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德教因素范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

摘要：

德教发源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潮汕地区，后远传港澳及东南亚各国，逐渐成为新兴的世界性华人宗教。在目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蓬勃兴起的背景下，德教因在东南亚社会体系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经济优势，必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关注对象和研究对象。

关键词：

德教；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华侨；文化

广东潮汕地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潮汕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所涵养形成的潮汕文化随着一批批潮汕人走出国门传向东南亚。华人的生活方式及精神状态因其长期在海外漂泊、迁徙而有了极大的转变。但潮汕文化中“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传统思想为其外延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来自于潮汕的华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中国传统文化，反而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加以融合，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侨文化。这里面就包括源自中华文化土壤并在海外得到发展的多种宗教，德教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发端于潮汕，发展于港澳台及东南亚，而后又传回大陆的具有中华文化基因的宗教，德教不仅在弘扬潮汕文化方面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也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一、德教的历史发展缘由

潮汕地区素来有重视慈善的社会传统。有清以来粤闽一带善堂广布，慈善文化在广东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德教始自1939年①，当时三位村人宣称通过降神术得到了神仙的谕，命他们以“立善积德”为宗旨创立德教拯救世人。此时潮阳县城西面和平英西港村（紫香阁）已具备较为完整的早期德教鸾坛形式。三位村人便以此为据点，奉乩谕四处扬教，先在潮阳县城棉城建立紫清阁之雏形，后由棉城将德教传播到了当时潮汕地区的中心———汕头市。德教以汕头市区为辐射中心，向周边的商业城镇不断扩散，不出10年，澄海县城、潮安庵埠、潮阳达濠等地百姓均以信奉德教为正道。这都离不开马贵德、李怀德这两位德教早期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二人在汕头市区及其周边城镇乡村频繁活动，对德教组织的构建与发展促进颇多。［1］107-108然而德教在中国第一次产生较大规模的影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日军疯狂侵略我国，1938年6月攻占南澳，两年间先后攻占汕头、潮安、澄海及潮阳，并且多次侵犯惠来、普宁和揭阳地区。潮汕地区水陆交通堵塞，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秩序破坏严重，造成粮食奇缺、米价高涨，涌现大批饥民，亟待施振。［2］马、李二人根据师尊“末劫当头，生灵涂炭，惟有行善积德，方能度己度人”［3］219的乩训，为饥寒交迫的人们赠药施医、赈灾恤难、救济百姓，大批民众被德教吸引，信徒不断增加，“终年而名播邻县，奠定德教复兴之基础”。德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兴起，而后传入中国香港、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一带，目前亦远传日本、美洲。1947年东南亚第一个德教会阁紫辰阁在曼谷创立，为东南亚德教传播之始①。日本德教会乃于1968年创建于神户（Kobe），取名“日本德教会紫瀛阁”。而在美国三藩市，一华裔商人受乩谕后建立“紫根阁”。［4］目前新马各地的德教会共27阁，其中“紫”阁18阁，“济”阁9阁。各阁分工明确又各自独立，以扶鸾、乩示［5］42-51为主要祈神仪式，规模日益庞大。随着德教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德教团体自1989年起每隔3年举行一次“德教环球大会鸾”②，成为全球德教群体切磋乩理、发扬德教的重要平台。2007年世界德教圆融联谊会改名为世界德教总会，负责全世界德教会的沟通联络工作。德教各阁组织严密，常年阁友大会为其最高机构，选举产生正阁长、署理阁长、副阁长各一名。其他董事职务也皆由选举产生（见图1）。力求在“崇奉德德社诸仙尊之硕德伟绩”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现代的科层化组织管理模式提升德教道德教育与慈善工作的效率。德教经典为《心典》，传说为1942年汕头“紫和阁”阁主受玄旻高上帝关羽的赦令降笔挥沙而成［7］，是维系德教诸多分会的重要纽带。德教教义善于吸收各种中国传统教派的精华。除了儒释道三教的教义、礼仪外，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教祖也被奉为崇祀对象。德教遵奉五教教主是因为“孔子推崇的思想”、“释迦推崇的慈悲”、“道家推崇的贯德”、“基督推崇的博爱”、“默罕默德推崇的慈恕”，这些都包含在德教的教义中。［8］也正因为如此，德教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普适性。但是受语言及外来文化背景因素的限制，德教只在东南亚华人中流行，新马一带德教会会员甚至全以潮人或潮人后裔为主，带有较强的地缘性。不过近年来随着德教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语言障碍已逐步解决。自2006年起长期用潮州放眼诵读的乩文改用广府话念读；2007年德教新增《南屏古佛道济天尊二十句真言》亦使用普通话进行诵读。［9］德教正在逐步完善，努力成为全球性的华人宗教。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德教的国际环境、经济基础、政治格局、文化面貌、观念形态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外宗教力量在中国的活动开始加强，东南亚德教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到中国大陆的寻根活动。1996年德教组建“德教寻源史源研究座谈委员会”，力求“促进德业回归华夏，复兴圣业于中原”；1998年“德教寻根委员会”寻访德教发源地南昌紫金纯阳道坛，［10］兴建佛殿、济阁。历经30年，海外德教团体已在中国大陆开展逾20个与德教有关的项目；积极开展对大陆的文化交流、慈善捐助等活动，如1998年向南昌市捐助抗洪救灾款项40余万元、2000年在潮州设紫玄阁等。［11］这显示了德教心系故乡，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德教是海外华侨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典型产物，如今已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交往的重要纽带之一。

