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多维测度与路径范文

摘要：绿色发展是贯彻在“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长期的重要理念之一，面对城市的高速发展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城市群绿色发展研究成为我国近年关注的新动向。本文从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内涵出发，分别从经济发展、生活空间、政策环境和生态保护四个方面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2个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现状进行测度与分析，总结各城市群发展的差异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绿色发展的优化路径。

关键词：城市群；绿色发展；主成分分析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上都具有单一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然而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较单一城市也更为复杂，绿色发展之路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城市群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问题出现的高发区域，城市群的内部调节机制若不健全，环境污染问题可能面临蔓延式发展的风险，核心城市的生态问题容易向周边城市扩散，各城市内的生态缺陷容易滚雪球式扩大，产生污染的叠加效应。因此，对城市群绿色发展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背景下，城市群的绿色发展被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当前学界对我国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测评和发展路径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测评标准，对各地绿色发展的测度也因指标、方法等因素不同而结果各异。因此，从根源上分析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内涵，设置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实现对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基础和关键。本文将尝试从生态和经济融合的角度对城市群绿色发展的理念内涵进行剖析，从理论上推断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测度各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的城市之间的绿色发展水平，找出制约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因素，为我国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路径探索。一者，有利于推进衡量标准科学化、合理化，检验成效精准化；二者，有利于识别当前发展状态与目标状态的差距，找准不同区域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短板，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地探索不同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或转型路径。

一、城市群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确定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群绿色发展更是引起广泛关注。较之单一城市而言，城市群在统筹城乡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等发展机制方面发挥着更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作为生态环境问题频发且易激化的高度敏感地区，城市群无疑是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和良好空间载体，并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绿色发展的推进、完善和落实。

（一）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绿色发展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是生态边界约束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相比，绿色发展理念更具包容性，它拓展了以人为中心的传统经济发展理念，提升了生态因素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城市群以经济的集聚发展为特征，更注重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因素。把握生态因素在积累绿色财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上的重要作用，努力培育并积极发展生态经济使其成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而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绿色化。具体而言，城市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的实现，重点在于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以及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服务支撑体系的绿色化。［1］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链，带动相关服务支撑体系的发展，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统一。

（二）实现生活空间的绿色化绿色发展追求全局的发展与合作，强调环境问题对人类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整体性危机，其目的是实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行为负外部性的综合治理而非区域转移。工业生产、市政建设、交通车辆、居民生活等都不可避免的带来负外部性，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同时也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城市宜居性。因此，城市群走绿色发展之路需厘清生活空间绿色化存在的障碍及其来源，综合考虑水电气供应、交通运输、排涝抗灾、邮电通讯、垃圾污水处理、自然资源保护等城市功能的绿色化实现，其成果会渗透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带来生活空间的清洁、舒适。具体地，要实现生活空间的绿色化，重点在于资源能源综合利用的绿色化，另外废弃物的吸纳、降解、再供给能力也应相应加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效提高城市宜居性，为生态健康提供保障。［2］

（三）注重政策环境的推动力绿色发展方式要求对区域经济行为过程进行绿色化控制，加强过程管理，保证政策体制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的持续和自我革新能力。良好的政策体制环境体现在公众的环保意识、企业的环保责任以及政府的环保决心上。重点在于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完善绿色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注重对居民观念和意识的引导，增强全社会绿色发展、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意识，引导人们争做“大自然的守法公民”。同时，企业是污染主体，应树立起企业自觉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感。具体来看，通过环境政策推动科学规划和管理，调整优化城市群的资源能源利用结构，减少对能源资源的生产依赖和过度消耗，鼓励应用新技术开发新能源，来实现能源资源利用的清洁化、高效化和可再生；控制城市内高污染产业，帮扶绿色建筑、清洁交通、节能清洁发电等绿色产业，同时倡导绿色消费模式，以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以及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目标，引导生产生活方式走向低碳化、可持续和再循环；加强对城市供应的新能源开发、资源循环利用等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对污染物、废弃物处理和再利用的能力，以达到末端清洁、无害、低碳的良好效果。［3］

（四）注重生态保护的维系力良好的生态系统是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生态系统的保护，包括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的维护和保护等。而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经济发展总量的不断增加，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群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涌现出的长江枯水、黄河断流、森林草原植被破坏、雾霾、水污染、沙尘暴等情况令人心惊，生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威胁。因此，协调好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保证绿色发展的质量与效率越来越要求加强生态保护的维系力。城市群绿色发展要坚守生态底线，坚持以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为基础，在不超越生态环境系统的更新能力下，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

