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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地区教育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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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以重庆作为陪都,西南就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之所在,西南边疆的兴衰安稳成为国民政府考虑的首要内容。当时不论是学界、民间和政府都开始了对边疆问题的种种研究和探讨。作为民间重要力量的一支,基督教全国委员会率先开始了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开展了影响深远的边疆服务工作。受此影响,中国当时一些一流的学者也纷纷加入到研究边疆问题的行列当中。其实早在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边疆问题即有所重视和关注。1930年教育部特设蒙藏教育,这当时的国民政府设置主管边疆教育行政之开始。[2]不过此时的蒙藏教育司所主管的范围主要局限在蒙古、西藏两地。其时还没有真正提出“边疆教育”这一概念。根据现有的资料考察,边疆教育作为官方正式的称谓形成于设置蒙藏教育司稍后的1931年,这一年前后教育部颁布了《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文件,该文件确立了边疆教育的目标、计划、组织、经费、设备、课程、训育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在其“组织”一栏中有这样的规定“教育部已有之蒙藏教育司,应积极负责主持边疆教育”。[3](P831)至此,蒙藏教育司其只能已不局限于蒙藏两地,在以后的过程中,蒙藏教育司在主持边疆教育方面一直处在主要的位置之中。[4]自南京国民政府设置蒙藏教育司开办边疆教育以来,随着时局的演变其教育内涵不断丰富、扩充。

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由此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教育事业上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政策。在此背景下,发展边疆地区义务教育也提上了日程。同时根据《建国大纲》“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并使之能自决自治”的规定,教育界人士积极建言开办边疆民族教育。1928年5月,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由甘肃省教育厅提交了一份《融合各民族并发扬文化案》强调,“欲达总理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之主义,泯西北从来各民族间感情之隔阂,非从促进各民族教育平等着手不可”[5](P184)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在建制上与教育部其他各司平行的蒙藏教育司,表明了蒙藏教育司已经是中央一级的专门主管边疆民族教育的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国家建设一部分的边疆民族教育,其主旨在于通过教育事业达到民族之间的融合,同时在政策上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予以适当之倾斜,以体现各民族之平等。随着抗战的爆发,西北、西南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后方,特别是西南地区更是国民政府极力经营的重心之所在,所以这一时段的边疆教育其实施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蒙藏地区,而且教育之重心也由民族平等发展到聚集全体人民的意志以积极抗战。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通过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和1941年行政院颁布的《边地青年教育及认识行政实施纲要》是实施边疆民族教育的最主要的两个法规文件。对于边疆教育之目标有如下规定:“彻底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全国文化之统一;根据边地人民个别之特殊环境,切实谋其知识之增高、生产技能之增进、生活之改善、体育卫生及国防教育之严格训练”。[6](P203)由上述三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各阶段其侧重点不同,详略不一,但是仍有其一贯的方针:其一,力求边疆民族教育的推进与普及;其二实施边疆教育一定要与边疆特殊环境相适应;其三通过教育之手段以实现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统一以实现中华民族之团结。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教育可分为抗战前的草创期、抗战时期的高潮期及战后的分流等阶段。在不同时期,西南边疆教育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抗战之前的西南民族教育

这一时期大致从1931年至1937年,西南边疆教育多为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领导下实施的。广西省政府对边疆教育政策,鉴于过去民族政策之有失妥当,为求统一政治思想,提高文化,于1931年4月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以调查、研究、编辑、设计边民生活及教育为主,并以开化边民须从培养师资做起,于1935年1月开办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直属省政府,学生由各县少数民族人口之多寡,定额保送,班级分师范班及师范预备班两种。师范预备班又分为甲乙丙三种,依其程度定毕业年限,教育内容偏重于日常应用课程。此外还在61个少数民族居住县普设各级国民学校,教育边胞。[7]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贵州的边疆教育在此一时期也有渐次展开。1935年蒋介石视察贵州,曾明令贵州省政府在其教育经费中,每年至少应拨付十万元用于边疆教育经费。1935年4月,贵州省当局开始重视边疆教育,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当时驻军安顺的杨子惠面对边民生活贫苦,文化落后的状况,力促实施共同进化之教育,以增进民族团结。此后他大力开办边疆教育学校,并倡导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改良少数民族服装,统一语言等边教工作,对贵州的边疆教育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推行西南边教方案,并议定设立苗民小学14所,其中云南8所,贵州6所,并于各省原有师范学校内,制定几所学校添设边民师资班。1936年教育部推出蒙藏回苗教育计划,统令西南各省在各边区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是年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第七项中有“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完成统一。”[6](P203)纵观此时西南民族教育我们不难发现呈现以下特点:各自为政、缺乏重心。之所以出现此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在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统一西南之前,中央政府尚无暇对西南边疆民族教育过问,而西南各省当局立足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结合自己的辖区的实际情况,渐次展开了边区教育。并没有显示出统一的标准、政策,各自布局是此一时期西南边疆教育的最大特征。

