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文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生态概念自身经历了四次变迁。人类最初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生态概念，把其看作是人类社会系统之外的另一个与己对立的自然系统。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从“资源”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态。因为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增强，所以人们可以对自然进行开采和利用，生态的地位下降为为人类社会服务的“资源”。但是也正因为生态地位的下降和人之形象的提升，人类越来越置自然的地位于不顾，从而代替自然成为世界的中心，生态危机层出不穷。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越来越多，以及生态危机的一次又一次警示，人类发现人与自然之间交叉作用的领地越来越广泛，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繁密，所以生态又被理解为与人类社会系统难解难分的“时空系统”。人类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的时空系统交叉缠绕、互为前提，都是社会存在的主体。进入新世纪，随着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中国人逐渐开始从“文明”的意义上重新理解生态概念。生态关心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人本身，生态描绘的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人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如何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要到哪里去”的深层问题。也就是说，生态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人类如何理解自身的存在方式问题。生态文明的提法本身就是充满着智慧的理论表述，体现着在生态认识问题上人类从“对象性意识”向“自我意识”的最终转变。它是新时代人类发展的新价值理念，也表征着新的时代特色和价值情怀。生态文明超越了以往的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超越了以往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成为历史发展至今新的文明形态，所以它最能够表征当今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认知水平和审美情趣。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发展的旗帜和向导，应该融涵最前沿的时代精神和理论形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提到的“文明”应该更能体现人类最高层次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另外，生态文明的发展也需要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只有符合社会主义价值信念的发展之路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之路，才是将时代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生态视阈中的“和谐”

“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内涵。和谐指的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所以，和谐的本质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不同历史时期思想家都有对和谐的关注。早期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宇宙论的意义上提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2](P19)，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和谐理论用来分析人的德性时指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完善的神一样，所有一切都是和谐，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3](P36)；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在1803年发表的《全世界和谐》一文中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42年维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指出，新社会（指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笔者注）的和谐是“全体和谐”；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4](P603)的人类全面解放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没有既定经验的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也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今天应该高度关注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生态智慧，也只有生态智慧才能从根本上解释和实现“和谐”。如前所述，和谐关注的是一个对立统一关系。从生态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它就是一个摒弃以自然为中心或以人类为中心、以一方战胜另一方为表现形式的机械论思维，向以自然和人类社会为双主体、强调双方的依存和共生的辩证性思维的转化过程。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对象，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将“自在的自然”改造为“人化的自然”。所以，现在人类足迹所及之处已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自在的自然”，人类生存的时空系统已与人类的社会系统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人类的生态系统。因此，从生态论的视角来看，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已无对立和冲突的必要和可能。这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更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再认识。在此意义上，有人认为生态文明将“和谐社会”的认识从社会领域推广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各个领域，并且是能够真正解决三者矛盾关系的理论。生态思维体现着一种真正的辩证思维、和谐思维。所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内涵离不开生态思维和生态智慧。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标示的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中不可偏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的生态文明与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5]

生态视阈中的“平等”

“平等”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生态的视角出发，对平等做出新的认识和解释，会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人们以往对平等的认识大多处于两种视阈：一是身份和地位视角下的平等，如男女平等、官民平等等。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这种身份和地位上的平等基于《世界人权宣言》所指出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6](P445)；二是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享有相等的待遇和权利。有学者将二者概括为：“平等是不同社会主体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交往过程中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各领域享有同等权益，履行同等义务的理念、原则和制度。”[7]但是，现实生活世界中总有不平等的情况出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在于分工和私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差别其实很小，由于分工和私有制的划界，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身份和权利上的鸿沟。由此可见，平等应成为理想社会的价值诉求之一。从生态的视角反思以上对平等问题的认识会发现：首先，以往从身份与地位的视角看待平等，是基于人类社会领域对平等的认识，也就是说这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这种平等是以同质化的两种事物进行比照为前提的。但是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价值旨趣的平等，应该具有更大的气魄和包容性。它应该打破人类在社会领域的限制，在更广的领域内追求“人与自然”的存在论上的平等。所谓“存在论上的平等”是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对异质性事物同样拥有生存权利的身份认可。如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指出，“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都拥有在较宽广的大我的范围内使自己的个体存在得到展现和自我实现的权利”[8](P78)。其次，马克思对社会领域不平等现象产生根源的认识是一针见血的，切准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脉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时期上升为垄断时期，很多新的扩张形式和很多新的不平等现象显现出来，人们看到了部分人通过控制自然资源的方式达到对另一部分人新的控制，部分人通过转嫁发展的环境成本和转移环境垃圾的方式达到对另一部分人新的殖民。所以，人在自然资源面前的不平等占有和不平等扩张成为新时期理解不平等产生根源的原因之一，因为“人对自然工具性的操纵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9](P292)，“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同自然界的关系。”[10](P79)由此可见，从生态的视角反思平等问题，将会扩大平等的内涵和外延，也将会为平等注入更多新鲜的时代内容。所以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的理解也应观照生态视角。

生态视阈中的“公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包含“公正”的内容。从公平正义的意义上说，公正与平等有重合之处，尽管如此，公正与平等之间还是有些许差别。如果说平等具有历史的未来指向性，只有在消灭阶级后才能最终实现的话，那么公正则更侧重历史的相对性，所强调的均衡合理只要与当下的历史阶段性特征相统一即可。正如恩格斯所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正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关于永恒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11](P310)另外，无论人们从何种角度阐释对公正的理解，似乎都绕不开公正是应用于社会分配领域的价值原则的内涵，如“所谓公正，最简单地说，就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通过对社会角色的公平合理分配使每一个成员得其所应得”[12]；“公平以及公平程度如何解决的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利益的分配，以及对这种分配的评价和认同”[7]；“公正具有分配性质。公正问题总是由在人与人之间分配什么东西(如财富、权利、机会等)引起的”，“公正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适度调节分配。”[13](P285)如果公正关乎社会分配领域中的公平正义的话，那么它就不应该被仅仅局限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狭义的“分配”。因为如果处于基础性和决定性环节的生产已经出现不公正的话，那么很难保证以下三个流通环节能够扭转形势。因此，如果想构造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就要从生产领域秉持公正的价值观。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的观点看，要从“分配性正义”向“生产性正义”转变。生产性正义至少应该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制约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就应体现出全球性视野的公正原则，而非仅仅关注流通领域的公正，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趋向公正；另一方面在于对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观照也应体现公正原则。除此之外，虽然公正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性。在生态学家的眼中，生态公正指个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符合生态平衡原理，符合生物多样性原则，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识，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特别是符合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因此，其不仅仅关心代内公正，也关心代际间的公正。只有这样的社会发展才是公正的，也才是真正能够使人类“永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引领和规约作用，诚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的那样：“思想和文化风格并不改变历史———至少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历史。但是它们是变革的必然序幕，因为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说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14]（P332)

现如今，人们已经开始将生态环境质量看作基本的社会福利之一，将进行生态利益分配看作国家的政治产品之一，将维护生态安全看作国家的政治功能之一。如果国家处理不好生态问题就会引发民众对执政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满，使党和政府陷入政治上的认同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应该而且必须关涉生态内涵，彰显理论在时代问题面前的超越性和解释力。（本文作者：于洁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