二、德教在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中的文化贡献

2013年10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对促进区域繁荣；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推动全球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教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将成为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往的重要文化纽带。

（一）德教推动了东南亚华人慈善事业的发展

德教走向海外的时期，恰逢中国人民移民东南亚的高峰期。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德教不断地积极调整自身以适应异质的社会。而投身慈善社会事业毫无疑问是最有效的融合方式。因此，德教发挥了“五教同宗”包容精神，选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乐于慈善的典型代表济颠和尚（济公）作为其救世济慈的精神依托。根据济公所具有的“兼济天下”且主动为世人排忧解难的特点，德教发展出了“以德化民”“济世扶危”的基本教义，［12］逐渐成为凝聚华人力量、振兴传统道德、宣扬慈善理念、加强与当地人民交流沟通、增进国家友谊的东南亚重要宗教组织。德教的赈慈方式多种多样，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1、宗教法会德教经常举行大型盂兰超幽法会，并在法会后进行大型的赈济活动。如泰国合艾德教会紫南阁每年农历七月初十左右，举行常年盂兰胜会，恭请慈善寺方丈仁豪大师主持，启设道场，安置佛座，礼佛诵经，普度十方水陆无依孤魂，有施放瑜焰口与普施甘露等仪式，法会后布施分赠百米与食用品4000多份给贫苦者，另前往慈善机构布施善款。［13］此外，德教团体每隔三年便会选址举行“德教环球大会鸾”，借以互相砥砺切磋道理、研究乩礼及发扬德教。［14］2、建阁修殿德教乐于兴建新阁以作宣教之用，且善于与不同的宗教组织合作，提高捐建规模。如在中国香港地区，香港德教总会（主要以紫靖阁为主）与德善社、普庆念佛堂、元清阁、玉霞阁、慈云阁等当地宗教组织关系密切，常常共商捐建事宜。［15］又如，德教积极参与大陆广东省济公殿的筹建，由德教紫真阁主导，先后建设主殿、钟鼓楼、登山石阶、休息厅、宿舍、卫生间等，全部建筑费用为人民币500多万元，均由华侨所捐；2001年2月24日的节揭幕仪式上，来自新、马、泰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的德教成员们汇聚一堂，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场面十分壮观。［16］2013年12月24日，占地4.8万平方英尺的世界最大德教会马来西亚紫霭阁建成，进一步提升了德教的宗教影响力。［17］正如郑志明教授所述：“德教介于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之间，继承华人神道设教的信仰宗旨，融合了儒释道的精神教养，积极发扬民间信仰的济世善行。”［18］3373、建校送书与许多民间宗教一样，德教积极营建学校，通过提高当地的教育文化水平传播自身的教义。同时，各阁纷纷出版善书以布道扬教，这是德教在东南亚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香港德教总会便组织当地富商官绅，出资筹建了第一所“香港德教总会德教学校”，位于香港德辅道西294号德教会内，［19］教授中小学课程；目前有诸多照片存世，如1966年刊行的《香港德教紫靖阁特刊》中便收录有该校第十三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恳亲会等照片，十分珍贵。［20］47-481960年代紫香阁也在石澳创办学校，强调“遵师指示，专收贫童”［20］195，为香港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泰国德教会在1994年亦捐献100万泰铢以支援华侨崇圣大学的建设，推动了泰国的华人高等教育发展。德教长期致力于印送善书、广结善缘的活动。被誉为海外德教会创立功臣的马贵德早在1949年便著有《德教概说与讲述》一书，［21］分予新加坡住民，扩大了德教在当地的影响，而后诸多德教会相继模仿此举。如香港德教会1955年重印《关帝明圣经注》；1976年印《吕祖注讲金刚心经》；1979年重印《道济略传》；1990年重印《吕祖全书》上下册及《道济略传》《清净经白话解说》《雨华集》等；［22］570泰国德教会也会定期出版《紫气神光》系列丛书以弘扬德教精神。近年来，随着印刷水平的不断提升，德教善书印务逐年增多，有力地传播了德教文化。4、赠医助药赠医助药是德教最主要的慈善模式之一，早期即有“师圣临驾，除落马诗，或指示阁务外，较少文字因缘，多以救灾恤贫，施医为主”［23］。各德教会积极帮助当地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协助当地政府抵御自然灾害。如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紫芳阁，除应有的祭坛外，两侧均有放置各类药品的置物架，供当地居民就诊得药，年均支出在万元以上（见表1）；1980年香港紫靖阁首设西医诊疗所，配合中西医疗善务，经过10年精心运营，到1990年累计救助患者2万余人；紫香阁则义务发放“万应紫香茶”，供市民在夏日祛暑调养。［22］568-569又如泰国世觉善堂在1981年成立“德教增医处”，专门负责泰国德教会的义诊赠医工作；1992年9月4日又在北榄府直宪市区，成立完全免费的德教赠医处北榄分处，1996年捐献120万泰铢，帮助泰国卫生部下辖律信医院新建24层的“干乍那披邑”医务大楼。［18］332可以说，德教在东南亚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已远远超越了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单纯的概念，德教已不单单是东南亚华人重要的精神寄托，还承担了当地的一部分社会救济义务。这不仅加强了华人群体在东南亚地区的凝聚力，而且还消除了本地土著及马来人种对当地华人的陌生、敌对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留下了中华乐善好施文化的深深烙印，成为了东南亚地区文化共识形成的重要推动力。

