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研究范文

一、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困顿的假说与质疑

（一）“市场经济”引发困顿的假说与质疑一些人试图从市场经济角度分析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滞后的问题，他们认为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困顿与市场经济大有关系。特别是在一个时期内，高校继续教育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呼声很高，人们把高校继续教育等同于“市场教育”，崇尚“利益至上”。许多高校都以国有企业改制的思路来“改造”继续教育，在优化专业结构、量化课程体系、调整办学方向等核心环节，均以扩大规模与提高效益为主线，利大大做、利小小做、无利不做的行为方式似乎已是惯例，并成为部分大学牟取利益的“有力”根据。更有甚者，在利益驱动下，高校继续教育的市场竞争蜕变为利益竞争，为争生源而互为对手、为高效益而无章收费、为扩大影响而虚假宣传的事件时有发生。而领域内功利主义泛滥，又使高校继续教育整体滞留在市场与利益的冲突之中，继续教育的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被忽视，以至于以人为教育之本还是以人为发展之本，推进社会发展还是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人的素质还是提高人的学历，这些问题成为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最为尴尬的难题。因而，虽然高校继续教育已构建了包括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社会培训教育、证书考试教育、专业研究生教育等多样化教育体系，但事实上迄今仍未能为转型发展营造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粗看此论，似乎言之有据，然细究则疑点很多。从形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思想，到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再到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过程中，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之多、阻力之强、困难之大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个充满变数的时期，却恰恰是高校继续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辉煌阶段。同时，放眼世界，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不但不是高校成人教育发展的阻力，反而是推进其发展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认为市场经济是我国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困顿产生的原因，是否有些过于偏颇？

（二）“全面依托”致使困顿的假说与质疑有研究者认为，“全面依托”是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在过去很长时期内，高校继续教育只是承担了“学历补偿”的职能，并不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国民教育体系而存在。因此，国家对这种“学历补偿教育”所设计的“全面依托”模式，就显得主体性与长远性不足，尤其是所设计的教育资源主要依托普通高等教育资源，培养目标要达到普通高等教育相同水平，教学力量由高等教育师资承担、教学内容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同等硬约束，带有明显的应时痕迹。应当肯定，这种对普通高等教育的简单“全面依托”，对高校继续教育的存续和传播有着积极意义和实际作用，但却使高校继续教育成为一种既没有独立教育场所和师资队伍，又没有独立教育资源和用人权的“皮包教育”，仅是一种教育载体而非教育实体。在这种语境下，高校继续教育的转型发展已不是本身所能决定的，而取决于系统外的其他因素。这种观点确有可圈之处，但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建国以来，在当时高校办学条件极端困难和办学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形下，高校继续教育还能在这种“全面依托”的实施中，顺利完成了由扫盲教育到专业教育、由专业教育到社会教育的多次转型发展。现在我国高校全面发展，办学环境、教育资源、师资队伍、学科建设、育人方式等一片大好形势下，高校继续教育在“全面依托”的惯性下，理应从学校获得更大的支持、更多的资源，使之成为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必要支撑。显然，如果要把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困顿问题简单归结于“全面依托”，还有颇多的地方需要商榷。

二、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困顿的原因分析

从高校继续教育的转型设计与社会发展、转型目标与文化使命、转型行为与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中，寻找一个与所有事实最为接近的新认识，揭示转型发展困顿的真正内在根源已如箭在弦。

（一）转型设计与实践探索相剥离进入新世纪后，高校继续教育转型设计与实践探索相互剥离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转型的顶层设计缺失。随着高校继续教育国家职能部门的教育部成人教育司的撤并，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完善的高校成人教育政府职能体系随之消失。政府对高校继续教育的宏观调控和统筹管理，主要体现在“将招生多少人、毕业多少人、计划培训多少人，要完成培训计划多少人”等具体量化指标设计上，而把转型发展的战略设计交给社会和市场。社会和市场只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而存在，并非社会实体，绝不可能承担起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的调控与协调职能，以至转型设计只是作为一种理念长期存在于纸面之上。二是实践探索盲目。近年来，高校继续教育的实践探索可谓风生水起，每一所高校都制订继续教育发展规划，但都是一些以本校需求为原点的自我设计，难以解答以下战略性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树立自我个性的社会品牌，在新技术时代下传统学历教育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在推进社会发展与促进自身发展之间是否能够找到协调之道？在社会大变迁的浪潮中是彰显应有地位还是被边缘化？把高校继续教育转型设计置于多重矛盾的拷问中，是继续教育产业化的遗症。新世纪之初，我国“教育产业化”甚嚣尘上。一些人挪用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继续教育尤其是高校继续教育，通过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在以教育成本分摊为主导的机制运行过程中，可以实现对现有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利于高校继续教育资源的流动与增长。由此，关于高校继续教育应由市场和社会主导的言论盛极一时。一些人则片面运用国有企业改制的思路来“改造”高校继续教育，目标管理、自负盈亏、效益优先等功利性办学活动空前火热，而基于高校继续教育使命与责任的转型设计则无人问津。尽管目前这种状况有所好转，国家也重新承担起转型设计的责任，但积重难返，这又将是一个充满变数与反复的艰难过程。

