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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创造教育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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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

摘要:

创造教育的产生发展由来已久,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创造教育的发展与课程教学是息息相关的,课程教学的不同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创造能力的发挥,从课程角度入手来研究创造教育,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创造教育的深入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我国教育体制领域的改革。

关键词:

课程;创造教育;教学大纲;校长

一、创造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创造教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高尔顿在其代表作《遗传的天才》中,通过对遗传的研究,激发了社会对人的关注,间接地促使了创造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教授克劳福德率先开设和创造性思维相关的课程。过了十多年之后,创造教育最终不断传播开来并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用创造学专业视角来看,创造教育强调的是在现代教育实践当中要合理地运用创造学知识体系中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它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有利于提升学生们自主解决问题的创造精神和应用能力。按奥斯本和美国创造教育基金会的设想,教育的目的是使教育能促进创造能力的充分发展。总的说来,凡是有利于受教育者树立创造的意志,培养创造的精神,增长创造的才干,训练创造的思维,激发创造的热情,进而有利于开展创造性活动而进行的教育都可以看作是创造教育。[1]创造教育是开发人的创造能力和未来意识的心理和实践教育模式,是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的的,教育内容不仅包括课内创造教育、课外创造教育,还涵盖了社会创造教育这一领域,因此,它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全方位教育类型,其中,课内创造教育应成为主战场。贯彻和实践创造教育,不仅要在学校开设创造教育课程,并且还应对创造教育课程和之外的其他课程进行研究,这样才能了解其他课程中的缺失,并运用创造教育的技法改正这些问题。

二、课程与课程研究概念

在我国,“课程”作为一个整体词汇出现始于唐代的著作《五书正义》,而随着近代学校教育制度,“课程”这一概念的现代意义才得以形成。“课程”英语为curriculum,1861年斯宾塞在其《教育论》中把教学内容的系统组织称之为“curriculum”。[2]课程是教育的主线,贯穿教育的始终,是连接老师和学生的有效平台,老师通过课程来传道授业,学生通过课程学习知识,进而不断丰富自己。但课程并不是中立的,它不仅仅是老师个人教育思想的体现,更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倡导的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而对于课程的学术研究,我们一般称之为“课程评价”或是“课程研究”。1950年,拉尔夫•泰勒在其代表性著作《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讲到,课程评价即确定课程目标实际上被实现到何种程度的过程。另一个经典的定义是来自于美国著名的课程论专家克罗巴赫在其论文《通过评价改革课程》中指出:课程评价是搜集、应用信息来做出有关的决策。斯塔比姆、阿尔肯等人也都认为课程评价是为课程决策提供有用信息的过程。还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课程评价概念是由斯泰克、库巴、林肯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课程评价是客观地描述并做出判断的过程。[3]从前人的定义综合来看,课程评价是在对课程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概括性评论。课程是课程评价的基础,课程评价也在推动着课程的改革和发展,二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存体,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课程影响创造教育的因素分析

课程不仅是课程评价的基础,而且是教育活动关键的一环,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果把教育比作人的话,课程就相当于人的心脏,时刻给人输送着血液和营养。那么,这些血液和营养如何保持其活力和生机呢?那就需要我们来分析一下课程影响创造教育的因素有哪些。

(一)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众所周知,在教学计划中,课程体系发挥着核心作用,所以研究影响课程的因素首要就是先要研究教学计划。而与教学计划直接联系的就是教学大纲,或者说教学大纲这是教学计划的体现。所以,笔者研究了中日两国的教学大纲历史,通过了解这些国家教学大纲历史的变迁来分析课程设置对创造力的影响。