（二）德教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无限的创造力以及极强的凝聚力，是激励中华儿女几千年来不断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具有极强的普适性和包容性，适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同时也能吸收到来自其他文化的精华，从而能够不断进步、与时俱进。德教作为由中华文化孕育出的宗教，对扩大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面和影响力，将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首先，德教促进了“潮学”的发展及潮汕文化的海外传播。1993年国际知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积极推动召开“国际潮州学研讨会”，此后“潮学”研究蓬勃兴起。其中就包括历代先贤对潮汕地区长期社会历史文化的探讨以及对潮汕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25］“上善若水、义利并重、挑战权威、敬神乐生、人情至上”［26］的潮汕精神得到很好地发掘与概括。饶先生创办的《潮学研究》学刊曾多次对德教进行介绍①。德教作为潮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潮汕文化带至海外并进行传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1949年德教广传东南亚后，德教成立了多个组织，以丰富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潮汕文化有如一棵树苗，被德教培植于辽阔的东南亚地带，不断生根发芽，直至根深叶茂。如马来西亚的济阳阁便先后成立了妇女组（团）、华乐组（团）、青年组（团）、教育组等部门，组织、参与各类文体活动，足迹遍布整个马来西亚，受众极广，影响较大。此外，他们还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如义务文艺演出、趣味体育比赛、历史知识竞赛、烹饪比拼、设立助学基金等［27］155-187（见表2），有效拉近了与当地市民的距离。尤其是青年团的活动，多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社区的融洽和谐。1983年东马德教紫辰阁还开设了儿童组，提供有益于儿童身心的文娱活动，设有儿童合唱班、念经班、道德故事班等，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28］如今东南亚德教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化宣传体系，有效地传播了潮汕文化，对华人社区的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文娱活动，设有儿童合唱班、念经班、道德故事班等，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28］如今东南亚德教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化宣传体系，有效地传播了潮汕文化，对华人社区的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德教注重对自身历史文化渊源的追溯与挖掘。德教作为一个发源于中国大陆的宗教，一直希望“德生饮水而思德源，愿复兴德教于祖籍，寻根而成大望”［29］，虽然“紫”阁和“济”阁历史上因为对德教礼拜仪式的理解不同而频生芥蒂，［3］221但在寻源活动方面则一直保持合作，致力于推动德教向中国大陆的传播。［5］163泰国曼谷紫真阁在1996年根据乩示成立“第一届中原寻源委员会”，着手推进德教的寻源活动。1998年成立“第二届中原寻源委员会”，2004年成立“第三届中原寻源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们不仅寻找到了南昌“紫金阁”石刻一块，更在江西飞来峰顶的紫阳洞上寻到已经荒废的吕师纯阳道坛故迹。此后委员会不断在大陆设立德教会阁，如在深圳成立济源阁，在广州成立紫映阁，在普宁成立紫宁阁等。［18］3352000年后德教在中国建阁速度明显增加（见表3）。应该说德教能够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发展壮大，这与其自大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便不停地汲取中华文化的宝贵养分是分不开的。此外，德教非常重视与各国政府的沟通交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民间交流活动，包括学术交流及访问研究。早在1992年马来西亚吉打州德教会举行施赈贫老活动时，便有吉打州州务大臣代表拿督杨品泽局绅、福利部官员、县长等当地政府官员出席。［30］2002年，世界德教圆融联合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学术考察团”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德教团体进行考察访问，深入了解德教在东南亚的发展情况。考察团一致认为，“德教与华人其他的固有信仰一起形成和保持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在与当地多种族文化长期共存而又面对西方强势语言文化同化挑战的条件下，发挥着维系炎黄子孙族群认同意识、延续海外华人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作用。”［31］同时，达成了今后由世界宗教研究所派出学者来教授儒释道经典和各宗教历史讲座课程的合作意向。这次访问，使德教摆脱了长期处于中国学界研究边缘的境地，使得中国大陆一流的学术机构及学者了解和认识了德教，大大加深了大陆学界对德教的重视程度，对德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学术考察团”在卓新平所长的带领下再次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华人（华族）及华社的宗教信仰、文化生态进行考察，［32］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再次肯定了德教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推广与传播的巨大作用。