（二）转型目标与文化使命相径庭高校继续教育转型的源泉是文化发展，但它的转型目标却常与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失之交臂，甚至大相径庭。只要分析大多高校的继续教育发展规划，就会发现“真金白银”已赫然成为转型发展的首要目标，细致而坚决地规定了学历教育、社会培训、自考助学、远程教育的高额创收任务，有的高校甚至连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都下达了不等的创收指标。而对于如何改善办学环境、提升办学质量、增长核心竞争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要害环节，大多描述简单，甚至一笔带过，至于如何履行传承文化、推进文化、发展文化的历史使命，则表现出整体性缄默。不难想象，在浮躁而单一的市场逐利的环境下，要完成创收指标，高校继续教育须付出何等艰辛的努力，而由此所产生的恶性竞争、无序发展、功利办学、行政垄断等恶果，对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将带来巨大阻碍。当然，这里有体制的原因，包括政府和学校过多的干预，高校继续教育缺乏自主性；继续教育资源在校际之间和校内分配不公平等。但深究其原因，传统文化失忆当是主因之一，但凡此种种问题，莫不与文化缺失有关。放眼中国古代文明，传统文化教育以养成君子为教育目标，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养国子以道”，通过知识传授、道德教育、礼乐熏陶，从学识、道德和艺术入手，进行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的培养，力求学生人格的完善。在教育过程中，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循循善诱，因材施教，顺乎学生的禀赋而予以提升。这些中国文化教育的实践和理想，可以说是现代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灵魂，失去这种文化的滋养，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必定沦为不伦不类的企业转型摹版。

（三）转型行为与法制建设相脱离高校继续教育的转型行为往往游离在社会法制建设体系之外，国家多以“规定”、“决定”、“意见”、“细则”、“政策”等形式来指导转型发展。在一段时期内，国家关于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政策与方针出台的密度与强度可谓世之罕见，对转型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我国法制社会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今天，与法律的长效性、强制性、普适性相比较，政策的时效性、狭隘性、局限性的软肋也不断显现。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少了法律法规的刚性支撑，国家相关政策的针对性泛化、权威性弱化、实用性虚化的现象就难以遏制，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一些重大举措出台就像“空中阁楼”，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的解决就如“缘木求鱼”。致使高校继续教育转型行为既难以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有力支持，又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教育发展战略框架之外徊徘，处于两难窘境。这种状态是高校继续教育运动化的必然因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高校成人专业化教育以及改革开放之初的高校成人学历补偿教育，实质上都是高校继续教育运动化的现实表象。勿庸置疑，运动化在客观上确实扩大了高校继续教育规模，提高了高校继续教育的社会影响，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路径依赖”的闭锁效应下，政府和社会不再把高校继续教育作为一种规范化的国民教育体系来对待，而把它作为一种可变的、可代替的，甚至可有可无的政治化运动。在那种“既为运动何需法律”已成社会惯性思维的大环境下，高校继续教育转型行为与社会法制建设相分离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启示

深刻反思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困顿的原因，在带来深刻教训的同时，也带来了有益启迪，促使我们对过去一些传统理念和习惯行为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重构。

