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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形成理论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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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研究杂志》2015年第八期

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方面,现代国家(modernstate)是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出现或者与之同时并存的政治组织形式还包括部落、城邦、城市联盟、帝国、封建主义和神权政体等。马克斯•韦伯(MaxWeber)最早揭示了现代国家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相比的独特性。在韦伯看来,“正如自中世纪以来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样,迈向科层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同样是国家现代化明白无误的尺度。”因此,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随着国家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后的兴起,社会科学家已经系统地考察了现代国家的形成问题并且发展了一系列解释模型。从现代国家形成理论的演进轨迹上看,尽管早期的模型大多依赖于欧洲的经验,但后期的模型越来越多地将欧洲之外地区的经验纳入进来。本文旨在回顾和评析这些理论模型,重点在于揭示这些模型的因果逻辑并比较这些模型的经验对应性。

一、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型:基于欧洲的经验

韦伯指出:“国家是在一定区域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要求(卓有成效的)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作为理性化权威的载体,现代国家正是“那种借助科层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由于韦伯对现代国家的这一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为蓝本的,也由于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国家建设也大多是以欧洲的国家建设为蓝本的,社会科学家对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探讨主要依赖于欧洲的历史经验。正是基于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社会科学家已经发展了以下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现代国家形成的因果机制。

(一)功能主义模型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最早系统考察现代国家起源的学者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R.Stray-er)。斯特雷耶认为,欧洲人所缔造的现代国家被证明比其他的政治组织形式更为成功。古代世界的两种主要政治组织形式———帝国和城邦都是不完美的。帝国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由于多数居民对国家缺乏忠诚,帝国往往走向分裂和瓦解。城邦的优势在于市民对国家的忠诚,但由于无法解决吸收新领土或新居民的问题,城邦在军事上的弱小使其要么成为一个帝国的附庸,要么迟早成为征服者的牺牲品。而1100年之后形成的欧洲国家结合了帝国和城邦的力量。“它们足够大并足够有力量,以获得生存的巨大机会。而且它们成功地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参与到或至少是关注政治活动过程,并成功地在地方团体里建立了共同身份的理念。”这样,斯特雷耶从现代国家比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更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视角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其理论视角主要是功能主义的。由于第一批现代国家是在英国和法国形成的,斯特雷耶主要讨论了司法制度、财政制度以及行政管理等现代国家制度在英国和法国的成长。在1100年左右,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仍然是相当弱小的统治者。面对着内部和外部的和平扰乱者,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努力建立提高内部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可以为抵抗外部侵略者袭击提供必要资金的财政制度。随着皇家法庭和财政部的建立,英国和法国在12—13世纪已经出现了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元素。尽管14—15世纪的瘟疫与战争阻碍了国家建设的进程,1450年以后随着压力的缓解,西欧各国的君主把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到现代国家建设中。“到1700年,西欧国家已经发展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今天普遍实行的国家结构。”这样,欧洲出现了第一批现代国家。

(二)经济交易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经济学解释。基于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不满,诺思与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试图运用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保持一致的分析框架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这样,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进入到了诺斯和托马斯的视野中。与斯特雷耶不同的是,诺思和托马斯认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是14—15世纪。在这一时期的瘟疫、饥荒与战争引起了欧洲人口大幅度和长时间的下降,从而导致了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由于地租相对于劳动价值的下降,严重依赖地租的封建收入也相对下降;由于劳动价值相对地租的上升,军队费用大幅度上升,政府支出的最低必需水平也相对提高。正如他们指出的:“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最有影响的参数变化是因地租下降而引起的封建税收减少和政府存在所必须的支出水平的相对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大领主不得不采取各种途径来增加岁入。一种途径是通过对外征服、设立常备军和基于联姻的吞并来扩大其影响和控制的地理范围,另一种途径是通过新税收、借债和特权所得来寻找新的岁入来源。随着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现代国家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逐渐形成了。在后来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国家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家为获得收入,以一组服务———保护与公正作为交换。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被统治者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由于总是存在着能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被统治者的机会成本。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被统治者集团替代度的函数。简而言之,政治组织在诺思的视角下被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对谈判力量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契约形式并非固定不变。随着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提供公共物品的政治单位的数量减少而规模提高,从而导致了现代国家在欧洲对封建主义的替代。

