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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中主体行为机制分析范文

时间:2022-08-06 04:07:26

新型城镇化中主体行为机制分析

一、引言

我国早期人口流动主要靠政府宏观引导,属于行政性人口流动;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规模增大,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在当前工业结构性调整、地方债务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内外环境下,企业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和出口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城镇化则是有效刺激我国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战略举措。国务院在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总理也提出“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牛文元提出“人的城镇化”的内涵和个维度,并构成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核心;其实,“人的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本”[1]的另外一种阐述形式。李楠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角度,给出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强调了“以人为本”来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徐选国、杨君强调新型城镇化建设[2]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建设理念及其在实践上的推进,并重点研究了流动人口在实现“以人为本”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黄锟、楚瑞指出[3]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则是根本诉求。张贡生指出未来我国城镇[4]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将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共同导向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李强、王昊对比“土地城镇化”和“人的[5]城镇化”两种不同模式,指出后者能充分体现城乡居民利益为先的原则,其中“以人为本”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给出生产与生活方式、文明素质和社会权益等维度来综合推进“人的城镇化”。也有研究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发展”[6]与“城市的发展”有机结合的理念,并且强调了应该从微观主体视角研究新型城镇化运行机理,但对城镇化中多主体间关系的研究不够深入。[7-10]总的来讲,“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并且在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建设上给出丰富建议,为解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难题提供决策依据。但这些研究多基于管理层视角,缺乏对城镇化中主体微观动机和需求进行深入研究,即使有涉及该方面的研究,分析范围不够全面,更未发现从流动人口视角,并结合其利益相关者进行综合研究。于是,本文给出新型城镇化中微观主体系统模型,从主体行为基本原理出发,分析在城镇化进程中主体行为逻辑。

二、模型建立

新型城镇化是社会资源自我聚集的过程,其核心是“人”的流动,其他社会要素依附于人的变化来调整。本文就是要构建城镇化系统结构与主体、主体间关系和行为规则的研究模型。城镇化过程中离不开三类主体:政府、企业和人口,三者之间存在复杂关系。于是,不妨将其命名为GEP模型(政府Government、企业Enterprise、人口Population)。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政策和民生政策分别影响到该城市中的企业和居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可制定税收优惠和环保政策、产业补贴等经济发展政策来改变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影响企业微观经营决策,进而改变企业状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时,辖区内企业经济效益又是政府的宏观目标重要组成部分。民生政策将决定城市人口的福利水平。当前我国城市公共资源还存在较大程度的排他性,导致只有获得该城市户籍或其他形式认可的居民方可享受待遇。同样,流动人口选择策略又影响城镇化中人口素质水平和城镇化效果。就企业和人口间关系而言,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城镇化中企业,企业为城市人口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群体组织关系;城市人口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素质水平,最终决定微观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绩效,还包括城市宏观经济实力和社会技术水平。

(一)政府模块

地方政府是该区域内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就城市间而言,不同城市的政府管理存在相互影响,彼此之间具有竞争、合作和学习的行为特点,各自的政策最终会在市场上经受检验,城市间便出现了分化和聚类,会出现不同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模式。研究范围为某个城市时,政府管理者承担政策制定、政策环境控制、公共产品供给以及社会公平协调等,随着政策在市场中得到检验,政府管理者具备了自我学习的螺旋式成长路径,最终形成各自城市独有的政策路径和政策偏爱。无论是城市内部问题,还是城市间的境况,政府系统都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经济政策系统和民生政策系统。经济政策系统包括:经济计划系统、经济环境政策系统、经济质量评估系统等,这些系统构成了政府对其所管辖范围企业宏观调控效果,企业经营绩效是对其经济政策投入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的基础,也是政府有效资源配置策略的依据。民生政策系统主要包括:社会保障系统、公共产品供应系统、城市准入系统等,这些系统决定了政府获得非经济收益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最终影响政府获得政治支持程度。政府是城镇化中人口流动的推动者和管理者,兼有付出者和受益者双重角色。所谓推动者,政府采用资源配置(政策资源、社会舆论资源等)组合变化影响个体生存经济社会环境,来影响个体行为。管理者则说明在人口流动中政府有责任也必须有能力控制人口资源优化,避免出现市场低效率。从利益角度来看,政府需要付出人口流动的各种管理成本等,但获得了人口资源高效率带来人口素质提高的收益。同时,政府也是社会制度环境的缔造者,企业和个人都会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依据政府管理相关思想,政府行为的基本原则是选民最大化,民意支持程度与居民在政府管辖内的福利水平有关,即人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取效用水平,包括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前者描述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回报,与企业便有了联系;后者则是对社会公平性程度的反映。所以,政府系统包括目标和行为两大模块。目标是选民最大化,包括了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是以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来决定是否投票,法人企业则以经济利益最大化来作为行为准则;政府行为主要包括:经济政策和民生政策,分别构成企业和个人的政策环境。