（一）从“成才”转向“成人”是转型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倡导从“成才”转向“成人”，就是要吸取以往“由于指导思想不明，造成转型发展目标迷惘”的教训，为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奠定认知论基础。它既是对“成人”与“成才”谁为转型发展主导的重新审定，又申明了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目标决不仅仅是让“人”获得某种技能、某些知识和某类文凭，而是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全面变革。其中，把“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的“成人”概念，贯穿于转型发展的全过程，覆盖转型发展的全方面。这就要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在高校继续教育领域内树立鲜明的“成人”主体意识，放弃以往片面性的“使人成才”认识与方式，向全社会晓喻“认识成人、了解成人、关爱成人”是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促人成长、使人成才、助人成功”是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行进空间。在孔子关于“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教育思想的映照下，把曾经由于片面推行“成才”认识而引发的应试教育、功利教育、文凭教育、闭锁教育，转变为彰显“成人”特质的素质教育、探究教育、创新教育、开放教育。进而把那些思维陈旧、心理封闭的人转变为思想开放和人格健全的人；把那些崇尚“官本位”、庸俗关系的人转变为有道德和有修养的人；把那些重德轻能、重道轻器的人转变为德能兼备和博学精业的人；把那些视野狭窄、固步自封的人转变为敢于创新和勇于探索的人；把那些醉心功利、唯利是图的人转变为富有理想和不计得失的人。诚然，这种转型主题的变迁，决非一蹴而就，必定有一个自我反思与自我跨越的曲折过程，甚至是一个反复变化的过程，需要引起高校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从“教育”归向“文化”是转型发展的方法论选择从“教育”归向“文化”源于“因转型发展的视野狭窄，导致转型发展路径不畅”的教训和启示。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诉求，细检高校历史文化脉络以及高校继续教育特别是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教书育人、学术积累的历史，更是一部文化进步、文明传承的历史，是中国千年书院文化的积淀与承继，承载着“造就大批文化精英、传承和发展优良文化”的双重使命与责任。这些不仅是高校继续教育立身之本，还是自我转型发展的方法论选择。而在一个时期内，许多高校总是从继续教育本身去寻找转型发展的路径与方法，很少从高校继续教育与文化血脉的视阈探索和发现新的思路与新的方向，以至在对应“转型发展的取向何方”、“转型发展的路径何在”、“转型发展的方式为何”等现实问题时，无法给予充满正能量的应答，更不要说提出富有引领意义的实践指南了，只能“就教育论教育”，甚至套用其他观念“自圆其说”，致使转型发展的路径淤塞。可以说，从“教育”归向“文化”，是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路径的方法抉择。这就吁求高校继续教育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文化”的力量与作用。一方面，要有“以文化转型发展为魂”的坚定信念。高度重视文化在推动转型发展中的深层价值依托和强大精神动力，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引入科技、知识、技能和信息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为转型发展积累厚实的文化贮备，提升转型水平与层次，达到以文化传承推进转型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要有“以文化为转型发展之径”的坚守。反对功利性学习，强调人格培养；张扬独立的人文精神，反对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提倡开门办学，形成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风尚；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营造尊师爱生的学风；提倡学术创新，兼收百家之长，为现代文化发展创造新的文化元素，让转型发展的时代人文精神高扬。

（三）从“政策”迈向“法律”是转型发展的要求呼吁从“政策”跨向“法律”，来自于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实践中最为沉重和最为沉痛的教训。这是对中国高校继续教育法制的吁求，是对高校继续教育现时与未来“依法办学”的亟切期盼。回首中国成人教育“一波五折”的实践历程，每一次波折无不暴露出“无法可依”的窘厄。而高校继续教育作为中国成人教育的中坚力量，更感受尤深。尽管数十年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高校继续教育（主要是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制定了大量政策制度，但由于这些政策制度大多产生于计划经济或“后计划经济”时期，随着社会与经济的转型发展，其中的绝大多数已淡出人们的视阈。而那些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甚至政策、制度、方针等却没有相应跟进，以至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陷入既无章可循又无法可依的囿境。这种“呼唤与期盼”，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革故鼎新”。细检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高校继续教育的相关政策、方针和制度，选出那些具有实效性、基础性、战略性的文献，在经过必要的现代化修缮之后，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作为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法制基础。二是“万象更新”。制订一系列法律，包括转型发展必须的基本法和与之配套的法规，保障转型发展的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教育资源投入等一系列法律与法规体系，替换或填补高校继续教育现有法律与制度体系的空白，彻底改变相关法制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不适应的状态，让新型法律制度体系为高校继续教育转型发展实践保驾护航。

作者：曾青云许伶军单位：江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