(三)战争驱动模型作为对组织化暴力的大规模运用,战争与现代国家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但对这种联系的社会科学探索还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才展开的。比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在《竞逐富强》中详尽探讨了公元1000年以来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发展。火药、火枪、火炮以及其他技术的创新不仅对战争的组织模式,而且对国家财政和公共生活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2世纪,随着步兵部队的兴起,骑士的优势开始衰退。14世纪,城市民兵让位于雇佣的职业军人。15世纪上半期,对常备军进行政治管理的模式迅速发展起来。到17世纪中叶,在法国、英国等国一方面建立了税金收入与陆海军费用之间的稳定联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从君主到最低级军士的一系列明确的命令。18和19世纪以后,欧洲君主们更卓有成效地使有组织的暴力官僚主义化,从而最终形成了现代国家。正如麦克尼尔所指出的:“欧洲开始进行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在循环过程中,其军事组织支持了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它本身也受到了经济和政治扩张的支持,而这一切都是靠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得来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敏锐地抓住了战争对欧洲国家形成的意义,但他的研究在理论抽象上显得不足。作为历史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则兼具对历史的敏感性和对理论逻辑的把握能力,从而最为系统地发展了国家形成的战争驱动模型。在《回归国家》中,蒂利明确提出了“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命题。在《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一书中,蒂利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理论阐释和史实证明。蒂利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经历了如此多样的道路,却殊途同归到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上?为回答这个问题,蒂利提供了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首先,控制着集中的强制资源的人试图使用这些资源来扩大对其运用权力的人口和资源的范围。当他们没有遇到相当的也掌握强制的对手时,他们就对领土上的人群成功地实施了稳定的控制,并且有权常规利用在这领土上产出的部分商品和服务,从而成了统治者。当他们遇到真正的对手,他们就不得不进行战争。战争和准备战争使统治者从那些拥有必要资源的其他人或者那些如没有强大的压力或补偿就不愿投降的人处榨取战争的资源。在其他国家的要求和回报所确定的范围内,对战争资源的榨取和争夺就产生了国家的中央组织机构。990年到1992年这一千年间欧洲历史充分表明,“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缔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这样,战争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形成。蒂利所考察的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主要是在欧洲国家之间发生的。作为蒂利的学生,维克多•李•伯克(Vic-torLeeBurke)也认同战争对欧洲国家形成的影响,但他却强调了欧洲之外的其他文明在欧洲的国家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伯克看来:“仅仅局限于一种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是无法对一个社会做出解释的。在一个各种文明相互竞争、对抗的境况中,其他的世界体系可能会阻断某个社会的发展。”伯克由此提出了一个“文明斗争模型”,其核心观念在于欧洲国家的起源是诸多伟大文明之间冲突碰撞的产物。各种文明间的冲突,涵盖了欧洲与拜占庭、阿拉伯、维京、蒙古、奥斯曼乃至印第安等诸种文明之间所发生的各类战争。由于各种暴力手段向内部的转化,这些战争开创了欧洲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可以说,这种文明斗争模型是战争驱动模型的一个变体。正如伯克坦言的:“本人的研究,为蒂利—吉登斯的战争事务与国家建设有着密切关联的原理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二、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型:来自欧洲之外地区的经验

在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现代社会科学中已经发展了各种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模型。不同于社会契约论等政治哲学中的国家起源理论,这些聚焦于现代国家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明确具体的经验基础。尽管这些理论强调了国家形成中的不同因素,但它们的经验基础都是一样的,即现代国家在欧洲形成的历史经验。随着比较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将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经验纳入到国家形成的理论探讨中。