二、城市群绿色发展多维测度指标体系与方法

（一）指标体系从现有研究看，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已较为完善，研究城市群绿色发展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诸多学者对各指标的权重做了进一步研究，［46］此外，不少学者对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化或进行创新。向书坚等将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指数分解为中国绿色生产指数、中国绿色消费指数以及中国生态健康指数3个二级指数。［7］欧阳志云等也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初步评价，其中用环保投资、环境治理、高效用水等指标对城市绿色发展建设情况做基本考察，用绿化水平和空气质量指标来反映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8］本文在综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内涵出发，秉承着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引导性的原则，将城市群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分为经济发展指标、生活空间指标、政策环境指标和生态保护指标四个层面。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既要体现绿色经济的本质和内涵，又要突出各区域绿色发展的现状、效果和障碍，同时强调政府在绿色发展趋势下宏观调控和执行能力。本文指标层的设置思路如下：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追求的是不以环境为代价的长远利益，因此从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来设置经济发展指标以体现绿色发展的效益和质量。其中，用人均GDP、GDP年增长率和单位国土经济密度反映城市群经济效益；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来考察经济发展的质量。设置生活空间指标和生态保护指标旨在从对生态的治理程度和保护效果两方面来体现绿色发展的“绿色”主题。具体的，对于生活空间指标层，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体现居民生活空间的宜居性，同时，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工业）以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两类指标综合考察生活空间的排污和治理情况。对于生态保护指标层，用森林覆盖率、活立木总蓄积量、人均森林面积来反映我国资源储量现状，用人均能源消费量、单位GDP能耗来反映能源消耗情况。最后，通过政策环境指标的设置来强调政府对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公众响应情况。通过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环境保护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体现政府在绿色发展中的作为，从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的满意度、生态文明知识的公众普及度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度可看出政府施政及政策执行的效果。以上四大指标层及其细化指标一方面从节能、降耗、治污的高压态势形成评价绿色发展的倒逼机制；另一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保护手段对绿色发展进程进行正向激励。双管齐下力求形成综合的、全面的城市群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二）测度方法对于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目前已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评价方法，诸如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本文基于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理论阐述与分析，结合现有研究方法，综合比较优劣，考虑到，一则在技术层面，本文样本数量适宜，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大，二则效果方面，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很好的简化分析过程，增加结果精度，同时直观地展示出不同城市群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各自的优劣项，便于分析，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为利用降维的思想，用较少的新变量代替原来的旧变量，并使新变量能独立的、尽量多的反映原来变量所表示的信息。

（三）样本与数据说明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所选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的均衡性及经济水平的代表性，本文在我国十二个城市群中均选择出四个典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来反应该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

