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中新型城镇化探索范文

《城市发展研究杂志》2015年第七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对社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主进步等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对城镇化战略的调整与优化，“新型城镇化”道路作为中共“十八大”战略应运而生。“新型城镇化”强调“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1］。”近年来，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中国保存至今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近代遗产中，保留了不少与“新型城镇化”理念一致，或对其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经验，“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1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诞生

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是中国近代工业遗产中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与大多数以单体工业建筑、工业设备为主要内容的工业遗产不同，它是以独特且完整的工业城镇形态呈现的工业遗产，除工业建筑、生产设备、配套设施外，它还保留了与近代工业密切相关的生活场所、文化景观、交通水利设施、教育慈善机构、近代商贸街区等一整套近代工业文明历史遗存。虽然其城镇面貌的形成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但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对现代城镇建设的参考意义，在其诞生之际已初露端倪。南通唐闸镇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区西北的港闸区中心地带，通扬运河与另一条古河道“港闸河”的交汇处。在1895年之前，唐闸还只是初具乡村形态雏形，其所在的通扬运河段以东是高岸良田，以种植棉花、水稻为主，河西则是约2km的沼泽地，沿河岸有零星的两三户人家［2］。由于当地易发洪涝灾害，故需要修筑水闸控制，“唐闸”也因此得名。

19世纪40年代以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与英、法、美、俄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入逐步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加快。19世纪60年代以后，廉价的洋纱、洋布大量入销中国，市场不断扩大，猛烈冲击中国传统手工棉纺织品。19世纪70年代中叶，中国开始出现“官督商办”和“官办”的机器棉纺织工业。这些工厂投产以后，销路通畅，赢利亦多。但由于官权太重，经营管理不善，生产不能进一步发展。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西方国家在中国取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远见的封建士大夫，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也为了挽回利权，开始产生创办和发展民族纺织工业的想法，清末状元通州人张謇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1895年，主张“实业为立国之本”的张謇在江苏省通州创办大生纱厂。他没有按常规将纱厂建在城里或城郊附近，而是“厂基历相数处”后最终选中唐闸一带，主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1)区位交通优势。唐闸离南通城约8km，除通扬运河外，还有港闸河直通长江，水路交通畅达;(2)接近原料产地，农村地价低廉。当时荒凉的唐闸地价很低，加之南通素以棉产著称，唐闸一带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尤以种植优质黑籽大陆棉擅名，由此可以大大降低原材料采购及运输的成本;(3)合理利用人力资源。通州周边农村皆以家庭手工织布为唯一副业，且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踏实肯干。加上通海地少人多，每遇灾歉，都会产生大量流落他乡有着娴熟手工纺织技术的破产农民，为办厂提供了理想的产业劳动力后备军;(4)规避“正坐拥挤”现象。张謇对城市工业化形成的工厂“正坐拥挤”及由此造成的企业发展弊端深为了解，因此采取主动规避措施，改为在乡村地区建设新型工业镇。大生纱厂在建设中着力考虑了水路运输体系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其厂门正对通扬运河，且在河畔建造了南通最早的货主码头———大生内河码头，为纱厂进出货物运输提供便利。大生纱厂正式投产后，运河上船只来往穿梭忙碌，将货物运输至南通主城、泰州、扬州等地，进而通过京杭大运河和长江到达全国。凭借中国东部发达的水网运输条件，大生纱厂迅速崛起，成为整个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逻辑起点。

2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的空间布局

在大生纱厂建立后，张謇又在纱厂周围陆续兴办了包括磨面、榨油、制皂、冶铁、桑蚕染织、造纸在内的2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多以大生纱厂为轴心，直接或间接为其服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庞大企业系统。这个企业系统构成了唐闸镇的工业区划格局，而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与之配套的住宅区、商铺区、文化教育区等，唐闸工业城镇空间格局由此开始不断完善。从空间上看，由于通扬运河斜穿此镇，在地域上形成了“河西”与“河东”两个片区。根据这种地形特点，张謇对唐闸工业城镇有明确的区域性规划:河西已经建立起布局有序、功能互补的工业生产区，河东则作为生活区，配套建立住宅、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公园、堆栈等。此后还成立了通海实业公司规划各区域，行使对运河两岸土地的规划管理。生产区与生活区明确划分开，可以让河西生产秩序井然，提高工厂间的联动性，也使河东获得了较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在通扬运河上，有闸港桥与唐闸大桥将河东片区与河西片区相连。这种城镇格局的规划思想在河西区内部也有体现，如靠近工厂的工房，都尽量布局在通扬运河支流港闸河的北侧，以此为工人营造相对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纵横贯通的道路交通网也在逐渐形成。在通扬运河两岸，形成了沿河布局的单面街，也即唐闸工业城镇主干道———河东北路、河东南路与河西的北市街、南市街。这种沿河道路的形成既继承了中国长江中下游水网地区城镇传统道路修筑的方式，更体现了唐闸作为工业城镇的独特城镇风貌。而其他次级街道则多以厂命名，街随厂兴，厂兴街荣。随着地方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原材料、燃料、生活物资、设备以及产品需要输入输出，因此1905年又建成江苏省近代第一条公路港闸路，连通了唐闸镇与天生港。依靠发达的道路交通网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水运体系，一时间唐闸商贾懋迁，市集以兴，俨然成为区域交通的枢纽要冲和长江口新兴的工业重镇。