（三）德教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潮汕华侨文化区的重要基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由于海外侨胞在经济实力、智力资源以及商务网络上有着明显优势，同时对侨居国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及审美习惯更为了解，因此在我国文化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扮演着关键角色。［33］其中，潮汕华侨主要以东南亚为侨居地。在外潮籍华人超过500万，有超过400多个民间社团，［34］人口众多，规模庞大。因此德教成为潮汕华侨文化在东南亚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一方面是德教拥有与大陆相同的文化宣传方式，使得潮汕华人对祖国始终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潮汕地区所流行的建筑文化景观同样受到东南亚潮汕侨胞的喜爱。如特色鲜明的骑楼发源于欧洲地中海沿岸，在20世纪初流行于我国东南沿海城市。［35］其中潮汕是我国拥有骑楼密度最高的地区（0.7座/千km2），［36］时至今日，各德教会依旧保留了潮汕地区典型骑楼的建筑特点。这表现了其对于自身潮汕文化内涵的肯定。潮汕侨胞还不断回到大陆发展侨务印刷业务。改革开放后，潮汕侨胞积极回乡创办侨刊。1987年便已有六份侨刊在潮汕地区发行。［37］258如著名的《潮州乡音》，风行海内外，以其浓郁的潮州乡土气息、独特的报道视角，被海内外潮人誉为“大家书”。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自筹经费的短缺，这本潮人“大家书”一度出现过短暂停刊的情况。此时东南亚德教会主动与潮州侨联联系，多次捐助经费善款，帮助《潮州乡音》克服种种困难，并不断发展壮大。2007年后，《潮州乡音》顺应形势，改为A4刊本，以季刊形式发行，并寄送我各驻外使领馆，充分展示了潮人的思乡情怀、爱乡情结，加深了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潮人情谊。这是德教善行的又一体现。潮汕侨胞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侨领，其中许多是海外德教会成员。潮汕历来便是一个侨领辈出的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足迹（见表4）。如著名侨领、已故德教紫雄阁乩掌黄是山，17岁“买棹南渡星洲”，辗转于东南亚各地谋生，而后“前往荷属‘埔流Q咸’①地方，开创黄盛发生意，日有进展”，卢沟桥事变后回汕抗战直至最终胜利，“后弃职回乡，与家小一同税居汕头，为紫雄阁执乩”［38］，尽心尽责传播发扬潮汕文化。黄是山只是千千万万爱国潮侨中的一员，在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德教“孝、谛、忠、信、礼、义、廉、耻、仁、智”的十德。［39］许多潮侨将东南亚德教会作为自己与祖国交流沟通的载体，身在海外，心怀家国，以实现自己报效祖国、复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另一方面是德教有助于华侨文化景观的保留与建立。华侨文化是华侨将原住地文化流布至侨居地的同时，又将侨居地的文化加以融合以多种方式带回原住地进行传播的文化。因为华侨“根在国内，生在国外”的特殊背景，华侨文化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所以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跨地域、甚至跨时空的特点。而因此产生的华侨文化景观，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地华侨历史变迁的风貌，最能反映整个华侨社会的发展轨迹。潮汕是著名的侨乡，祖籍潮汕的华侨、华人逾1000万，华侨文化景观在潮汕地区尤为多见。有中西合璧的精美住宅，如潮汕俗语“砂陇祠堂，下关沈厝”便是分别指晚清著名马来亚侨领陈毓宜和泰国华侨富商陈慈在家乡的豪宅；有富有特色的“送顺风”、演“顺风戏”的习俗及因此产生的“食侨汇”社会阶层。这些都是潮汕文化演变的鲜明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保护价值。在这过程中，德教扮演着民间与政府间沟通的桥梁作用。如2004年新加坡德教三阁（太和观、济云阁、紫霞阁）联合举办全国性的宗教募捐宴会，支持潮汕地区华侨建筑的保护工作；［40］槟威德教会自2002年始，每年主办慈善圆融义卖会，支持州内德教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6］313德教还积极进言献策，推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成立。2015年3月广东省文化厅和汕头市人民政府签订《共建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加快文化强市建设合作协议》，决定成立汕头华侨试验区，力求打造“面向世界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研究展示中心、文化交流传播中心和文化产业中心”［41］，为华侨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升级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德教始终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其内在核心文化而加以发扬，并不断地进行寻根问祖，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尤其是对潮汕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德教侨胞们在海外筚路蓝缕、辛苦打拼，同时积极支持祖国建设和家乡发展，做到了个人信仰、经济价值与道德理念三者的统一，实属不易,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宝贵的文化财富。