(一)精英冲突模型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Lachmann)对国家形成的经济交易模型和战争驱动模型都感到不满,认为这些模型并不能展现权力拥有者之间的真实权力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统治大众的,也无法分辨国家形成的多岐过程以及或然性。拉克曼主张从精英关系的结构来分析国家形成问题。某一类精英攫取利益的能力取决于精英关系的结构,因此精英的力量随着精英关系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精英制度往往集中了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用来对抗敌对的精英和被剥削的非精英。长期以来,国家都是不同精英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场域。拉克曼认为:“任何国家的形成都不是加强统治者权力的单一过程,而是诸多精英进入国家,企图在和其他精英和农民的斗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产生的计划外副产品。”因此,国家是精英斗争的产物。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拉克曼不仅分析了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形成,而且分析了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俄国和欧洲之外的日本国家形成。比如,日本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是丰臣秀吉统治的16世纪后半期。在这一时期,武士被幕府将军和大名所驯服,而幕府和大名在朝廷内部展开了对职位和收入的争夺,精英斗争由此转移到了国家内部。这种斗争在明治维新时期达到了高潮,将军和许多大名失去了权力,由于此时可能挑战或反对改革的武士等精英都已经进入国家,明治政府在几乎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废除封建领地和建立国家军队。这样,拉克曼运用精英斗争理论解释了日本现代国家的形成。同样基于精英冲突的视角,戴维•瓦尔德纳(DavidWaldner)探讨了欧洲以外地区国家建设的路径分歧问题。瓦尔德纳注意到,非欧洲地区的国家建设具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吸纳平民发生在国家由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转型后,另一种是吸纳平民与这一转型大致同时发生。前者以韩国为代表,而后者存在于大多数后殖民地区,比如叙利亚和土耳其。瓦尔德纳提出的假说是:精英冲突的强度决定了国家转型的发生是否同时或先于吸纳平民。在韩国,精英相对具有凝聚力,因而能够达成互相的妥协,从而排除了动员平民的激励因素。因此,韩国的国家建设更多的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长期需求而非政治巩固的紧迫需要展开的。在叙利亚和土耳其,紧张的冲突使精英阶层陷入分裂,并无法相互妥协。这样,只有国家的精英把平民动员起来作为消灭政治对手和巩固自身统治的社会基础时,精英间的冲突才得以解决。这样,瓦尔德纳通过在微观层次上政治精英的选择解释了国家建设不同模式这一宏观的结构性结果。

(二)世界政治的动态模型许田波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家形成的动力问题。霸权和均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对核心范畴。霸权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支配逻辑,而均势则反映了国际政治中的制衡逻辑。许田波提出国际政治中的支配逻辑和制衡逻辑同样可以分析国内政治和国家形成。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支配逻辑反映在国家强制性机构的发展及其对社会行为体强制能力的提高,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制衡逻辑则反映为统治者由于社会反抗和行政成本上升而与社会行为体的权力共享。作为蒂利的学生,许田波在其理论中强调了战争的作用。但是战争既可以导致支配逻辑的出现,也会导致制衡逻辑的出现。许田波提出,两种逻辑中的哪一种占据上风将主要取决于国家能否进行成功的自强型改革。自强型改革包括三个关键要素:通过征兵建立国民常备军;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提高生产力;以贤能政治代替贵族政治。这三个要素通过以下方式强化了国内政治中的支配逻辑。首先,常备军有助于国内镇压,暴力手段的垄断使徒手反抗归于无效;其次,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国内压制,更广泛的税基提高了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的自由度;再次,行政机构的科层化有助于监视社会和预防反抗。如果统治者无法在争霸斗争中通过自强型改革来增强国家实力,他们就不得不采取自弱型权宜措施来制衡其他争霸国。自弱型权宜措施包括以下三个关键要素:通过军事企业家和雇佣军建立国民常备军;通过包税人来征收正税并通过贷款和信用来获得额外收入;向私人资本持有者出售公职。这些自弱型权宜措施使中央权威遭到了中间权力持有者的侵蚀,限制了国家实力的增长。通过这个“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许田波比较了中国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的战争对国家形成的不同影响。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制衡逻辑,近代早期欧洲也有国家试图争霸,因此支配逻辑的相对强弱是理解近代早期欧洲未能走向统一而春秋战国却完成了这一任务的关键。欧洲体系的运作结果当然可归因于制衡逻辑,但制衡逻辑能生效只是因为支配逻辑的效用更弱。这样,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争霸国采取的“自强型改革”与近代早期欧洲争霸国采取的“自弱型权宜措施”就成为两种不同发展轨迹的主要原因。

