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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电影与传统文化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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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中国戏曲、小说的这种松散、自在,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涵盖了中国所有的一切。《论语》结构非常松散,庄子更松散,完全没有一般所说的条理,更没有现在所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面对这些东西的态度,并不是我们在学校教育里所强调的那种结构和逻辑关系。中国人讲“当下即是”,讲究当下的领略与涵泳,没那么多的目的论。因此,中国人就有一种特殊的看戏模式。一出戏,常常只需看个一二十分钟就够了,甚至单单听个唱段,也无有不足。它虽然是片断,但对于观众而言却是完整的,一即一切。中国人面对戏剧、面对艺术时,都会保持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能进能出;因为自由,因为能进能出,所以看来结构松散。中国人根本就忌讳、也避免让欣赏者不自由。

这其实是中国人的生命观。所以,中国人不会急着一定要把故事的情节理得那么清楚,更不会故意设计得让人卷进一个漩涡式的情节中喘不过气来。中国戏曲在看的过程,在那当下,整个人是放松的,非常的自在,那是很不同的状态。这就是“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境界。此外,中国戏曲有很多经典剧目百看不厌,最有趣的,就是这些年来,中国京剧院年年来台湾演出一次,每次都会有同样的戏码,譬如《群英会》、《四郎探母》等,一演就是20年。即使这样,每年依然会有很多观众买票,反倒他们排演的一些新戏,观众反应却不见得那么好。现代文艺很忌讳重复,中国戏曲却完全不同:现代艺术强调创新,戏曲的观众则爱看千锤百炼的骨子老戏。电影侯孝贤的电影也是松散的,他的电影当年在台湾票房都很差,因为侯孝贤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创作原则是彻底背离的。台湾作为美国文化的准殖民地,观众的审美品味早已被好莱坞豢养得相当异化。好莱坞电影擅长漩涡式的情节和感官刺激的方式,以一种压迫式的声光效果来吸引人。那种压迫式的视觉音效有如重金属音乐,大家都知道,喜欢听重金属音乐的人,常常是日常生活较无力气、感受力也较弱的人。好莱坞电影的刺激就像人临死之前被电击一样,常常生活越无趣的人,才越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侯孝贤电影则完全相反。他的电影画面总是淡淡的,如果你的生命感受力够强、生命状态也够好的话,是会在里面读到很多信息。看他的电影,其实是一种阅读,尤其是近于读诗,观众是必须主动的。不仅仅要用脑,更要用心,要用整个生命状态去体会。这样的一种姿态,的确跟中国戏曲有关,完全不以故事、情节取胜。正因如此,侯孝贤的镜头有着中国传统水墨的意蕴,完全不是好莱坞那种手法,也不是张艺谋后期那种夸张与炫耀。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首先,就是要有诗意。总体看来,张艺谋电影是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前期的作品,属于五四思维,老是想控诉什么。五四的批判传统,尤其后来左翼文艺的控诉,当然不纯然是无的放矢,但是,总有一些夸大,到了后来,甚至有种虚矫地洒狗血。除此之外,张艺谋前期这些作品或多或少也有迎合西方人口味的部分。若要说张艺谋最有中国文化精神的作品,其实是《活着》。《活着》里那些卑微小人物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影片没有将伤痛变成控诉,也没有变成仇恨,而是淡淡的惆怅,有一种古人讲的“天地不仁”之下的沧桑感和历史的无奈,如此大风大浪之后,一切复归寂然,基本上就是中国戏曲的境界,它体现了中国人那种饱经兴亡却依然心平气和、不落于虚无的坚韧,这就是中国人的姿态。从张艺谋的教育体系来看,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接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熏陶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后来张艺谋拍武侠、拍历史题材时,怎么拍怎么怪,倒是李安的《卧虎藏龙》颇有点味道。《卧虎藏龙》好在哪里?李安在此之前并没有拍过武侠电影,可是一拍感觉就对,原因在于,对于李安而言,武侠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因为那一代人在台湾从小就对武侠耳濡目染。张艺谋则不是,他的成长过程是没有武侠小说的,那些东西是被禁的。他和武侠的传统是断裂的。武侠小说,对于张艺谋来说是一个对象,可对于李安,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两码事!李安的作品中也有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但所谓“有容乃大”,以博大、平和的心态去拍,拍出来就没有攻击性。

