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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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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三期

中日战争是国力、军力相差悬殊的两国之间的战争,因而艰难异常,险象丛生。本文特举出其中三个时刻,简略陈述其艰危之状,以见前人之竭蹶应对与最终取得胜利之不易。

一、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

自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80万军队血战3月,终以敌强我弱等原因,被迫撤退,又以决定匆促,指挥无方,形成溃败。日军违反军事常例,在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攻南京。12月13日,占领南京。首都沦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1]此后的一段时期,蒋介石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内部的主和派。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②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③。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日记1937年12月2日、27日)。12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

④当时,陶德曼的调停正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12月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认为“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内部不致纠纷,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⑤12月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于右任等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而非英明”。⑥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方针。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⑦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针,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⑧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其日记称:“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①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②他再次决定,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应该承认,南京沦陷,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蒋介石的抗战精神表现得最坚决、最热烈、最焕发的时期。1938年1月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③17日,蒋介石日记云:“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稳定内部矣。”④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宣示进行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蒋介石这一时期拒和,是因为他明白,日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之际,谈和,其屈辱条件,只能超过“城下之盟”。由于蒋介石的清醒与坚持,中国抗战度过了第一个艰危时刻。

二、广州、武汉沦陷,汪精卫出逃,龙云计划附逆

1938年10月12日,日军3万人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占领广州,迅速控制邻近地区。自此,中国南方自海外获得物资的补给线被切断。27日,在东、南、北三个方向被包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南京沦陷之后形成的中国行政、军事中枢被迫再次转移。武汉会战期间,汪精卫虽被选为国民党副总裁,但其求和、妥协之心依然如故。南京沦陷时,他向蒋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此时,则背着蒋介石,暗中联络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广东张发奎等人,谋划组织第三势力,取蒋自代,与日本谋和。武汉失守之后,汪精卫对抗战更加没有信心,认为“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3]他派亲信与日本代表在上海密谈,决定联合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四省反蒋势力,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中日两国国力、军力悬殊,对此,蒋介石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和汪精卫分道扬镳,力主抗战,其原因之一在于他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国际援助存有期待。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曾指望将中日战争国际化,“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他甚至企望“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⑤为此,他在撤出武汉后,迅速于11月4日召见英国大使卡尔,长谈4小时,次日,再谈1小时余。谈话中,蒋介石为卡尔剖析日本侵占广州,其主要目的在于“打击英国”,“完全夺取英国享有一百年来历史的地位,而一跃为东亚之盟主”,要求英国切实援助中国,并和美国一起在“远东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任凭蒋介石说得口干舌燥,卡尔或推托美政府不愿参加,或仅表示“彼个人对华尚有深切之同情”。

国际援助无望,加强了主和派与日本妥协的决心。12月9日、16日,汪精卫两次在重庆与蒋介石辩论。汪力主“和平”,而蒋介石则力言:“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5],汪精卫见说服蒋介石无望,与12月18日自重庆出逃,企图经越南河内,转赴香港,与日本谋和。日本原来态度顽硬。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骄横狂妄地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放软调子,声称“国民政府果能放弃过去之指导政策”,则日本“当亦不予拒绝”。12月22日,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以甜蜜的语言提出“互相善邻友好”等“三原则”,企图诱引抗战阵营中的动摇分子。汪精卫立即发表《艳电》,拥护近卫声明,要求蒋介石把握“不可再失之机”,蒋介石则逐条揭露近卫的“三原则”,号召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国策,“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6]傀儡组织三汪精卫出逃河内,路经云南昆明时,曾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两次长谈交底,龙云不仅支持汪精卫等出逃,而且同意其降日计划。在军统谋刺汪精卫未成后,龙云不仅派人慰问,而且出款资助。此后,龙云一面敷衍重庆国民政府,一面则潜通日本和汪精卫,联络西南反蒋势力,待机发动政变,改变抗战国策。⑥龙云成为与山西阎锡山同时存在于抗战阵营内部的待爆弹。这样,重庆国民政府就面临着外有强敌,内有反侧的艰危局面。幸赖重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掌控、得宜处理,汪精卫的出逃未能引发出更大、更多的连锁反应,龙云、阎锡山等也未敢公然叛变,一直保留在抗战阵营内部。