(三)政治发展的时间序列模型现代国家只是政治制度的一个要素。如果从政治发展的更宏大视野看,法治、民主等政治制度也在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以比较历史分析的视角考察了从史前时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三种政治制度,即国家、法治与负责制政府的起源与演化。福山强调,这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另外两种也会出现。比如印度具备了法治和选举民主,但一直缺乏强大的国家。福山在多学科的视野下分辨了不同政治制度的起源。国家往往是战争缔造的产物,而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在历史上来自法律的宗教起源,而民主往往与贵族、士绅和第三等级等封建势力的强弱有关。那么,为什么某些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制度的组合)出现在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区呢?在福山看来,导致这些政治制度发展差异的原因,在于这些外生因素在该地区出现的先后顺序。比如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法治在现代国家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了千年,而负责制政府的兴起则可归因于新生的现代国家无法完全击败议会、三级会议等旧的封建机构。印度在历史上没有像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或者近代早期的欧洲经历过漫长的激烈的战争,因此无法开发出现代非人格化的国家,但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就已成熟的婆罗门教却创造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法治。正如《摩奴法典》所反映的,法律在印度的传统中并非来自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而是来自宗教。在福山关于政治发展的时间序列模型中,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时间上,中国的国家形成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但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在春秋战国时期漫长而激烈的战争中,诸侯国开始设立常备军、配备科层化机构来征税执法并兴建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正是在争霸战争的推动下,现代国家的元素在中国逐渐生长起来。自秦朝以后,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中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世袭贵族、教会或僧侣群体、组织起来的农民、商人团体和军队等社会中的其他力量都无法抵消和约束这个早熟的现代国家。

三、比较与评价:现代国家形成的再思考

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主要是以欧洲国家为蓝本的,尽管中国很可能比欧洲更早发明了这一政治制度。因此,关于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主要建立在欧洲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基于欧洲经验的功能主义模型、经济交易模型和战争驱动模型称为国家形成的原生模型。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斯特雷耶对现代国家起源的解释是以欧洲中世纪的史实为依据的,但他的主要理论视角却是功能主义的。因此,功能主义的目的论倾向使斯特雷耶忽视了现代国家形成的各种内生动力。一方面,斯特雷耶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型并不重视作为政治组织形式与经济交易网络之间的关系,也低估了远程贸易和商业活动发展在中世纪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斯特雷耶主要集中于分析政治单位的内部事务,低估了战争对国家建设的意义。正如蒂利所批评的:“在斯特雷耶的叙述中,战争主要是作为他所描写的政治谈判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导致国家结构变化的动因。这也意味着他对入侵的蒙古人将火药带进欧洲这一影响至大的事件视而不见。”正是在两个不足的方面,经济交易模型和战争驱动模型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动力提供了更为系统的理论解释。在诺思的经济交易模型中,“国家是一种为克服封建经济中的交易和信息障碍而产生的制度解决方案。”尽管诺思也认为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为实现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但受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诺思仍将国家在本质上看作经济交易的产物。这样,诺思的国家理论并没有真正将国家在合法垄断暴力上的强制属性纳入进来,因而错过了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定义的精髓。与经济交易模型不同,战争驱动模型更直接地在韦伯的国家定义上来探讨国家的形成问题。战争驱动模型清晰地说明了战争的威胁与统治者加强对政治机构控制的逻辑关系。正如亨德里克•斯普路特(HendrikSpruyt)在《牛津比较政治手册》中所评论的:“蒂利认为早期的国家将其大部分的岁入用于战争经费,这无疑是正确的。此外,他的论述为更大的宏观层次的结构性现象提供了一个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微观层次上的解释”。