(二)抗战时期的西南民族教育

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南富庶的省份沦陷,当时中央政府为坚定持久抗战计,立足于背靠大西南作好了持久抗战的准备,对西南方予以足够重视,在此背景下,西南边疆教育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为了能够统一布局,便于在西南顺利展开边疆教育,教育部于1938年在召集有关教育专家之后,草拟了边教方针及办理方针原则。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综合整理,通过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该方案旨在促进民族融合,提升各少数民族文化,巩固大后方。并且分列各级边教之中心目标,对于培养边教师资、编辑民教教材、推进边疆学校教育及研究边教制度等均有明确规定。1941年教育部又公布了《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至此以后办理边疆教育方有了一个明确的宗旨。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之下,先后在西南各省设置国立师范边疆学校、职业学校。如贵州的榕江国立贵州师范,云南有昭通国立西南师范、国立大理师范、国立丽江师范,西康有国立康定师范、国立巴安师范、国立金江初级实用学校、国立西康初级实用学校,四川有国立松潘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国立清溪职业学校,西藏有拉萨小学、扎什伦布小学等。[7]上述学校的最大作用便是提供了边民教育的师资,为边疆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一时期促使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繁荣的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便是大量高校内迁。战时各地内迁西南的院校(包括院校本地移动者)共61所。其中,大学22所,独立学院17所,专科学校22所。因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是战时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包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陆军大学、中央警察学校、蒙藏学校等48所院校集中在四川,多在渝、蓉两地。其他院校中,内迁昆明的有10所,桂林5所,贵阳5所,其余则散布在大西南各地。[9](P352-356)为数众多的高校内迁对于促进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促进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

在部分内迁高校中,有许多专家学者带领学生投身于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调察之中。其中尤以大夏大学对贵州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成果最为显著。1945年贵州省政府为促进边民文化,发展边民教育,弘扬国族同源理论,融合民族感情,特设立边胞文化研究会,直属于省府,内分调查、出版、研究三组。大夏大学就参与了此项工作调查与研究部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人员到安顺、定番、炉山调查,完成《安顺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每种共计字数二十余万。此外为配合贵州政府相关民教部门开展工作,大夏大学还分别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民俗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1940年春,社会研究部受当时民政厅的委托,对贵州东西两路边区少数民族社会状况进行调查,完成《贵州省西北路各县苗夷社会调查报告》。[10]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广泛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对贵州少数民族进行综合对比研究;在调查方法上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使得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由传统的“印象之学”转变到“事实之学”。[11]此外他们的调查工作对于贵州边疆教育的展开也提供了丰富而又扎实的一手资料。纵观抗战时期的西南民族教育可以说成效显著,成果颇丰。西南各省在中央政府统一调度下,依据相同的教育宗旨,为了共同的抗战目标对边疆教育的功用、师资、制度、宗旨等也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不同种类的学校也不同程度地开办,为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结语

虽然抗战期间西南边疆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特有的大汉族主义,在实施边疆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有民族歧视心理等,这对实践中的边疆教育就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西南边疆教育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如师资平凡、教学无方、语言风俗、[13]学校分散,少数民族子弟就学困难、设备简陋,民族学生毕业后不能就业、民族感情不融洽、经费困难,边胞保守性太强、教师待遇太低等诸多现实性的问题。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在当时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政府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与资源用在边疆教育上,这就导致效果并不明显。后来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政府更不会把边疆教育放在施政的要务之中,致使战后的边疆教育呈现如下两种趋势:一,边疆教育的独立性逐渐丧失。抗战胜利后,部分省份的边疆教育逐渐与国民教育合流,边疆教育机关相应的也予以裁撤,边疆教育经费依附于国民教育经费之下;二,边疆教育由特殊到普通化。抗战前后西南边疆教育作为特殊的教育种类是当时政府和民间公认的。在制度设计、教育宗旨、师资培训、学校设置上都是专门为边疆教育而单设的,但后来此种特殊性日趋丧失。

作者:何腾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