(二)企业模块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企业决定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就业状况,是城市人口在城镇中获得经济收入的载体。企业系统由基本生产系统、研发匹配政策环境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等构成,并制约着企业经济效益、社会形象以及与政府宏观导向的匹配程度。城镇化进程中,企业间存在竞争、学习和模仿等复杂关系,通过彼此间决策差异以及决策效益的交叉影响,企业间逐渐出现分化和聚集,出现不同层次的企业群,又反作用于城市经济环境,最终影响政府调整政策环境。

(三)人口模块

城市人口系统包括了原有人群和迁入人群,在界定研究问题时,人口流动包括农村与城市间—城市与城市间不同地点的双向流动,但无论何种流动,背后动机一致,都是人口通过流动迁移行为实现利益优化,完成帕累托改进。于是,在接下来的人口系统分析中,就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部分人口为研究对象建立模型。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讲,人口迁移是人群福利状况优化与改善的过程,效用是用来衡量福利水平的一个重要方法。所以,可以用个体经济财富改变来反映个体商品效用的变化。除了经济效用外,个体从农村到城市还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用,诸如社会关系网络增大、教育机会增加等。人口个体做行为选择决策,合理配置自我资源,达到在农村和城市间的总体效用最大化。这与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个人发展”含义一致,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理论。[11]

三、系统模块间关系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中,“人的发展”是基本核心原则。人口是城镇系统基本构成要素,根据行为科学基本理论,个体行为受利益最大化基本原则支配。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追逐经济利益是个体在其人生发展特定阶段的表象。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是人们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动力下,各种需要在农村环境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就必须调整到城市环境下才能实现,比如更高的经济收益、社交层面拓展、社会地位提升和生活环境改善等。另外,人类五个层次需求存在着“满足自我满足群体回归自我”的内在逻辑,相应产生“人口分散人口聚集人口再扩散”的环境——变迁过程。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口发展的核心是关注生理和生存需求,而不是其他更多的社会属性,而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生产与生活的重要构成则是基本生存需求(诸如吃、穿需求)。同时,由于农业经济在单位土地上产值较低,这就导致农村人口具有分散性的特点。随着经济水平提升,人们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便产生了高层次的社会属性需求—自尊与社会归属。社会属性需求是以更多的经济收益为基础,并且以更大的社会群体为依托,其必要基础条件则是单位面积上经济高产出值和人口高聚集度,而城市恰恰是人口等生产要素聚集的场所。在空间上,城市拉近人们的物理距离,方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往来。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不同习惯人口慢慢分化,便产生不同社会群体,最终满足人口的社会归属需要。人们在城市中进行更大的财富积累,自尊和社会归属需要也相继得到满足,根据层次需要理论,人们的关注点从个体之外再次转向个体之内,追逐个人理想,对社会属性逐渐淡化,个人与世界的融合显得更加重要,尽量减少其他个体对其干扰与影响。因此,人们更加偏爱相对分散的人口分布状态。世界城镇化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现象,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数值后,随着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出现从城市聚集区向郊区和周边农村倒流现象,城镇人口聚集程度下降。因此,“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符合人类活动基本规律,要充分认识到城镇化进程中最根本动力源泉—人的发展因素。从系统构成的微观个体角度来看,政策环境是刺激人口系统和企业系统发生状态转变的重要因素,一般遵循“外在环境刺激系统构成单元—系统构成单元与要素应对与改变系统特征变化”的基本逻辑。按照政府管理理论基本观点,执政者的政策目标是为了选民支持率最大化,而选民的选择基于自身需求得到满足程度大小。人们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完成自我需求、个人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协调。因此,政府政策若要达到预期目标,必然要“以人为本”,要保证能够影响到人的需求与发展,才能通过城镇化中人的行为达到宏观层次的社会目的。以政府教育政策为例,该类政策拓展了个体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提升个体在满足低层次需求的效率,缩短满足此类需求的时间跨度,促使人们需求结构改变,于是会导致当前生活环境与高层次需求间出现不匹配,便开始搜寻新环境来满足自身发展,人口流动随之发生。从经济学来讲,人口资源流动必然会带来人口资源优化配置,个体本身价值会得到更大的发掘与体现,主要表现为经济收益和个体素质得到大幅度提升,个体幸福感增加。于是提升了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和支持,被认同的政府获得了强化政策和政策持续执行的机会和能力。整个过程反映了政府政策与个体间互动关系的影响,而城镇化的宏观特征则是这系统内部主体间相互作用的涌现结果。