由于战争驱动模型更好地抓住了现代国家概念的精髓,战争驱动模型比其他两种模型更适合讨论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当然,另外两种模型也会使我们对现代国家的形成产生更全面的认识。比如,斯特雷耶的研究告诉我们,现代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演化,特别是在军事技术革命发生前英国和法国就已经发展出了现代国家的一些元素。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军事变革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唯一动力吗?又如,蒂利在强调战争缔造国家的同时,也没有忽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蒂利承认:“在国家领土上的主要社会阶级的组织及它们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影响了统治者用来榨取资源的策略、他们所遇到的抵抗、由此引发的斗争,榨取和斗争确定了持久组织的类型,因而影响资源榨取的效率。”实际上,正是基于不同榨取策略的相对成功率,蒂利将国家在欧洲的组织形式分为强制密集型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和强制资本化国家。因此,蒂利对现代国家形成的解释综合了军事和经济的视角。贾恩弗朗哥•波齐(GianfrancoPoggi)在评述各种国家形成理论时甚至认为:“每一种视角都有其合理性,我们必须采用一种综合性的视角。”因此,即使在战争驱动模型基础上来分析国家形成的动力,也不会妨碍我们以适当的方式吸收斯特雷耶和诺思在现代国家起源上所阐发的洞见。随着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政治学家越来越多地探究了欧洲之外地区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通过对中国、印度、中东、非洲乃至拉美国家形成的探讨,这些学者也发展了一系列理论模型,包括精英冲突模型、世界政治的动态模型以及政治发展的时间序列模型。由于这些模型大都建立在对原生模型进行批评或改造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些模型称为国家形成的次生模型。这些次生模型极大地拓展了国家形成理论的情境适应性,展现了不同国家的时空背景和环境条件对国家建设的影响,从而使国家形成理论在比较的视野下超越了欧洲历史经验的局限性。精英冲突模型和世界政治的动态模型更平行地将欧洲的经验和欧洲之外的经验纳入到国家形成的理论解释中,并通过两者的比较来检验新概念和新命题的有效性。与这两种模型相比,福山的政治发展的时间序列模型具有更大的理论雄心。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倾向于将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来探讨其他文明为何偏离西方的道路,而福山更愿意把中国当作现代国家形成的范本来探寻其他文明为何不会复制中国的道路。作为对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动,福山甚至提出了“中国第一”的国家研究纲领。

比较政治学者的上述贡献无疑突破了国家形成的原生模型,但他们仍需要参照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正如斯普路特所指出的:“对于研究国家形成的严肃学者来说,无论他们的地区研究兴趣在哪里,他们的研究都应当以欧洲的国家形成作为参照点。正是现代国家在欧洲成功取代了与其竞争的政治组织形式并扩散到全球。欧洲之外的国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压力的影响,具有非常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更为紧凑的时间表。突出欧洲国家形成的关键性因果机制有助于展示国家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如何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作为对现代国家形成因果机制的最清晰展示,战争驱动模型显著地影响了各种次生模型的构建。在许田波和福山关于中国国家形成的探讨中,他们都重申了蒂利“战争缔造国家”的命题并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来说明战争在中国国家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在蒂利所阐述的因果机制下,许田波视春秋战国为“任何合理理论必须能够圆满解释的重要案例”,而非一个偏离了欧洲范围的“反常案例”。福山虽然批评了西方政治发展史对中国在现代国家创新上的忽视,但认为蒂利的理论逻辑可以用于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就像蒂利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中国与西方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不在于国家形成的不同因果机制,而是国家形成的不同时间序列。无论是在对欧洲之外地区国家建设的特殊性经验的探索上,还是在对国家形成因果机制的一般适用性的检验上,中国显然都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案例。和蒂利的理论逻辑相一致的是,经过20世纪上半期的革命战争洗礼后中国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国家。但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设仍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因此,现代国家形成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仍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主题,国家形成理论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涵义仍需要中国的政治学者予以更多的审视与挖掘。

作者:张孝芳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教学与研究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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