三、德教在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中的经济地位

有学者这样评价中国宗教：具有极强的务实性和功利性，以致往往难以将其与它们置身的社会和经济母体加以区分。［42］宗教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在德教身上表现尤为明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并伴着中外交往的发展向全世界传播，在海外逐渐形成了几大中华文化集聚区域。其中以与中国毗邻的东南亚地区最为典型，在强度和广度方面均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而支持中华文化在东南亚持久传播的内在动力，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形成的多媒介、多渠道的贸易体系。它和中华文化互相配合，彼此呼应，结为绵延不断的纽带，构成了一条密不可分的传播链。［43］这条经济传播链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目前在中国—东盟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中必将拥有美好的未来。而德教作为一个以商人信众为主体的宗教，在“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发展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德教是“香叻暹汕”贸易体系的重要情感纽带。与其他宗教不同，商人在东南亚各德教会中占据着极高的比例。二战后，马贵德去了香港，李怀德则到了越南、泰国和新加坡。这两位德教主要领导者奔赴海外的主要目的，除了宣教外，更重要的还是经商。德教在东南亚迅速发展壮大，主要依靠的便是“香叻暹汕”贸易体系。智慧的潮州人对清前期已降的广东远洋帆船（红头船）贸易体系［44］进行了改进，使之更适应当地经济贸易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后叶，潮汕地区发展出以英国殖民地香港为中心的、以大米等货物出入口为主要业务的多边贸易关系网。［45］79在这个体系中，内地的货物首先被运往香港，而后又转运至泰国、新加坡、越南三地。输入新加坡的货物（含汕头船货），除了一部分用以新加坡的内需，其余再转销至马来西亚及印尼。而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大米及风物土产，均以香港为中转站，经汕头运至中国沿海各主要港口。［46］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香叻暹汕”贸易体系一直是东南亚海上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之一，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迫中断。二战后以潮人为主体的泰国华商重启了新一轮“香叻暹汕”多边贸易体系，直到50年代中后期此体系的彻底衰落。［45］88在长达百年的贸易体系中，德教一直扮演着多重角色。一方面德教借助“香叻暹汕”贸易体系，在东南亚不断进行文化输出活动；另一方面德教信徒多为具有商业背景的潮人商绅，在建立起宗教网络的前提下，又将宗教人脉作为拓展商机的社会资源加以运用。［1］122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德教更像是多国资源整合的润滑剂。每一个国家及政府都希望构建出一个完善且平衡的对外经贸体系，开展广泛的国际物资交流，从而能够更好地降低成本，实现国家利益。在这一方面，德教的优势非常明显。借助民间宗教信仰，德教潮商掌握着“香叻暹汕”四地丰富的贸易信息，从而能够优化各地的贸易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改善当地投资环境。

