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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自然环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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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浙江两省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八府和太仓州,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为一个经济区,即通常所说的江南地区。

自然环境,从经济史来看,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江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势平坦,平原辽阔。江海环抱,湖泊河港纵横,水资源丰富。亚热带气候温和润湿,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江南地区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地势高仰,多沙质土壤,具微碱性,适宜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多水,其保肥能力强的壤质粘土,适宜种植桑树,其中性壤土适宜种植喜湿的水稻。

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及其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农业分工的自然基础。稻、棉、桑遂成为农作物种植的最佳选择。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与其作用的大小呈负相关。在清代生产力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还具有强大作用。人们只能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以充分获取它所提供的自然生产力。江南人民遂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以尽量发挥土地的潜力。

首先是扩大棉田与桑地,以进一步适应生态条件,优化农业布局。

明代江南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棉花和蚕桑生产。明中叶后,已形成如下格局:“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棉桑??,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②。江南农民就在明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大面积改稻田为棉田,改粮地为桑地。常熟县的东高乡,雍正间,“种棉十仅四五”,到乾隆间已“种棉渐多于稻”③。道光间,太仓州及所属镇洋、嘉定、宝山等县,已是“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④。而浙江嘉兴府的旱地,明万历时为42万余亩,至清嘉庆间,增为55万余亩,大都成为桑地。江南地区的沿江沿海遂成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太湖南部成为以桑为主或桑稻并重的桑稻产区,太湖北部成为以稻为主的水稻产区。甚至在地跨高田地带与低田地带分界线上的各县,如武进、常熟、昆山、桐乡等县的农作物种植也沿此线而泾渭分明①。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牛粪肥)、猪灰(猪厩肥)”,到“近镇买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泖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包括《沈氏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体现。

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棉花和蚕桑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它们都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业,并行发展。

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棉纺织已从副业发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就地实现了专业化或半专业化生产。

棉纺织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工具和染整加工的专业化,延长了产业链。纺车、绽子与布机,各城镇均有生产,青浦县的“金泽锭子谢家车”最负盛名。棉布漂染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等分工。踹布原附设于染坊,入清后染踹分离,各自成业。染坊、踹坊大都设于城镇,苏州最为集中,雍正间,有染坊450余处,染踹工匠“总计二万余人”①。

蚕桑区有大量农民从事丝织,俗称“乡机”。有些从事丝织的农民,“田功半荒”,生产也已专业化或半专业化。众多丝织机户则集中在盛泽、南浔、濮院、双林、黄溪等市镇和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个体机户“皆自织”,只使用家内劳动力。大多数机户拥有较多织机,雇用机匠生产,属手工作坊。清代前期江南城乡民间织机共约八万台,比明代后期最多不过一万五千台大大超过。盛泽镇“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②,雇工人众,可见一斑。丝织机具的制作也已专业化,江宁即有专门制售机具的机店,梭店、筘店、?l子店、绺梭竹器店等,多属前店后厂。绸绢的染整有染坊、踹坊、练坊。濮院镇的练坊,即有“佣者数十人,名曰练手”③。

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城乡手工业呈现出从家庭劳动向雇佣劳动发展,从个体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江南地区,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表现最为显著。这是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农产品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江南地区终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绸缎生产基地和棉布生产基地。

生产创造需求,需求拉动生产。江南地区所产棉布和棉花,绸缎和蚕丝都开辟了广阔市场。对这些商品的产量和商品量,学术界都做过许多估算,但由于数据稀缺,何者更接近实际,难以评定。而前人所作的描述,也能往往给人以一种具体印象。棉布因北方织布兴起,秦晋市场收缩。但仍然保有北至山东,中通江淮,南至福建的地域,并开辟了东北广大市场。嘉庆时人说:“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①。太仓州棉花质优价贵,而“北土之吉贝贱”,故江南输入北方的棉花,而卖出太仓棉花以获取比较利益,闽广商人每年从太仓州购买的棉花,“无虑数十万金②”。

绸缎的销售面更广。乾隆时杭世骏说,杭州“饶蚕绩之利,织??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③。而南京绸缎,也是“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④,实无远不至。江西织葛,福建纱绢,山西潞绸,广东粤缎,均需掺用湖丝。“湖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铄,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⑤。

丝和以南京布为品牌的棉布,都是重要出口商品,仅次于茶叶居第

二、第三位。它们都主要是江南地区的产品。直至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始终居于出超的优势地位,大量白银内流,也活跃了城乡经济。

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是在传统经济条件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农产品产业化工程。它把种植、加工和流通有机结合起来,扩大生产规模,延长产业链,增加商品供应,提高经济收益,使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得到协调发展。正如包世臣所说:“松太两属,方壤不过二百里,岁供编银百余万两,额漕六十余万石”。“而今数百年来,红粟入太仓者,几当岁会十二;朱提输司农者,当岁会亦且二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业,称东南乐土”,就是因为“凡所取给,悉出机杼”的缘故①。钱泳进一步指出,“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②。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这种农产品产业化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在一个面积4.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之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竟能满足国内外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如此巨大的商品需求,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历史上,无疑是罕见的。