1、日本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日本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改革创新。所以日本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加之日本文化和我国文化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日本的教育改革尤其值得我国学习和研究。日本的课程改革始于1945年,当时二战刚结束,主要是美国来负责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因此,日本的改革主要是学习美国。在当时的美国教育领域盛行的是实用主义教育,其代表人物是杜威和布拉梅尔德,前者倡导的是经验主义课程模式,后者提倡的是改造主义课程观。日本根据这两个人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第一次课程改革,课程体系的设置模式是“单元式课程”,形成了以学生尤其是儿童为主的实用教学模式。日本第二次课程改革是在1958年,这次改革不再一味地学习美国,而是开始发挥传统学科的优势,并针对高中阶段的学生增设了必修课,课程体系的修改强调的是“以学问为中心”。1976年,日本开始进行第三次课程改革,以文省部发布的《审议总结》为标志,提倡课程改革应该“以人为本”“从容学习”。并在随后的两年间,先后制订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习指导纲要,重新调整了课程设置的重要方面。到了21世纪,日本的教育改革目标第一条强调就是以创造为核心,提倡培养“具有广阔的胸怀、强健的体魄和丰富的创造力”的创造型人才。张祝平对于日本的课程改革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日本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完成了由终结性评价向过程性评价的转移,并且将评价的目标具体化,整个评价过程以人为本,并逐步重视创造和创新精神。[4]”纵观日本几十年的教育改革历程,一直牢牢把握着以人为核心,不仅仅只是重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更注重的是学生个人内在素质的提升和创造能力的发挥,这也是我国教育需要学习和改进的重要方面。

2、我国大陆地区

我国近代以来的教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巨大的教育变革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课程的变革尤其是语文课程的变革。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我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迎接国人的是外国人的钢枪大炮,也伴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课程改革正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完成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从1902年,清政府颁布实施了《钦定学堂章程》,标志着近代课程改革的开始。10多年之后,当时时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兼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鼓励对课程教学领域进行革新,并在北大营造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术氛围。在蔡元培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民国政府进行了课程改革,颁布了《中学校令实行规则》,这一教育规则的实施,不仅具体实用,也使得学校代替了学堂成为延续至今的教育场所名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6年和1963年,我国教育部也试着对课程改革,并出台了相关教学大纲,但均由于某些原因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教育部出台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这份大纲总结了前两次教育大纲颁布后出现的问题,在结合外国先进教学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语文教学的重要性,提倡课程教学应注重学生智力的培养和视野的开拓,同时,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2000年之初,国家教育部再次修订了语文大纲,出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并于2000年秋在全国施行。这个大纲的突出贡献在肯定语文的主要学科地位的基础上,提倡在语文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一年之后,教育部再次对教学大纲进行了改革创新,先是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稿)》,之后又出台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这次教学大纲修改的创新在于把课程学习分成了几个阶段,并注重阶段之间的关联性。[5]虽然教育部门极力吹捧这次大纲更有开创性,但是笔者认为,只是2001版的延续,甚至还把2001版重视“创新”“创造”的关注点用形式遮蔽了。从近代一直到现在,我国语文课程教学大纲经历了百年变革,课程改革也几经更改,不断在探索中前进,这百年间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失败,但从总体上来看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尤其表现在课程管理、课程内容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课程改革的进步是有的,但相比于西方等发达国家而言,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尚需改进,比如课堂活力缺乏、灌输式的课程教育模式、忽视对学生的人文关爱等等。对于进行课程改革的教育者而言,课程改革应立足高远,整体布局,树立课程整体意识,不应该只是空喊“素质教育”的口号,也不应只是注重某一块知识的变动,而是更应该从体制机制着手,在把握大局的基础上进行局部内容的调整,只有把握好了这一前提,才能更好孕育学生创造、创新的土壤。