3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建筑文化

除了城镇空间的整体格局规划，唐闸工业城镇中大量近代建筑，尤其是工业建筑的风格特征也突出反映了其建设理念，即在实用功能层面，接受西方新的建筑技术与结构，但在建筑装饰层面则注重对中国传统建筑符号的保留。以建于1895年的大生纱厂公事厅为例，其外廊红色檐柱上装有与南通传统民居院门上木制“撑栱”类似的构件，其上雕饰富贵牡丹图样及云纹。撑栱原用来辅助檐柱承托屋檐，或支在墙垣式院门旁撑托伸出的半搭屋面，在公事厅建筑上的使用延续了其原有的结构和装饰功能［5］。对建筑功能要求更高的广生油厂仓库也是较为突出的一例。广生油厂建于1903年，主要以大生纱厂轧花下来的棉籽为原料生产棉油和棉饼。目前仍保存的两座仓库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硬山式屋顶加西式墙身，在硬山式屋顶下有叠涩状出檐，屋顶覆盖中式传统滴水小瓦。仓库建筑的门窗也有中西合璧之特色:窗户为西式拱券窗，数量设置较多主要出于对采光效果的考虑;门板使用了南通本土门钉拼接而成的装饰图案［6］，但为了方便运输，其尺度明显大于传统建筑的门。除此之外，两座仓库还改良了一些舶来的建筑元素，如使用小段式气窗，而非国外工业建筑中常见的横贯整个建筑屋顶的长气窗，这样的设置既符合仓库透气、避光、避雨的要求，又节约了建筑材料和建设成本。另一处典型案例是位于唐闸河东街，与北川桥隔河相望的益群堆栈。益群堆栈建于1920年前后，它曾是元泰隆竹行用于盛放成品的仓库。该建筑虽然内部采用美国花旗松梁柱，但在建筑外观上使用传统歇山式屋顶，配合以传统中式清水青砖墙体作为立面。同时，该堆栈东面围筑高墙大院，南北各有连体平房与主栈房相接，整体建筑空间营造成为青砖木结构堆栈大合院，体现了对中式传统建筑理念的传承。

4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文化空间的营造

近代以来，虽然西方工业文化带来的思想、制度等因素，促使中国近代文化也在努力追求科学、实用、技术，但得益于深厚的文化积淀，近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仍然把文化空间的营造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不管是建筑的选址，还是空间格局的风水设置，在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境界的同时，都尤其注意强调对其文化意蕴的表达。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中的文化空间营造，正是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在坚守文化传统方面的重要实践。以整个唐闸镇的逻辑起点———大生纱厂的文化空间营造为例。在大生纱厂厂区中轴线的起点上，依次矗立着象征中国传统文明的大生马头牌坊和作为西方新工业文明标志的钟楼。大生纱厂钟楼的建立是新工业文明的物化标志。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时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与生活方式完全不受严格的时间观念限制;但在工业文明时期，多人在同一时间体系中的联合作业成为大机器生产的标志性特征，它要求每个人树立明确的时间观念，形成新的生产方式，而人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乃至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独特的建筑形式守护着中国传统民族意识。中国的牌坊一般修建在宗庙、宫殿、陵寝前，传达着庄严与纪念之意。张謇修筑此牌坊，意在以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传达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寄予了他的个人愿望，即作为传统文人济世天下的儒家情怀，以及“亡国灭种”背景下必须以实业救国的伟大理想。牌坊的修筑让进行工业生产的人们能够意识到，这里虽不是传统庄严的宗庙或宫殿，但作为工厂，它同样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神圣之地，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牌坊与钟楼相对而建，体现了两种文化符号共同见证东方农业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互相交融而带来的人类文明的变革。

5对当今新型城镇化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千城一面”、“百城同貌”、“文脉断裂”、“乡村失色”等现象层出不穷，而这不只是物质空间形式上的雷同，更反映了城市内在文化个性的匮乏。作为中共“十八大”战略，“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改变了过去对城市规模与空间扩张的单纯追求，转而强调提升城市的文化个性、公共服务等内涵，同时尤为重视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南通唐闸历史工业城镇从其核心大生纱厂始建至今已120年整，虽然是一个近代工业城镇，但对“新型城镇化”理念如“尊重自然、融入自然”、“保护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等早已进行过实践。在厂区选址方面，唐闸工业城镇主要依托天然河道，既维持了自然景观的完整，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运输功能，在城市格局规划方面，又巧妙利用河道划分生产区和生活区，有利于两种功能空间的和谐共处，体现了现代科学性与传统智慧相结合的一面。

从城市建筑的设计上看，在利用西方新材料、新结构、新技术以满足建筑功能的新需求的同时，着力以传统建筑符号来保持城镇的传统文化特色。尤其可贵的是，对传统建筑符号的利用也有意识地保留其功能性，让传统建筑方式在新的工业建筑中发挥其文化传承与功能完善的双重作用。从城镇文化空间营造上看，在唐闸镇这个融入了新式文明的空间中，既延续了传统城市的历史文脉，又符合了近代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即工业化。在这个空间内，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和合共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没有异文化带来的冲突感和空虚感，反而创造出了更大的价值。唐闸历史工业城镇接受西方工业文明思想，但又呈现出中国传统市镇与西方工业城镇相结合的独特特征。它所体现的城镇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纪念性空间的营造思想是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交融背景下城市建设的一次革新和创举，对了解中国早期工业文明样式与风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并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面临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面临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城市建设应如何做出选择和成长的杰出范例。今天的唐闸镇转型为对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大力提倡的文化型城镇，为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极为广阔的空间。

作者：于晓磊 廖汝雪 单位：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杭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