中国人都急于想要获得西方的认可,急于想要“东西会通”,但这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而且很容易将你自己核心的东西丧失——表面上看充满了中国元素,可骨子里都是西方人的思维架构或西方人的表达方式,那这还是中国的吗?这只不过是满足了国人的某种折射心理——中国人觉得一个东西被西方认可就是很大的光荣,包括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也是一样。“中西会通”到底能不能做到,我是保留的。真要做,也得极为谨慎,更得慢慢来。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得先把自己认识清楚。就像李安,从小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他老爸的样貌几乎就是电影“推手”里男主角郎雄的形象。从小在这种氛围中长大,成熟了再接受西方文化,融合就比较没有问题。而陈凯歌、张艺谋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接受的基础不扎实,可能骨子里有一些传统文化的意念,但整个学习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在他们的教育体系中,反而西方概念的内容更多。自己的传统底蕴不够,越拍就越无以为继,甚至越来越不伦不类。相形之下,李安养分够、底蕴深,去了美国之后更大的一个好处是,那边有一种很强大的文化撞击刺激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而且李安的整个生命状态又是那么安稳,也不会特别想要去依附于西方那样一种强势文化,所以他的作品也会比较稳定,而且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电影要卖得好,当然多少得参考好莱坞模式。但是,真正要拍出中国特色,戏曲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参考。然而,对于电影和传统文化的结合,真要从历史取材,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我们不太能进入古人的精神状态。大家都知道,胡玫的《孔子》拍得不好,可老实说,胡玫其实有诚意想把电影拍好;她且真有才情,几个片段我都看得忽忽入神。平心而论,这部电影的未竟其功,除了胡玫本身的局限,更根本的原因是源于内地对孔子数十年之荒疏。因这荒疏,整部电影想象遂远多于体会。既是缺乏体会的想象,在内行人眼里,就觉得不知所云;在一般人的情感,也很难起真正的共鸣。但是,数十年之荒疏,真要在旦夕间彻底补足,以孔子之大,谈何容易?若真换成其他编导,恐怕也会力有未逮吧!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拍历史题材,可能拍得最好的还是清宫戏,尤其是宫斗戏,毕竟,这个传统没有断呀!中国传统文化现在一般的课堂或是讲坛,常常是讲者站着,听者坐着,那完全是西方人的做法。西方人这样做,当然有西方人的逻辑,我姑且不予评论。但是,如果要谈中国文化,是不是该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标准呢?所谓中国人的标准,老师不仅要坐,而且要坐得最舒服。记得我读研究生时,我们的教室是没有椅子的,大家就拿个垫子席地而坐,所有位子,只有老师的座椅有个靠背,其他人都没有。林谷芳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不仅坐着,也可以靠着,甚至可以躺着,除此之外,讲桌上还一定要有好茶和食物,整个桌台摆得琳琅满目,我们常戏称,真像个供桌。这样做对不对?当然对!这是师道尊严的一种体现。今天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沦落?首先,就是老师没地位了。学生舒舒服服翘着腿、靠着背,老师则从头到尾罚站,这就完全错乱了。任何社会(包括个体)都有隐性和显性两面,即表和里、内和外、显和隐,如果用中国更传统的说法,就是阴、阳。显性台湾,是经由媒体演绎,经由政治力量操作,然后经由学术界、知识分子论述所看到的台湾;隐形台湾则是日常的、平常的、生活的、具体的、实际接触到的那个台湾。你或许感觉到台湾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上要稍微好一点点,实际上,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几年来,内地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的掌握其实已经超过台湾20岁的这一辈年轻人。蒋中正、蒋经国时代有一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于整个台湾中国文化的延续的确是有帮助,但其实也很有限。那时,真正的主流是全盘西化、是存在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才是吸引读书人,吸引年轻人的。当时在年轻人、知识分子的圈里,你跟他谈中国文化,他会觉得老掉牙,就连你演奏一个国乐都好像孤臣孽子一样,所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社会发挥的影响力其实是有限的。但隐性的台湾,普遍感觉台湾人比较温厚,看起来比较富有传统底蕴,那归因于民间文化的保存完整,尤其是祭祀。现在台湾的民间祭祀跟100年前的台湾祭祀样貌并没有明显变化,这当然跟台湾宗教的宽容有关系。

