内容就不可能达成,赠地学院的办学理念自然无法真正实现。从创业型大学学术创业的出现来看,只有教师拥有了学术创业的相应条件,并具有饱满的创业热情,才能推动大学走向学术创业的轨道。

三、大学转型对教师转型高度依存的现实基础

教师转型与大学转型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同样来源于实践且指导实践。基于此,通过对当前高校转型现状(问题与成绩)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验证该理论,进而以此指引高校从教师转型推动大学转型与发展。

(一)教师的单一专业成长模式导致大学的同质化倾向

纵观国内高校,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到尚无硕士学位点的普通本科院校,甚至再到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来源大体一致,均是从学校到学校;教师的任务基本一致,很难体现出“学术职业分类”,在履行高等学校三大职能的基础上,均以科学研究作为第一追求;教师的发展通道一致,通过科研业绩点以及教学育人工作量,追求学衔乃至荣誉的提升。单一化的大学教师专业成长模式,导致中国大学只有一个模型,只存在发展层次的差别,尚未形成办学类型的异同。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走向。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转型为职业教育。[14]实际上,这正是高校转型的契机。无论是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转型过来,还是从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过来,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转型,关键在于教师的转型。从目前来看,定位于应用型本科的地方院校,尚未实现真正的转型,因为其教师没有变化,无论教师来源还是业务素质,都与以前没有分别。这与国内提出创业型大学战略目标的高校一样,目前仍处在策划宣传期,尚未建成创业型大学,因为教师尚未从传统型转变。但是,无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高校,还是那些以应用性学科占主导的创新性大学转型为创业型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15]《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这就意味着,未来的若干年,将是大学教师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只有实现了教师来源的多元化、教师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师发展通道的多元化,才能出现高等教育类型的多样化。

(二)教师的整体素质决定大学的发展状态

尽管我国尚未形成高校类型多样化,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看到了少数类型不同的高等院校。有些高校实现了质的飞跃,从一种类型转换到了另一种类型,或者说,具有明确的、与办学定位相吻合的发展特征,人们能够从其自身特征而将该高校定性为某种类型的大学。究其原因,还是教师素质的差异性。在通过教师转型推动大学转型过程中,被誉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缩影”的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之一的华中理工大学,最能体现大学转型对教师转型的高度依存性。从建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余年时间内,华中理工大学就从一所教学型院校转型为研究型大学,“1995年中国大学研究与发展成果前100名排名”中,该校已居全国第八位。该大学的转型与发展史,正是该校教师的转型与发展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校一直把教师的转型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与头等大事来抓。例如,20世纪70年代,当知识分子还被当作“臭老九”受到冷落时,该校顶着巨大风险,慧眼识“骏马”,实施了“广积才”的人才战略。

几乎同一时期,该校率先在同类院校中创办文科,加快不同学科教师的培养与引进,实现文理工管综合化办学;率先提出“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前面”的观点,大力提高教师的科学素养与科研能力。其实,已有许多学者对该校的成功经验进行过探讨。例如,办学者本人朱九思校长对该校的办学模式有一句话的概括:“从严格的意义讲,作为学校的领导人,如果不懂教育科学和教师的重要性,就很难办好学校。”学者在分析朱九思校长将“学校能否冒尖的根本原因归于抓不抓人才”时进一步指出,“所谓人才,学校里主要是教师,教师是根本……尽管很多人也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但将其上升到‘第一’、‘根本’的高度,还存在不足”。有文在分析该校向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转型过程中认为,值得高教界津津乐道的第一项举措便是“广积人”,把师资队伍建设摆在了“四大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校园建设)的首位。该校在总结办学经验时亦指出,“回顾几十年历史,每当学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明确了新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后,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抓培养提高师资”。可以说,正是基于培养与造就一大批高素质高层次学术人才的办学逻辑,逐渐实现了该校“从原来以机电类为主的工科院校向文、理、工、管、医、农的综合性大学转变;从原来以教学为主向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并高度重视校办高科技产业转变……”最终通过教师转型实现了大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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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八军

教育研究杂志责任编辑:冯紫嫣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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