江南地区不但有优越的自然环境,还有优越的人文环境。从经济史来看,人文环境就是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它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社会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与文化条件,或者说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自然形成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人文环境却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导致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又会导致文化繁荣。优越的文化环境归根溯源,实际是优越自然环境所派生的。清代江南地区人文蔚起,人才辈出,形成优越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江南地区的人文蔚起,集中通过科举效应显现出来。据清代进士题名录统计,清代共录取进士26815人,江南地区即占4013人,占14.05%。其中苏州府有65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8%③,居全国各府之冠。清代状元共114人,江苏有49人,苏州也多达24人④。其他如举人、秀才比比皆是。

江南地区书院家塾林立,读书喜学成风。读书人越多,知识分子的基数越大,科举中式率就越高。这是需要教育文化投资的。科第层次越高,教育社会成本就越高,教育个人成本也越高。所以沈尧说,“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⑤。此话虽有些片面,但也说明了文化发展,需要经济的支撑。

“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总是会进入仕途做官,高科第的人更是要做大官。江南地区尚书、侍郎之类的大官连袂接踵,知府县令之流更如麇集。他们丰厚的宦囊收入(包括俸禄与赃银),都会带回原籍。一部分购买田地,“以长子孙”,所以江南地区缙绅地主最多。另一部分则投入消费。江南商业发达,他们遂和商人一道,形成一个庞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是一个庞大的高消费群体。他们“好亭馆花木之胜”,大造豪宅与园林。“以讲求饮食闻於时”,“一席之盛,至数十人治庖”。又讲究衣饰,“戴貂衣绣,炫丽矜奇”,以至“四方重吴服”。“吴人好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佳酿、歌舞而行”;富室朱门更在风景名胜之区“竞为胜会”。所以当时人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①。

物质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富人“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②,就说明了缙绅地主和商人的消费需求,又会形成另一个拉动商品生产的巨大力量。这种属于本地的消费需求,与前述属于外地的消费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它不但促进了棉、丝、棉布、绸缎的发展,更促进了果蔬、水产、禽畜等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酿酒、榨油、印刷、铁器、建筑材料、金玉器加工等手工业的发展。

还值得提出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商业和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日益繁盛。如在苏州,“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语虽出自宋朝,实已是一代强于一代。

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得到发展。如果说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服务业,宋代开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了清代,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服务业更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牙行、典当分布之广,网点之密,经营规模之大,其他各地均望尘莫及。如湖南典当业资本,“一岁之出入,不及两江十之一二”①。典当从整体上说,主要是为生活服务的金融业,但也有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一面。从明末开始,江南典当开展了米麦花豆丝质当业务,它的后一种性格遂更为彰显。如江西巡抚汤聘说,有些商人“恃有典铺通融,无不乘贱收买(米谷)”,“随典随收,辗转翻腾”,以囤积居奇。“每年遇蚕丝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户一如收当米谷之法,恣胆张罗②”。浙江巡抚方观承说,有些农民在蚕丝价贱时,也“以典当为待价缓售之计③”。又如苏州、上海等地原为专事兑换银钱的钱庄,从乾隆始,逐步开展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并发行信用货币。在常熟,乾隆嘉庆间,已“广用钱票”,即乡镇小店也“竞出百文钱小票通用”④。现代金融业基本职能的萌发,江南实开风气之先。新晨范文网

长江、大运河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运的发展,尤引人注目。四川、湖广、江西的米谷经长江输入江南,北方的豆麦杂粮梨枣经大运河输入江南,闽粤的食糖蓝靛经南洋海运输入江南,关东豆麦经北洋海运输入江南,数量都很巨大。如“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⑤。而从长江来的米谷,据许多学者估算都在1500万石以上⑥。江南产品也要经过这些航路外运。鸦片战争前,我国商运路线的东西干线、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沿海航线,都已具有近代规模,鸦片战争后不过是以轮船代替木帆船而已。在航运业的发展中,江南与各地物资交流其功至伟。

一、第

二、第三产业全面而协调地发展,是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反映,这是江南又一个重大的经济成就。

在传统经济中,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是生产力中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优越的文化环境也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明代周忱说过,“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⑦。清代也有人说,“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①”。而广大的农民,也是“苏民精于农事”②。这也有利于实现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界能动性的良性互动。

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可以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大体相同的地区呈现出差异性。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它是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也是环境进入历史的一个典型。

江南地区通过发展棉、丝、棉布、绸缎生产,与全国各地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从江南赋税占全国之半和北洋商船往往回空,可见其区域间贸易实处于一种出超和顺差的优势地位。吴承明教授认为,“这种不平衡正是江南发展的主要制约。只有外区经济发展,江南在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上得到保证,它才能进一步发展。”③外地区也应当像江南一样,充分利用本地的自然条件,发展优势产业,生产比较成本相对有利的产品,实行专化分工,然后通过交换,优势互补,在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整体的经济均衡,以互利共赢。这才是外地区经济发展的出路所在,也是江南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出路所在。

古代自然环境作用责任编辑:李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