第二，德教是当下中国开拓东盟市场的重要经济支点。2004—2009年间，中国与东盟先后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后于2011年11月签署了《关于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具体承诺的议定书》，逐步建立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对东盟经济合作及投资力度明显加强，东盟正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重要战略市场。放眼整个东盟市场，人民币资产在12亿元以上的东盟华商富豪便有46人，名下总资产超5000亿元，在东盟有着极强的经济号召力，尤其在农产品加工业、木材业、造纸业、水泥、汽车零件制造、地产业、电力、娱乐休闲和酒店业等领域，华商企业均占据着相当市场份额。如在马来西亚有着“糖王”和“酒店王”之称的郭氏兄弟集团便拥有和控制着200家以上的企业。全马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建筑材料生产与供应商丰隆集团也是华人所创立。此外，拥有菲律宾最大的卷烟厂（占全菲市场60%）及第二大啤酒厂（占全菲市场15%）的菲律宾陈永栽（lucioctan）集团作为菲律宾最大的华商企业集团，［47］在当地商界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些都是华人群体在东盟经济市场上具备一定话语权的重要保证。对于注重三缘（血缘、地缘、叶缘）的华商社会来说，德教维系着他们对祖国深厚感情。正是有了以德教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人宗教的推动，我国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区、打造CAFTA时，便能有效降低区域贸易社会壁垒，巩固商业网络纽带，提高双边商业信用，在CAFTA进程中实现双赢。多次支援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爱国潮侨、美国和平旅游贸易公司董事长林星海曾说：“我知道很多人不理解这种赔钱的事，包括我的家人。其实这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我爱中国！”［48］。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近年来，印尼金光集团投资19亿美金利用云南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发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三林集团投资3200万美金创立昆岭薄膜公司、马来西亚金狮投资百盛、新加坡吉宝投资8200万美金建设春城湖畔高尔夫乐园等。［49］这些都是海外爱国华侨心系祖国、参与祖国建设的具体表现。对于潮汕地区来说，应充分实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建立统一的本土企业与侨企投资洽谈机构或平台，为赴东盟的企业提供电子信息服务，确保企业在经济咨询、法律、会计审核、市场调研等方面享有充分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政府应简化项目审批手续，节约企业行政成本，优化人员出国审批办法，调动企业人员赴东盟发展积极性；并且积极与东南亚侨商进行合作，在东盟国家打造具有保税功能的特色产业园区，为“走出去”的相关企业创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海内外中华儿女在共同的文化熏陶下，齐心支持“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建设，必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四、结语

有诗云：“驿马匆匆过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日久他乡是故乡”［50］，这生动地反映了晚清潮人在漫长的漂泊、迁徙岁月里，失落、忧愁却又坚韧、乐观的复杂情感。善良果敢的潮人利用德教这一宗教形式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共性，并且建立起与故土文化紧密联系的独特宗教文化，在侨地构建了完善的华族文化、经济、社会体系，折射出海外华人璀璨的心灵之光。在当今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形势下，德教又积极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成为了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坚定支点，为中国—东盟贸易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德教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中华民族具备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正是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支撑了中华文明在曲折中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陈景熙．德教海外扬教与“香叻暹汕”贸易体系［J］．海交史研究，2008(1)．

［2］冷东．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26．

［3］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城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Z］．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

［6］陈剑虹．槟榔屿潮州人史纲［Z］．马来西亚：槟榔屿潮州会馆，2010.

［7］黄夏年．缕缕清香虔感至灵———德教《心典》介绍［J］．世界宗教文化，2002(2)：60．

［8］［日］吉原和男．东南亚华人德教述论［J］．思想战线，2009(5)：117．

［9］游子安，卜永坚．问俗观风：香港及华南历史与文化［Z］．香港：华南研究会，2009：117.

