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对建筑文化的影响范文

1、抽绎的片面性

形式何以会表现精神？美学家说：因为形式积淀着精神。这一回答不仅本身完美无缺，而且使提问者哑口无言，不能继续发问。然而，它挡住了提问，也就导致了自身的空洞和枯萎。事实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在总结众多的个别殊相的基础上抽绎出来的，这样就难免要牺牲偶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难以符合事实真相。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的科学观，即“归纳法”。这种方法宣称，一旦尽可能地积累起足够多的可靠的资料，规律和范例就开始显现。就像我们在坐标系上，看到有很多的点，大多集中在一条函数曲线上，我们就忽略掉某些数据，抽绎出Y=2X+C之类的函数，并且认为以后的点也会落在这条函数曲线上。

例如，人们依据《世说新语》附会出所谓“魏晋风度”来充当那一时代的精神。事实上，《世说》很可能只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或消遣书，只是刘义庆听取了别人的建议，招聚了一批学士根据他们自己的趣味和偏见而选编的一部故事集。7如果因此就认为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是这种“魏晋风度”的可见之相，都具有这种抽绎出来的特殊的、共同的本质，就未免流于肤浅和草率了。这也正是贡布里希（E.H.Gombrich）所称为的“观相谬误”（thephysiognomicfallacy），即一种依据往昔的典型艺术风格来理解过去的倾向，认为这种典型的艺术风格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向我们发出的集体的呼声，这种呼声渗透在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毛孔之中。

8比如所谓的文艺复兴精神源于文艺复兴艺术，然后它又用于解释文艺复兴艺术，这就导致了一种循环。显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那种认为写意画体现了中国民族精神，写实画体现了西方民族精神的理论，不禁使得我们质疑：如果中国历史上多几个象宋徽宗那样的皇帝，中国画史还会是如今这种状况吗？因为，徽宗自己在观察描绘物象方面，为画家们树立了榜样。在一次画院学生描绘孔雀升墩屏障时，徽宗对所画的作品都不满意。人问其故，答曰：孔雀升墩先举左脚，而众画家都以右脚为先。还有一次，徽宗在观赏一座新建筑的装饰壁画时，对多数名家的作品不置可否，唯独注意到一新进画家在某殿前柱廊拱眼中画的斜枝月季，因为月季的花蕊在四时朝暮都不同，而这种月季表现了春季中午时分的姿态。可见，作为帝王，其趣味足以影响艺术风格的发展，而种种不同的情境，则往往决定着艺术作品的最终面貌。如果依据“归纳法”，而不顾及艺术作品创作之时的具体情境，贸然地归结出一种普遍的所谓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则往往是片面的。

2、情境分析学说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RaimundPopper）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analysis）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往昔文化的另一种有力的工具。它关注的是处于某种特定情境中的个人，而非某个民族、某个时代或某个阶级，它力求阐明个人与情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情境中的诸种因素是如何促成个人创作的具体性与独特性的。9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构成历史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处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之中。情境可能把他推向某种建造活动，并且在建造活动中不断地调整着他和建造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些要求，决定了建筑艺术的最后形式。因此，只有将建筑艺术置于其当时的复杂的历史情境上下文中，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

当我们尽可能多地分析情境，使那些最初像是心理因素的东西，如愿望、动机、回忆、联想等，都成为情境的因素。把一个怀有这样或那样愿望的人，转化成一个处于追求这样或那样目标的情境的人。把一个有这样或那样回忆和联想的人，变成一个处于用种种理论或者种种信息装备起来的情境中人。于是，建筑师的意图就不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应被看作他的行为与其情境之间的关系项。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成为对种种客观存在的情境因素的研究，例如委托人的要求、当时所盛行的社会思潮以及审美趣味、各种传统与习俗、建筑所处的位置、建筑师的生活境遇等等，对之进行分析和推论。

然而，重建建筑创作当时的情境真的可能吗？情境分析何其复杂！它不仅包—括建筑材料的选择、委托人的协约、建筑师的个人地位这些明确、实际的因素，还包括种种审美时尚、艺术传统、社会思潮等等不那么实际的因素；我们不仅要对建筑师的生活经历了如指掌，而且还要熟悉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仅要调查与建筑师发生关系的同时代人，而且要对他可能知道的历史上一切艺术家有清晰的了解……因为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对建筑师产生影响，所以，不管我们做出怎样不厌其烦的努力，似乎我们终究无法全面地把握一座建筑产生时的历史情境。

巴克森德尔（MichaelBaxandall）在《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一书中曾对19世纪80年代建造的福斯桥作过一番演示性的背景分析，在罗列出24条情境因素（诸如苏格兰东海岸诸港湾、各城镇的位置、铁路对路线连续性的要求、建桥术将近胜任的状态、福斯湾淤塞的海底、泰湾桥灾难等等）之后，他意识到这场分析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把它们增加几倍是轻而易举的”10。因为从西门子公司的平炉，到苏格兰东西部对于南北向交通运输的竞争；从70年代人们对工业化未来的那种交织着希望与疑惑的复杂心情，到1884年某天下午建筑师的一次感冒……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会影响甚至“决定”着这座桥的面貌。

那么究竟如何来分析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境因素呢？卡尔•波普尔说：“历史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情境。”11这里，隐含着一种观点，即将历史对象（如建筑）当作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贡布里希在其著作中所一再强调的，“艺术家像科学家一样工作，其作品不仅作为作品本身而存在，而且代表一定问题的答案”12。因此，我们所要重构的是问题情境，而我们所要重构的目的就是在情境的范围内去发现建筑师的问题。

一方面，建筑师的问题由某些情境因素如委托人的直接委托规定，并且由更多的惯例性因素如该建筑类型的基本要求等间接规定着。可以说，是情境产生了问题。另一方面，建筑师的解决方法也必然地受到情境因素的限制。情境因素对问题的解决来说既是限制，又是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它同时也为建筑师的创作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3、小结

综上所述，对于建筑文化，我们越是着重于研究个体建筑得以产生的情境，就越能够发现每一个建筑都有其复杂的历史上下文（即情境），归纳法（即相信只要积累起大量的“确凿事实”，自然就会得出一般历史结论或真相）无法对之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而那种普遍的所谓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其实是并不一定存在的。只有把研究建立在对建筑殊相的情境分析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住建筑文化的真实内涵；而这也正是当今建筑设计研究中对于个案分析愈加关注的原因。

作者：浦欣成倪剑黄倩单位：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