三、我国城市群绿色发展多维测度结果及分析

采用上述主成分分析法，测得全国12个城市群中具有代表性的48个城市2016年经济发展得分、生活空间得分、政策环境得分、生态保护得分、综合得分以及对应排名（见表3）。由于不同城市群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口分布、能源储量、经济资助、新型技术开发运用和政策支持力度等因素上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各地区来说，通过对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能够正确指出绿色发展水平处于落后区的区域亟需改变或者有待改善的地方。从经济发展得分来看，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我国华南、华东的沿海地区，而哈尔滨的经济发展作为东北领头羊跻身前十具有地域上的特殊性，经济发展得分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总体趋势为由华南到华东，从华北到东北依次递减；从政策环境得分来看，前十名集中在我国的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后十名集中在我国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内陆地区，总体趋势呈由南向北递减、由东向西递减走向；生活空间和生态保护得分分布在地域上较为散乱，未发现明显规律。经济发展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广州、北京、杭州、上海、厦门、海口、南京、哈尔滨和天津，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而得分后十名的城市依次为：抚顺、大庆、鞍山、晋城、吉林、茂名、肇庆、唐山、保定、开封，多位于我国东北地区，按城市群划分主要集中于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所含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差别较大，目前京津冀一体化已进入深水区，已不限于低端制造业转移范围。在这场产业转移的浪潮里，政府的行政引导、市场倒逼以及科技驱动都是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因素。作为中部核心功能区，北京和天津依靠自身资源、市场优势和政策落实，率先在产业升级转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领先于河北众多城市，导致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市经济发展得分差异较大。处于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态势稳健上升，且后势动力强劲，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东北地区的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经济发展得分低，根据SPSS分析结果，产业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得分的重要因素。其深层原因可能是东北地区资源相对丰富，容易形成资源密集型优势，使得产业发展易产生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现实情况也证实东北经济发展对重工业和资源产业的依赖性很强，且多集中在钢铁、煤炭、石油等产能过剩行业，污染重，效益低，产品也基本处于产业链的底端，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落后。传统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东北地区陷入了“单一经济结构困局”，牵制了经济发展的水平，拉低了绿色发展综合得分。生活空间得分前十名的城市分别为：厦门、东莞、长沙、海口、大庆、深圳、广州、青岛、肇庆、南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其它分散在各大城市群，从地理分布上不具有明显规律性。生态低碳宜居城市逐渐成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模式，是各大城市群在绿色发展过程中所探索和追求的目标之一。在生活空间方面，珠三角地区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这与其多年来的城市建设基础和雄厚经济实力有着紧密关联。在绿色发展的大环境和经济条件的支撑下，珠三角有强劲的动力和条件来治污减排，如广州、深圳成功创建国家绿色低碳城市，东莞等城市正在创建国家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等，为其整体生活空间得分拉大优势。而北部湾城市群主要依赖本身丰富的资源禀赋提升其生活空间得分。北部湾城市群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势平坦，拥有我国南部最大海湾，生态环境质量属全国一流，环境容量较大，人口经济承载力较强，且北部湾城市群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上旨在打造宜居宜业的蓝色海湾城市群，与生活空间指标不谋而合，这也使得该城市群生活空间得分表现良好。生活空间得分后十名的城市依次为：唐山、亳州、天津、保定、重庆、上海、郑州、哈尔滨、成都、鞍山，主要集中于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虽然有个别城市的生活空间得分高（北京），但仍无力改变整体得分趋低的局面。各地区的环境治理情况基本全面达到国家规定标准，但在文明宜居和污染控制得分上存在较大差异，地处北方的城市群在生活空间上的劣势很大程度是由于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导致，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一直以来是我国重化工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工业发展水平较高，聚集钢铁、水泥、电力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排放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治理的速度跟不上排放的步伐，长期的工业三废排放对于居民生活空间的舒适度造成不小的冲击，造成生活空间得分排名的落后。

政策环境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东莞、厦门、深圳、泉州、广州、福州、湛江、茂名、肇庆、杭州，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本文所选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得分排名虽然并不十分突出，但从整体来看高于平均水平，提升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政策环境得分。从城市分布上可大致看出，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策得分普遍较高，这些地区财政充足，有更多资源和能力投入到环保支出上，如东莞市出台的《东莞市环境污染防治总体实施方案（2016—2020年）》要求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列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逐年加大环保投入力度等，体现出政府作为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要性，财政的支持是政策环境得分高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分后十名的城市分别为：成都、绵阳、南充、咸阳、宝鸡、西安、重庆、商洛、南宁、长春，主要分布在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在政策环境得分处于下游的原因源于两方面，第一是其整体发展和竞争力方面较之珠三角等城市群还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其财力有限，财政支出尚未足够满足环境治理所需的大量资金；第二是成渝城市群在资源整合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区域的产业结构趋同度逐渐偏高，环保产业的突出性不强，未能激发出环保投资的巨大潜力。生态保护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抚顺、吉林、晋城、东莞、唐山、大庆、重庆、商洛、鞍山、宜昌，按城市群划分，生态保护较好的城市群主要为哈长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得分后十名的城市依次为：青岛、郑州、亳州、天津、开封、大连、茂名、福州、海口、上海，大体分布于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从得分结果上看，城市分布较为散乱，地域特征不明显。根据数据结果，处于后十名的城市虽在森林资源储量上不算匮乏，但受人均占有量不足的影响导致得分靠后。而哈长城市群的生态得分远高于众多城市群得益于资源储量上的优越性，拥有绵延千里的东北林区使得哈长城市群在生态保护上具有巨大优势，借助自身自然优势进一步发展林业等相关产业，通过林业生态经济的发展借力发力带动经济发展和生态优化。同时，在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支持下，哈长城市群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取得良好进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逐步健全，依托长白山脉、张广才岭、大小兴安岭等，构筑起连接城市群东北—西南走向的生态屏障，这些举措都为其绿色生态城市群定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为哈长城市群的生态保护得分带来了优势。综合得分排名前三的珠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在排名上的波动性源于生态保护指标数据上的差距，在保证既有优势的前提下，绿色发展首先应消除主要城市群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短板，而排名处于后三位的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综合得分低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和政策环境方面的阻力导致。纵向比较研究可以为决策者正确评价各城市群绿色发展进程及现状并合理调整政策倾斜度提供参考依据，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上尚有不足，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生活空间方面存在污染控制不力的问题，在政策环境方面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的政府作为力度不够，海峡西岸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在生态保护上的区域不平衡性明显。针对各城市群的劣势和不足，绿色发展的路径应进行科学调整与优化。