［10］林悟殊.泰国潮人德教信仰考察［M］//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编．潮学研究（第12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1：56.

［11］张新鹰．生于中国，长于海外的德教［M］//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中国宗教学（第二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392-393．

［12］华方田．德教中的济公崇拜［J］．世界宗教文化，2005(2)：42．［13］德讯［Z］．曼谷：泰国德教慈善总会，2001(11)：16．

［15］潮侨通鉴•第四回［M］．香港：潮州通鉴出版社，1969-1970：34．

［16］丰顺济公殿揭幕纪念特刊［Z］．曼谷：泰马星港筹建丰顺济公殿委员会，2001：29-30．

［17］全球最大德教会大马落成建筑面积4．8万平方尺［N］．中国新闻网，2013-12-24．

［18］郑志明．泰国德教会的发展［M］//陈景熙，张禹东．学者观德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潮侨通鉴•第二回［M］．香港：潮州通鉴出版社，1965-1966：13．

［20］香港德教紫靖阁特刊［Z］．香港：香港德教紫靖阁丛书流通处，1966．

［21］王志跃．德教概念的儒学意蕴［J］．世界宗教文化，2002(3)：115．

［22］游子安．香港德教团体的历史和发展：以紫靖、紫和二阁为中心［M］//陈景熙，张禹东．学者观德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3］潮阳和平英西港紫香阁故迹介述［M］//陈景熙，张禹东．学者观德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71．

［24］林嘉丰.雪兰莪德教会紫芳阁新会所落成开幕特刊［Z］.紫芳阁印刷流通处，1975:84.

［25］詹伯慧．略谈饶宗颐教授与“潮学”兴起［J］．岭南文史，2007(3)：6．

［26］陈晓东，适庐．潮汕文化精神［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5．

［27］吉打德教会济阳阁50周年金禧纪念特刊［Z］．马来西亚济阳阁，2009.

［28］郑志明．东马德教会的发展［J］．世界宗教学刊•第三期，2004：101．

［29］德教会紫真阁．紫影传真寻源特辑［Z］．曼谷：紫真阁，2001：3．

［30］阳鸾教训［Z］．马来西亚济阳阁，1992(19)：76．

［31］心影．世界宗教研究所“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学术考察团”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J］．世界宗教研究，2002(2)：155．

［32］东井玉．世界宗教研究所“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学术考察团”访问新马泰三国［J］．世界宗教文化，2009(1)：7．

［33］李海峰．充分发挥侨务工作在弘扬中华文化中的积极作用［J］．求是，2012(8)：23．

［34］陈泽泓．汕潮文化概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40．

［35］林琳．广东及周边地区骑楼发展的时空过程及动力机制［J］．人文地理，2004，19(1)：53．

［36］许桂灵，司徒尚纪．广东华侨文化景观及其地域分异［J］．地理研究，2004，23(3)：413．

［37］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华侨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38］黄是山：黄是山自传［C］.陈汉藩．德教南传———崇庆皇上登基六十周年大典、德教会南传泰国发扬一甲子纪念特刊，曼谷：泰国德教会紫真阁，2006：5．

［39］铂净．德教的“十章八则”［J］．世界宗教文化，2002(4)：25-26．

［40］黄蕴．扶鸾教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宗教人类学视野下的德教［C］//“华人文化与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东京：立教大学，2010：217.

［41］中国新闻网．汕头华侨试验区打造面向海外华侨华人三大文化中心，2015-3-13.

［42］［美］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M］．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

［43］耿虎，方明．文化载体的互动转换关系———谈中华文化东南亚传播链［J］．海外华文教育，2004(1)：1．

［44］［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圏［M］．高淑娟，孙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34．

［45］王绵长．泰国华商：开创南北行及其对香港转口贸易的贡献［J］．汕头大学学报（文科版），2003，19(1)．

［46］林风．“香叻暹汕”贸易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Z］//汕头侨史论丛.汕头：汕头华侨历史学会，1991：5．

［47］林在明．东盟华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作用［J］．亚太经济，2008(3)：97．

［48］周用敦，林卫国．试探有关华侨文化华人文化的一些问题［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4)：41．

［49］刘云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发挥华商的作用［J］．八桂侨刊，2005(5)：30-31．

［50］陈景熙，张禹东．学者观德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

作者:卞梁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