台湾佛教兴盛,民间也一直保存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相信人活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修行,婚姻就是人的一生极大的一桩修行。台湾人的婚礼并不像李安的《喜宴》中体现的那样,那基本上是台湾1949年之后过来的那些外省移民比较常出现的婚礼宴请。至于那些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客家人或闽南人,他们的婚礼并不是那样,他们的婚礼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是在宴会之前必定会有的一个很慎重的祭祀。我结婚当时,在那天的前一夜11点,也就是子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祭礼,这个祭礼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规格最高的祭祀,因为祭拜的对象是上天,所以供桌上的供品最多,前面还要演傀儡戏,旁边有乐队。当时必须全身洗得干干净净,要换一套彻头彻尾的全新衣物。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斋戒沐浴,之后就开始三跪九叩,总共磕27个头,磕完了还要跪在那边,旁边有傀儡戏上演,还有道士,一跪就是一个多小时。也就是那时,我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突然发现自己真的长大成人了,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在面对上天,第一次发现有一种生命状态叫“庄严”,也开始意识到婚礼真的是一件修行的大事。在祭祀的过程里的那种庄严感,不会让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是突然有一种严肃,你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你不可以轻佻,不像现在我们一般面对婚姻就是新郎带着新娘去拍婚纱照,越浪漫越好。这种浪漫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人不是这么看的。西方式的浪漫,譬如《泰坦尼克号》,我常说,如果男主角是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男人,遇见如同剧中的女主角那样干脆利落就主动脱衣卸服,可能10个之中会有7~8个拔腿就跑,绝对不会像男主角那样深受感动、欣然接受,因为,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从来就不是这样。中国人的情感表达,老子有三个字,“曲则全”。中国人就是曲线思维,所以,中国庭院跟西方的大广场有一个最简单的区分就是,西方的大广场讲究一目了然,越大越好,越清楚越好,而中国则定如苏州园林那样,曲曲折折,移步换景,每走几步就忽然又有不同的景色,才换个角度,便又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中式园林忌讳一目了然,一眼看光光。对中国人而言,那太无趣了!也正因如此,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本来就是弯弯曲曲的,不仅弯弯曲曲,有时甚至还反过来。所以,中国人擅长说反话,越是亲密,有时候反话就说得越多,情感表达方式也越多样而丰富。

一般说来,女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比男人好。历代都是这样,真要毁,都是先从男人开始。满清入关时,男从女不从,女人还可以继续穿传统服装、男人则不行。一直到今天的台湾,还是非常明显,台湾女子穿传统风格的服装,读传统典籍的都还是相当普遍,但是男人就很少。女人如大地,善于承载、延续,保存传统文化的能量也比男人强。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几十年来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文化真的断了,其实没有断,我们的整个情感、思考方式差不多还在,台湾民间相较之下,可能更完整,可话虽如此,内地有些地方其实还是保存得比台湾好,譬如,对于长者的尊重。事实上,真正的中国文化不是谈知识,谈来谈去,是你生命的转化,让你整个生命怎样修行、怎样转化。所以,中国以前真正有学问的人都有一个特质,都是年纪越大,他的整个生命状态越好。可是,现今台湾却是一个非常怕老的社会,因为台湾受美国的影响太深,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坟墓,在美国那个社会,中老年人多少会被歧视,甚至在某些人眼里,老人简直就等于废物,所以,台湾人普遍怕老,非常怕被人家讲成是老人。传统的中国却从不怕老,真正怕的,是为老不尊,明明你年纪很大了,人家却不尊敬你,人家都不把你当成一个长者看,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相信,人生一世,修行一世,有修行,就有通透,就有智慧,就有长者的风范。依中国的传统来看,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修行,你的生命当然就只有老化,你当然要怕老。

真正反映时代的是什么?是音乐。音乐最真实,骗不了人。台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一些流行音乐,像《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而今听来都还相当动人,那真是台湾最好的时代。那时候的流行音乐,词曲都简单,年轻人也单纯,一群人就高高兴兴地唱着,非常的纯洁,特别有种青春的美感,那是30几年前台湾普遍的精神状态。但你现在听台湾流行歌曲就没那么干净的了,更多的是感官刺激,或者是些靡靡之音。台湾这样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关系不大,反倒与文化的发展更为紧密。30年前,蒋经国时代,整个台湾的传统文化底蕴还在,没有像后来李登辉全盘学美国,也没有彻底的资本主义化,那时的精神状态才能蕴育那样一种音乐形态。西方文化强调“自我”,动不动就是伸张自我,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不自觉地对立起来,人际关系自然会紧张,由此一来,我们就需要大量的契约。这和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是完全颠倒的。中国古代几乎不用契约,清朝时,广州十三行的中国商人跟洋人做生意,洋人都觉得很奇怪,中国商人可以不打契约却运转得很好。这道理很简单,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建立在一个相互对立的假设上。在传统的看法里,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一体的,是种阴阳调和的状态,你变,对方也会跟着变,就像推手,你来我往,相互揖让,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其实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也包括人与整个自然之间。我们今天对于自然,动不动就强调“资源”的概念,其实,“资源”也是一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古代是没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你不能随意地“开发”,会有很多限制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整体”想法,是一种“合”的状态,是彼此相关而不是对立的,不是孤立的。今天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在一种对立的状态,它就是会变成螺旋状地对抗关系,所有的对立,都会加深、加剧。事实上,古代的中国人,是活在复杂的历史网络里,你回到家要拜祖宗,几十年后,你也会成为别人的祖宗,你是活在一个历史的长河中。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一个横向的维度,即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全世界只有中国有那么多节气的节日,而西方文化的主要节日都出于政治原因,这非常不一样。