四、模型中主体行为机制分析GEP模型中主体行为机制分析

(一)主体学习机制

1.学习机制中的异质性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上,就个体而言,需求层次多样性是指在某个横截面上的主体由于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包括经济、素质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表现出在个人发展阶段上需求状态的差异性。人口流动是社会系统动态发展并与环境动态适应的结果,是城镇系统与人口个体实现自组织和共同进化的结果,而主体自组织和演化建立在主体可识别、利用和改变自身独有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在人口流动中个体在教育水平、家族家庭背景、年龄、风险态度等方面都存在多样性,由此带了各个主体在需求层次、行为特点和迁移偏好上出现不同。就企业而言,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企业经营状态、生存条件与政策环境协调程度等。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所处区位条件、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等资源的不同,城市历史基础和发展机遇也不尽相同,各自的决策目标也就存在差异,最终导致城市定位与政策导向选择呈现多样性。所以,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企业或者政府,都存在资源禀赋差异性特征,基于资源差异性的个体行为会带来更加复杂层次个体差异性,并且存在“资源禀赋行为模式与环境适应状况资源禀赋重新强化行为”螺旋式演进规律。

2.学习机制中的变革规则在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前提下,主体需要变革现状来适应新环境需要,可分为主动变革和被动变革。前者是主体内在学习和创新能力所引起的个体行为策略模式的改变,它既是个体主动迎合环境变化的动力,又是改变当前环境的重要力量,就如同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基本机理一样。被动变革是指主体内在惰性导致自身尽力维护当前行为模式,该种机制对环境变化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同时,也是环境短期稳定性的主要力量。新型城镇化中人口流动是系统整体与外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各类主体都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行为策略,而这些行为策略本身有的是出自于自我创新能力的结果,有的则是被动接受外部环境要求。以流动人口为例,个体内在需求受制于自我成长轨迹的变动,而成长轨迹源自于自我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往往与教育素质、家庭背景和地方文化和个人习性等因素有关),具备较强学习与创新能力的个体往往能够在物质经济方面获得较高回报,能在较短时间满足生存与生理的基本需求。当进入较高层次需求主导时,当外在环境给予个体更大发展机会时(政府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等),他会主动变革现有行为策略来改善自身,这种改变既是对外在环境的适应同时也在影响着流动迁移人口整体环境,是促使人口系统发生结构性调整的主要因素,比如人口贫富差距比例、人口教育结构等。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城市市民的农村人口,具备一技之长的农村人口、农村大学生等都属于该类型。同时,人口系统中也有个体基于自身惰性,选择维持现状,减缓与主动变革型个体间的收益差距,抑制高层次需求,“城里挣钱,农村消费”的流动人口就是典型代表,该类人口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维系了人口系统结构的短期稳定性。长期来看,由于主动变革类人口的存在,人口结构必然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依托于人口资源的产业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农村总体人口会因为主动变革型个体的增多而减少,导致农业发展从简单粗放式走向技术集约式,便给留在农村的惰性个体提出新要求,他必然要通过学习和提升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否则,境况会越来越差,甚至被社会淘汰。

3.学习机制中的强化规则强化是有机系统中主体对已有行为策略和经验的有效记忆,并逐步形成自我特征,最终通过遗传形成发展路径。当行为策略与经验和环境适应成正协调状态时,这种强化机制可以有效的缩短系统主体在适应环境变化的决策时间,并能加快整个系统的演进速度,反之,则会阻碍其与环境适应性。在新型城镇化中人口流动中,迁移个体会对自身决策历史和收益进行有效记忆,特别是在能给个体带来收益改善的情况下,这种强化机制更能影响未来决策。以教育决策为例,在个体教育决策时,当发现教育投入能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又能带来丰厚经济收益时,他会强化教育投入,并形成惯例,在教育决策上偏爱程度增加,最终形成个体特征—爱学习、重教育;反之,若个体教育行为未能有效带来预期收益,则会对失败经验进行记忆,改变对教育的态度和观念,减少教育投入,这样会进一步增大教育失败机率,便产生螺旋式放大与强化的恶性循环,最终形成了轻视教育不愿学习的个性特征。