(二)课本内容选择

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依托,传递思想的工具,不同的教科书也就意味着不同的课程内容,不同的课程内容传达着不同的思想,因此,教科书的选择对课程内容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选取和接受何种教材是影响学生创造能力培养的又一重要因素。理想的课程应按照文化的逻辑,也就是人类活动的过程展开。课程应该是与具体的学校情境相适应,这样的课程就可以为师生提供一个与自然、现实、与他人对话的开放的平台,成为开放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探究、建构、交往、对话与反思的过程。课程内容的设计应超越“科学世界”,关注“生活世界”,课程学习活动方式的设计应强调学生的体验和感悟。福柯说,“话语一旦获得了权力,就成了权力的话语”。学校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化形式和机制,课本在进行它的教育传播知识的职能时被赋予了权力,这样就导致课程内容上承受过多的外界内容,无法去实现将创造教育融进课程的目的。

(三)校长

从宏观上来看,纵观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影响课程发展的主要因素,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和课程的内容倾向性。但教育方针的贯彻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不同的教育工作者有着不同的课程教育理念,因此,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家对课程教育影响有着很大的作用。研究创造教育课程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校长的重要性,蔡元培、刘道玉等校长就曾在教学改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蔡元培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大家也耳熟能详。刘道玉和蔡元培先生一样也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校长,并身体力行,在武汉大学实践创造教育中,其本人也发表了百余篇关于创造教育的文章,因此,被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这位创造型的校长在改革武大时,将国外大学的一些如学分制、转学制、主辅修制等带进国内,这些措施的实施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发现和培育了许多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易中天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四、课程研究对创造教育的启示

(一)加强政府的正确定位

政府在对课程方面,尤其是教学计划与大纲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政府应当有什么定位是很重要的,拿中美教育来比较,正是由于政府的不同定位导致不同的效果,一个促进创造力的发展,一个压抑创造力的发展。我国在倡导素质教育之前由于定位不准确,贯彻实施了应试教育体制,把学生培养成了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这是因为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严重抑制了学生创造力的发挥,也因此广受诟病。美国学生为什么会比我国学生在创造力方面表现得更突出呢?这是美国政府坚持了以创造教育培养挖掘创造力为目标的正确取向,加上历届政府一直大力重视,最后才能将全民的创造性发挥出来。

(二)加强学术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靳玉乐教授认为,中国大陆的课程学研究总体上来看,实际上仍然处于“前科学”或“常规科学”时期。确实如此,目前学术界对于课程学这块的研究确实不多,从课程角度来研究创造教育的相关文献也较少,因此,对学者们来讲,加大对这方面的重视和研究尤为必要;对于国家来讲,不仅要努力构造一个适合学者创新、创造的环境,同时也要加大科研投入,鼓励学者进行创造教育问题研究。目前在中国还未形成创造教育的全面化,因此,对我国来讲首选应加快对课程的研究,进而促进创造教育研究。

(二)变革学校行政化体制

目前,学校在管理方面行政化趋势严重,拿大学来说,行政人员因为过多地占有学校诸多的资源而使得真正研究学术的教授被边缘化,教授因为受到行政体制的压迫而无法专心地开展创造性教育研究。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必须要改变,而且进行创造教育要从体制上做出根本改变,将创造教育进行下去可以依靠强硬的政府,政府不强硬可以依靠强硬的校长。要想摆脱学校行政化体制严重的问题,实行校长职业化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尝试。校长职业化不仅仅能大力推动创造教育和教育创新,这项变革本身就是教育创造与创新的实证。

五、结语

通过对中西方课程研究的分析对比,可以发现当前我国课程改革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仍然有着一些不足之处。而用创造教育来分析课程,可以说是当前我国实行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尝试。教育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关键不是一味地模仿,而在于把创造教育的观念融入教育本身。只有把创造教育深入到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才能开发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吴锦旗.民主与自治的典范:民国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察[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1,(1).

[2]吴康宁.课程社会学研究[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1-2.

[3]刘义兵.当代国外课程评价的基本模式[J].外国教育研究,1992,(1).

[4]张祝平.日本体育课程改革理念及对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启示[J].山东体育科技,2007,(4).

[5]罗新芳.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百年[J].天中学刊,2002,(3).

作者:周立环 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责任编辑:冯紫嫣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