我们都以为皇帝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但事实上,皇帝连想要废一个太子、改立一个太子都千辛万苦,甚至就根本做不到,皇帝的意志贯彻比我们想象的小太多,其实是被很多东西制约的。政治的确是需要制衡。可一谈制衡,百年以来,一定就要谈到西方的三权分立、宪法宪政这一套,这一套中国学了100年都没有成果,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跟中国的民族性情不合。具体说来,只要是中国人,行为逻辑一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要用权利义务关系、用法律制约关系把国家治理好,依照中国的逻辑,就必须先用这种关系把家庭运转好,然后才可以延伸到国家,把国家运转好。可是,你能想象在中国大多数的家庭能用权利义务关系、用法律关系弄好吗?事实上,制约政治力的想法是对的,但落实到具体的操作,总不能老用别人的方法。事实上,中国有中国式的制衡办法,我们不能总想直接移植西方的办法。中国是一个父系母权的社会,家庭里最具体、真正最有影响力的,常常是母亲,这是父系社会中国式的家庭平衡之道。外表上以父亲为主,母亲却是一种实际力量,这种中国式的制约方式十分有趣,也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对抗。中国人因为有这种平衡,讲究夫妻要相敬如宾,从不谈男权女权这一类的话。中国自从大谈女权之后,男女关系反倒越来越不健康,女人也越来越不快乐。其实,整天谈什么权不权的,因此和人必然处在一个对立的状态,真要过得快乐,也实在是太难了!西方文化相信环境制度会改变一切,但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于内心的修为、安稳,由内及外,这是儒家的逻辑,也是中国式思考。我们所有关系一定是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所以,中国人很在意亲疏、很在意家族。在中国传统里,我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自由,外在的环境对于我们制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中国人其实特别懂得自得其乐,也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更不会整天想要伸张自己的意志。现今中国人的紧张感,是受到整个世界的影响,古代的中国人,相对是比较自由的状态。“目的论”是西方思维,所有做的事都指向一个目标;中国人则是走走看看,边走边欣赏。走累了,回头一看,满目青山,这是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在中国文化中,任何事都可以处在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即使是在一种看来千钧一发、大难临头的局面,中华民族都比其他民族更懂得如何在当下解脱,在当下就觉得这事情是可以跳得开的。这种本领,是缘于中国几千年的修行。什么是修行?就是看别人,好像看自己;然后,再进一步,看自己,也好像看别人。现代社会流行成功学,这跟传统的价值观已经离得很远。事实上,名、利,都不是坏事,但名跟利也未必是好事,在名利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过得踏不踏实?如果,今天你有名有利,依然过得很踏实,那么,这样的名利,就是件好事。而今天你没名没利,你可不可能过得一样踏实呢?现在的中国,可能大家最欠缺的,就是这种不为外在名利所束缚的能力。颜回,中国2000多年不断被传诵的“复圣”,从现实层面来讲,他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一辈子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社会成就,但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地位却很高。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异常地安稳、异常地自在。事实上,在中国传统里,我们一直有一个价值追求,它超越了社会现实层面。这并不是说它否定现实的价值,只是不会盲目地追求现实的价值。“优势”,是比较西方的概念,因为充满了竞争感,结果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安”,中国传统文化最关心的问题、核心问题,就是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是学会如何安顿生命。西方文化输入后,中国文化好像变得弱势了,那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懂得含蓄,不夸大,更不会用掠夺大自然与其他国家的方式来迅速促使产业膨胀。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状态是西方思维的产物,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说,中国文化其实是有很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的。中国人从很早就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凡事懂得有所不为,才能维持个体生命和世界的平衡。“太极拳“具有中国文化的标志性意义,它不追求速度感,没有功利的目标。事实上,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太极式的平衡,如果继续让西方领导,他们只会让世界就是这样急速奔跑、直至毁灭。

作者:薛仁明单位: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台北书院讲师

电影艺术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