(二)主体行为的涌现机制

城镇化中的群体行为特征是个体行为聚集的结果,具有羊群效应和循环放大效应,特别是对那些缺乏技术背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讲会更明显,比如在工作类型及工作地选择方面,家族或村上某个人的随机选择,会引起其他人的跟进,这种效应会蔓延扩大,在缺乏技术支撑的职业选择上,存在选择面窄、路径依赖强等特点,导致农民工“扎堆”现象。城镇化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迁移过程,这种迁移不是简单的“候鸟行为”,而是要长期居住、工作、生活在城镇中。在农村人口具备迁移意愿和迁移能力的条件下,城镇接纳能力成为其人口流动的必要条件,这与城市经济规模、社会功能、环境条件、文化等因素有关。人口是城镇化基本的单元,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系统,具备更为显著的自组织和自学习能力,依此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特征。人口系统中个体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迁移策略,在此策略中可选择留守、流动和迁移三种。不同策略下,个体资源配资策略不同,收益自然也会有区别。同时,支撑个体选择三种策略的背后除了自身最求的利益最大化之外还包括了自我能力、条件等,也就是说人口流动是个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的有效统一。在个体因素上,导致人口流动的因素相对简单,更多的是由于个体经济因素的考量,由于农业收入和城市工业和服务业收入存在差异,就会产生外在推力;从内部角度来讲,个体特别是年轻个体存在改变环境和增加社会认识的要求,这是内在推力。最早的流动迁移行为起到了标识作用,随后其他人口开始沿着“个人—家庭—村落—区域”的路径和层次,完成人口流动和聚集的特征,这也是农村人口流动存在扎堆现象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随着人口的流动迁移,城市结构也逐步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经济总量、公共物品供求变动等,由于人口规模的增加带来城市经济总量,为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了影响,进而促进城市环境改变,城市环境改变会进一步强化人口流动策略选择。

五、“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途径建设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建立在人的行为规律之上,从模型结构和各主体行为模型分析上,可以发现城镇化中的人与政府、企业存在互动影响关系,个体行为受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双重制约。因此,在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建设上,要立足于人的需求和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对人口的直接和间接政策,实现人口、政府和企业协同发展,将新型城镇化打造成具有政策人本化、产业人本化、人文人本化的综合人本环境。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注意下几个方面:

(一)既要有战略层面定位,又要确定合理抓手“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不仅仅是哲学层面的思辨,更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建立从理念到执行上的整套解决方案。“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理念,需要顶层设计者对城镇化进行重新审视,包括城市发展目标、城市发展理念、城市与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诸如城镇化应该由“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应从“土地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等理论成果。目前,如何在城镇化建设落实“以人为本”显得相对薄弱缺乏对[12],具体核心抓手的清晰认识是产生当前问题的主要原因。依据本文建立结构模型和主体行为模型,从个人发展角度准确把握人口需求变化规律是该难题的关键所在,例如可从经济、教育、闲暇、自我成长和参与城市管理等角度衡量个人发展维度,并依此对个人需求进行归类和分析,在城镇化建设中要注重相应的政策环境均衡发展。

(二)政府政策要注重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结合在新型城镇化中,政策在促进城市发展和人口协同发展上、人口在发展维度上、企业在行为原则上等方面存在着共性,但在城市具体路径选择上会由于资源禀赋和历史差异而不同,人口在发展维度方向和侧重上也会因为经济水平、家庭结构、地域亚文化等因素而呈现多样性,企业也将因产业阶段、社会分工和成长阶段不同而出现行为价值取向差异。因此,既要重注新型城镇化中主体行为规律普遍性与共性,又要切合各个城市内主体个性化特征。

(三)正确把握政府、企业和人口间的互动关系要从系统角度去认识城镇化中主体间关系,政府的民生政策能对人口产生直接影响,例如城市教育与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直接影响城市人口在教育机会、闲暇模式和自我实现途径,而政府经济政策调整则主要通过企业间接传导给人口,例如政府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政策,会带来企业生产决策和人力资源需求的结构性改变,引起人力资源经济收益变化,城市人口在经济和社会群体维度的发展状况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引起人口在素质提升方面的资源配置决策变动(诸如教育投入策略调整)。

六、结论

“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也是区别旧的城镇化建设道路的显著特征。“以人为本”城镇化建设理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得到普遍认同。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是一项复杂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套从顶层设计到实践操作的完整解决办法,无论采用何种模式、何种视角,都应该坚持服务于人的基本理念。因此,必须理清城镇化中人的需求是什么?有何特点和规律?城镇化中人与其他主体间关系又是如何?城镇化过程中其他主体又在那些层面影响着“以人为本”的建设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建立了系统结构模型,分析主体行为特点和规律,旨在理清主体间关系,提出应立足于城市人口发展角度,充分协调和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双重机制,有利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找准抓手。

作者:牛文学,谢枝花12 单位:1.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2.东莞技师学院基础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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