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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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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四期

文明秩序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特定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念构筑了特定的文明秩序。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构筑了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造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伴随着现代社会模式的开启,传统文明秩序渐渐瓦解,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复兴中华文明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时代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诉求和行动自觉。

一、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与现代转型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无法逾越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漫长的“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业经济格局,以宗法专制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具伦理型和政治型的双重范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由家族走向国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以血缘纽带为依托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稳定的传统社会根基。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的辉煌历程,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心理和日常行为规范,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形成了传统社会特有的文明禀赋和价值诉求。“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传统文化独立地形成了一整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观念、精神、意义、价值、典籍、礼仪、文物制度、道德规范等价值观体系,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为中国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了有效的精神依托和文化支持。”①但19世纪后,伴随着以工业文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这一严密体系渐渐瓦解,“中国文化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了坚韧的理论架构,并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作为坚实基础,组合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这个严密体系,只有在近代大工业兴起之后,才逐渐瓦解”①。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全球扩张,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开始全面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导致中华民族出现了由民族危机、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的危机、直至渗透至传统文化的危机的系列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逐渐崩塌。这种崩塌不仅仅是国家主权、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礼仪规范等等开始动摇。”②从深层次分析,这些危机“都包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挑战,由此就引起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③。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文明被迫遭遇西方现代文明,在两种不同时空维度文明的碰撞中,中国传统文明渐渐被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性”所折服,最终走向了“师夷长技”的学习西方之路。思想制度层面的学习主要体现在戊戌变法前后,一些仁人志士参照西方价值系统改造传统价值系统。康有为假借孔子之名进行“用夷变夏”的改制,谭嗣同对传统“名教纲常”的现代批判,以期“冲决伦常之网罗”。谭嗣同《仁学》中“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寅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④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用西方现代的新伦理观改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期望。如果将“戊戌”时期看作是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那么它仅仅是一场以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真正的思想启蒙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是价值观念转变的关键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斗争矛头直指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基儒家思想,倡导诸如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等新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安身立命之道”也即传统价值体系摇摇欲坠。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扩张,中国传统文明秩序渐渐失去了主导权和话语权,从而开启了向现代转变的模式。

现代模式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不断将人类社会推向“后传统”时代,为人类社会创造了现代文明。20世纪,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不知不觉地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导。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不断地为人类社会创造着“缺憾”。现代社会是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的社会形态,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现代社会中所呈现的问题大多以“现代性问题”出场。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觉,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⑤。马克斯•韦伯将现代社会称之为“祛魅”的时代。他所批判的正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困境与危机,也即现代工业技术对西方文明的工具化、理性化的建构。工具理性将一切社会关系精确化、效用化,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受到压制,人自身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彰显不足,整个社会缺乏生命值得奉献的价值追求,人们失去了意义感,缺乏“本体安全”,产生了“存在性焦虑”(吉登斯语)。当今中国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既是解构传统的过程,又是建构现代的过程。解构不是否定、排斥传统,是建设性地重构传统和建构现代的统一。