四、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索

根据我国城市群绿色发展多维测度结果及分析，针对城市群在目前阶段的绿色发展优势及短板，找出一条科学的绿色发展路径。通过合适的绿色发展路径选择来降低城市群生态负荷，提高绿色发展水平，从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人居环境等的全面协调发展，对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未来规划和方向意义重大。

（一）统筹协调———以绿色发展规划总领全局城市群绿色发展现行政策实施效果的保证与后续动力的挖掘是各大城市群绿色发展所面临共同问题，政府如何进行协调与引导是关键。首先，政府要科学制定城市群绿色规划，完善城市群布局，探索科学发展路径，通过绿色规划引导绿色增长，积累绿色财富。政府是绿色发展的先锋主导，以全国绿色发展规划为指导原则，各级政府应当把绿色发展理念纳入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探索并明确各城市群绿色发展主题，推进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把绿色发展作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其次，设计顶层领导与多层次协调的管理机制，形成区域层面明确的权责分工体制，完善绿色发展制度、优化环境管理体系，使其透明化、规范化、系统化，增强城市群绿色发展规划的执行度和有效性。最后，在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调研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资源等相关法律体系，并及时、全面地对外公布相关立法内容，增加政策法规体系的透明度，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有利于为城市群绿色规划的实施廓清障碍。

（二）经济转型———以新发展理念引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第一，绿色发展的引导主要通过实施资源、新能源、一次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开发使用来指导和约束各城市群从源头上把控好资源能源的输入，加快碳基能源向氢基能源的转变，推广清洁资源的使用，实现能源利用的清洁化、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第二，通过节能环保等技术指标的升级和减排控污等相关指标的约束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绿色产业体系的构建，实现产业低碳化、清洁化发展，落实开发、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环保要求，提高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的保护力度。如成渝城市群等自然资源丰富、拥有明显区域特色的城市群，可以挖掘自身优势，打造绿色旅游等环保产业，加快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第三，通过碳捕捉、封存，碳交易等的实施，以及废弃物清洁化处理、废弃物综合利用等相关标准的严格把关，控制城市的末端输出，实现主要污染物减量化、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化。同时引导公众的绿色消费行为，如尽量遵行绿色低碳出行，购买和使用绿色标识产品等方式，降低居民生活方式对末端输出的压力。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等生活空间质量存在不足的城市群要尤其注重控制城市的末端输出，优化生活空间。这样从源头引导、中间优化和末端控制三方面来力促经济增长转型，促使绿色经济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三）社会治理———营造山清水秀、绿色生态的生存空间为提升美好的生态环境给民众带来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社会治理一方面要实现生态保护与修复，其重中之重在于对森林、空气、水、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珍视和保护，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筹集绿色资金，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财政支出对于城市群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针对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政策环境得分低，环保投入不足的问题，应着重加大生态投入，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育和修复工作，尽可能的减少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对于立地条件差、资源储量匮乏的城市群，则应科学调整绿色资金拨付比重，权衡资源保护和资源消耗的权重，积极探索和创新绿色科技，保障资源培育和节约利用，通过大幅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来进行更有效治理。另一方面要妥善处理好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给民众生活带来方便和快捷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压力和难度。城镇化带来的集中污染问题和交通拥堵问题等大大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的舒适度。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应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绿色保护的关系，避免涸泽而渔，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四）文化浸染———达成绿色、协调、可持续的社会共识政府高层和社会有识之士应首先承担起绿色文化宣传的重任，积极推动各城市群的绿色发展评价，营造正确的社会舆论走向，给绿色发展差的地区以舆论压力迫使其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如在目前绿色发展处于劣势地位的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文化产业等，同时也激励绿色发展走在前端的地区不断创新进步，适应不断提高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另外，针对偏远地区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呈现的“高认同、低认知、践行度不够”的特点，应加强文化宣教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不仅要丰富生态文明宣传手段使其多元化、结构化，让生态文明基本知识和理念更加方便快捷有效地传达给更广泛的群体，更要积极争取国家层面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加强文化宣教队伍的建设和规模。通过有效的环境宣传教育为国家相关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鼓励公众和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到绿色经济建设中来，深化全民族的绿色文化意识。

作者：李瑶1，董玮1，刘丞2，沙海江3单位：1．安徽大学经济学院，2．北京市北海公园管理处，3．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