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空间转移的措施范文

污染排放的空间转移是一个地缘现象，而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现象。主流经济学一直用环境要素的H-O模型、企业内部化理论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污染排放的空间转移机制。这些理论的解释主要基于发达国家自身的贸易及投资利益，美化污染转移带来的副作用，且对国际贸易中垂直化专业分工的背景认识不足。而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垂直化分工的贸易模式盛行，中间产品贸易随之兴盛。以污染密集型中间生产环节、生产活动外迁的方式带来了“隐性”污染产业转移，其发生机制和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气候责任归属问题应该寄予充分重视，碳排放的空间转移问题是对传统污染产业转移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而以碳排放为污染指标分析污染转移的课题还鲜有涉足。经济学原始经验告诉我们：当污染排放的负外部性需要通过科斯提出的产权明晰解决的时候，计算单位主体的污染排放量确定排污权就是必要的问题。碳排放交易市场培育的过程中，除了核算各地区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以外，更重要的是计算为满足其他地区消费与生产需求而在本地产生的排放量，也就是隐性转移的排放，这为中国在国际气候公约制定争取有力地位合理承担碳排放减排指标显得尤为重要。从以往相关实证检验可以发现，国外向我国境内输入大量的碳转移排放，而中国区域内部的碳排放格局也较为明显，我国协调环境与经济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充满了复杂性和挑战性。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采取如下的政策与措施迎接挑战：

一、构建减排指标体系

现居全球首位的碳排放量超级大国，中国一直强调其在气候问题上的重要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然而碳减排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也愈发明显。以先进减排技术著名的欧盟诸国集团反复苛求中国承担刚性减排指标，这对我国经济转型转轨带来巨大压力。为争取合理的减排指标和责任分配，不仅要看区域空间中的最终需求排放、人均排放，更要动态看待污染在空间上的转移与重构。作为世界的制造业工厂，中国的最终需求商品、中间产品被其他很多地区消费，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很大部分不属于被本国需求吸收带来的，不应该不合理地承受着国际隐含碳排放转移带来的气候责任压力。中国变相承担了大量进口替代下的碳排放生产活动环节，没有归内报告的这部分实际上属于转移排放量。即使发达国家完成了既定的减排目标，把中间产品的高污染生产过程转移到中国，也会带来碳转移问题，这种暗度陈仓式的做法对于全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为维持世界碳排放的合理分配，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必须改变以地区生产为原则的静态碳排放核算体系，转而建立起一个更为公平的、责任清晰的、以最终需求为标准的动态核算体系。我国应以精确核算碳排放转移量为突破口，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政策制定，利用集团峰会、能源报告等重要国际会议和高层领导会晤的契机，参与国际气候政策规制的制定，避免陷入“碳排放大国”责任陷阱。

二、积极利用CDM机制争取技术援助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以帮助非技术优势国减排而换取的碳排放权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生产技术提升、环境生产效率提高的基本要求。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利用CDM机制不仅让发达国家合理“融资”减排指标，跨期安排减排目标，而且还能大大提升中国企业的节能减排技术与降低能耗，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尽快过度到清洁技术领先的资源节约型社会。

三、鼓励本土企业通过中间品进口替代

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新型国际分工背景下，中间产品贸易的开展为我国转移碳密集型生产环节提供了渠道。国内企业也可利用国外清洁型进口中间品的生产投入替代本国生产，淘汰国内生产力落后的“肮脏”生产环节，同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外包等多种手段引导企业将国内污染密集型生产环节向环境承载力更高的境外转移，减少国内资源能耗的压力。通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碳排放转移布局的整体战略。

四、合理引导区域间污染转移

对于我国而言，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主体功能、产业布局、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差距。受第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心城市的生产要素和工业企业较为集中，而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中西部地区较为集中，造成了工业化生产与生产要素投入的脱节、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运力紧张。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来看，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差异持续增大：2014年，西部地区12省的人均GDP不到东部10省市的二分之一，是京津地区、珠三角、长三角的四分之一。中国政府将在长期以内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激发欠发达地区潜在经济增长力、在转结构、调方式大背景下实现经济平稳过渡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地区间较为明显的产业梯度差特征为国内产业转移提供了内在动力。顺应这一趋势，中央政府划分了我国各大区域的主体功能区，出台一系列战略方针力求在各地区资源禀赋基础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鼓励区域间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也将深化区域间产业转移、促进地区“腾笼换鸟”的经济转型的战略作为实现地区经济向更高水平收敛的重要举措。然而，类似于国际产业转移，在区域内部某些地区的环境标准较低，形成了专业化生产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比较优势，而某些环境标准较高的地区将相对高耗能、高排放的污染中间环节迁移到欠发达区域，从而发生区际间隐性污染转移。同样的，污染排放的空间转移会在一国行政范围产生污染物的收入效应与支出效应，而环境恶化的后果往往是全国一起承担，因此地区间的生态责任、环境补偿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全国尺度上，我国协调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化发展的工作的充满了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区域承担的生态气候责任问题，比如减排指标的分配不能是“一刀切”，更不能按照生产地排放总额进行分配。鉴于空间上生产与消费的非统一性，减排指标的分配必须考虑区域间经济活动的联系与区域分工体系。这也需要本文提出的科学核算方法，精确衡量地区间包含隐含碳排放在内的总排放量问题，进而公平和客观地划分地区生态气候责任。

作者：代迪尔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