二、现代性困境与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

任何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盛衰息息相关。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断裂。文明总是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恰恰需要实现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现代转型,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问题弥散于所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现代社会。当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已经显现出了上述现代性的种种问题。中国现代社会不会自动生成一套合理的文明秩序,如不加以规范重构,则“无序”、“迷失”、“虚无”状态将充斥整个社会。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必须正视现代性困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提炼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凝聚价值理想的“最大公约数”。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消除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虚无”征兆,重塑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开启了现代性构建的步伐,加速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同样遵循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化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也树立了自由、公平、公正等经济理念,保障了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化的经济运作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当获取利润成为生产的直接和唯一目的时,整个社会经济便处于资本的支配之下,人们为获取利润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现代性特征内化为人的心理,就产生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货币、资本成为人们意志和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在社会金钱竞争中,濒临失败、垮台的人,最初还只是扫兴(欲望得不到满足),继而是忧郁,最后干脆变得麻木不仁了。人们很清楚,一旦没有钱,便消弱了奋斗的基础,这种心理上的影响会降低自我价值感。”①中国传统价值秩序的解构以及现代社会中拜金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异化和混乱。人生意义的扭曲化和精神上的迷失感造成了中国现代人价值观念上的“虚无”。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建构,千言万语,则不外乎是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塑造。”②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就是要让当代中国人摆脱“价值虚无”的魔症,重新塑造精神家园。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修复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裂痕”,实现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价值观念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形态,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内核。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合时宜”,现代社会的形成为现代价值观念提供了成长的寄托。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不期而遇”造成了两者矛盾与冲突的彰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替已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裂痕”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中断、文明的断裂。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于新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接与转化。在价值观念交错的过程中,不是要对传统价值观念彻底否定,而是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创造性转化。“文明的传统性并不必然影响它对现代性的接受;相反,文明越是悠久,可能越具有对新事物的吸纳能力,悠久的文明更具有宽大的胸怀和应对复杂变局的丰富经验。”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孕育中华文明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沃土,在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倡导“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内圣外王”价值理想的逻辑思路是“以修身为本”,“由己推人”,强调“己”即个人的原发性。圣人是伦理道德的完美体现者,“内圣”就是以至善至美为价值追求对个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当个人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时,便由“内圣”转为“外王”,实践政治理想,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格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能回避这一文化传统,因为这一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模式和实践规范模式,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性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④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得以延续。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正视人类现代文明中的多元性问题,创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生态“星丛”。现代文明最初产生于西方,随着全球化进程扩展到全世界,并且以现代文明的制度维度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性话语”(哈贝马斯语),现代文明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框架或体系,以期构筑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但伴随着后殖民话语体系中异于“自我”的“他者”文明的持续变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理想模型逐渐被打破。“虽然最初的西方规划的不同维度的确构成了整个世界不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出发点和持续参照点,但这些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最初文化方案的同质化维度和霸权维度。”①不同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倡导同质化世界,也相异于塞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宣扬相对异质的世界,S•N•艾森斯塔特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是多元现代性的世界。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异质性,呈现出多中心态势,但可以和平共存。“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②。多元现代文明以共生的方式共存着,共同构筑了人类现代文明。在这一生态“星丛”中,多元现代文明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价值共识。但每一文明模式都有自身的特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必须以其他文明模式的存在为生态前提,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批判性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生态“星丛”中彰显中国特色的价值理想。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自觉

重构现代文明秩序已成为现代中国的必需和亟需。任何一种文明秩序都不是某种先验的存在,都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在某种程度上讲,文化的厚重与否、持久与否直接决定了文明果实的优劣,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够体现一种文明的特色,并为一种文明提供精神内核和发展活力。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为传统文明秩序生命力的维系提供了精神原动力,当代中国,重构现代文明秩序同样需要核心价值观念的灵魂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价值秩序的时代诉求和行动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是构筑当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自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基本国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为其提供了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维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它的生命之魂,表达出它特有的精神气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伴随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形势,思想领域日趋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态势。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与对立,造成人们价值观混乱、价值观扭曲甚至价值虚无。究其根源,人们在思想观念领域缺失“主心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目标、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意识,避免思想对立和混乱,使全社会有了共同的精神寄托、价值追求和行动方向。“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彰显,人们能够对多样化价值予以批判性整合,对价值之间的冲突加以调解,以此理解和统摄社会生活,消解价值观的物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从而有效建构精神家园,在多样化价值的喧嚣声中,安顿自己的心灵。”④稳定持久的价值秩序需要一个“主心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重构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心骨”,体现了构筑当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价值观念的时代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包含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情感,孕育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①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孕育的果实,包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要义和思想积淀。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表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承继关系。“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其中,“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提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朱熹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集注》)“仁爱”以“修己”为前提,成己成人,进而推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价值观念都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维度的价值理想。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凝结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如国家层面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对人民群众经济、政治等维度价值诉求的理论反映,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的理论延承和时代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爱”、“大同”等思想精髓更是“和谐”概念的理论渊源。此外,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规范,其价值内核与“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时代表征,从国家政治价值目标、社会理想价值取向、个人道德价值规范三个层面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接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创新和弘扬了人类文明共有价值元素,彰显了中国价值观念的世界意义。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文明的集合。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积淀着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追求,凝结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独特贡献。每一种文明都包含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基因,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诉求,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之间也存在着共识性的价值元素。“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是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集中体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孕育了“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形成了“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的特有品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总是存在着观念的星丛。在现代社会,除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形态和性质的价值观,这些观念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生成的历史和生态前提。”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世界视野,将“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涵盖其中,并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域中。这表明两种价值观在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上存在共通之处,但由于所依托的社会性质和制度的不同,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是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理念新的理论内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内涵的凝结承接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开辟了人类文明共有价值元素的新模式、新领域、新境界,彰显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世界意义,是中国现代文明自信的表现、自觉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自觉。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需要夯实价值根基,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一个理论课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不仅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承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深耕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内涵,而且也需要广泛探索开展实践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日常化、具体化、生活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作者:刘建涛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