三、日军进占贵州独山,威胁贵阳、重庆,美、英、苏准备撤侨

1944年4月,日军调集当时在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拔除建设在中国南部、可以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国机场。在此后的七八个月时间内,日军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大片土地和140多个城市。攻克中国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其间,最为艰危的是11月间的桂柳会战。当时,日军攻入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广西。为了保卫桂林,蒋介石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但不幸与日军交战不到两日,即告失败。被蒋介石认为是“抗战以来未有之败绩”。他本来设想,日军会到此为止,但日军并不停步。11月24日,日军占领南宁。

12月2日,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独山,这就使省会贵阳受到威胁,重庆因之震动。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军将领魏德迈向蒋介石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蒋介石答称,对此问题绝未考虑。[7]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集中于在缅甸北部的远征军战场,他已征得美英联合参谋团同意,拟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不过,由于天气不良,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蒋介石的这一计划无法实现。他在日记中慨叹:“情势至此,前途等于绝望,苦痛悲惨,未有如此之甚者。”①蒋介石的计划是,如日军继续进攻,则放弃贵阳,固守乌江,等待来自东、北、西三方面的主力部队集中,再图反攻,其日记称:“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策略既定,蒋介石自感“精神倍觉奋发”。这时,蒋介石的意志出奇地坚定。12月4日,魏德迈再次向蒋介石询问政府迁离重庆的准备情况,蒋介石答称:“此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民族志节关系,不能讨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表示,你既然不离开重庆,我也不离开你,愿与蒋共患难,但他不以蒋的死守重庆为然,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不注重现实。”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在日记中写道:“彼并未了解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也。”

②当日,他核定《贵州作战大纲》,数次与奉命到贵阳指挥的何应钦,自河南来援的汤恩伯等将领通话,反复叮咛,虽“自觉琐碎,但总使此心之安,而不致前方偶有疏失耳”!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蒋介石那样镇定。12月4日,蒋介石得悉,驻渝美国使馆将于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这将严重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蒋介石十分意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民族之浮躁,不顾联盟利害及其对我战局之影响如何,思之沉痛,益感交友之难也。”他立即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撤销此举。继美国使馆之后,英国驻重庆使馆也准备下令撤侨,苏联使馆则准备与英国使馆一致行动。这使蒋介石更为痛心,日记云:“呜呼!所谓盟邦,所谓友军者,其推波助澜,不惟对我失败与困迫之时不稍加协助,凡不急要之举于彼无害者,而亦不愿疑为顾及,任令我民心更为动摇,社会更现恐慌也。”又云:“情势至此,诚历人生未有之奇难矣。寒天饮冷水,点滴在心头。世之子孙,若不知自强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他立即命人和英、苏两使馆联系,中国政府负责保证其安全,两国使馆表示暂不撤退。③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基地,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实行远距离进攻,千里奔波,消耗过度,至进入贵州,兵力不足,已成强弩之末。独山沦陷后,中国军队迅速反击,日军决定后撤。6日,中国军队收复独山北面的八寨。当日夜,收复三合。8日,收复独山,日军退出贵州。中国军队继续追击。13日,克复广西南丹。

14日,日军反扑,双方在广西车河一线对峙,战局遂趋于稳定。日军侵占贵州独山意味着侵略势力攻入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根据地,这是中国抗战的又一个艰危时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如果日军继续西进,中国必然垮。[8]12月9日,蒋介石在《反省录》(《蒋介石日记》1944年)中写道:“八年以来抗战艰危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然而自信心如常,毫不觉有危险。即使敌寇深入贵阳,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亦不受中外逼迫形势恐慌之影响。”

作者:杨天石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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