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发展的劳动力要素分析及建议范文

一、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阶段，尤其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市场的竞争使得工资的上升幅度较慢。人口红利见顶回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之后，劳动力供应趋紧，工资增长速度相对于其他价格加快。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态势也大致符合这一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与新兴国家相比，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平均工资不断上升。过去几年工资涨幅明显，年薪从2006年的20856元人民币升至2011年的41799元人民币。但即使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虽然过去五六年平均工资水平迅速攀升，但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的平均工资仅为41799人民币或6568美元；而美国平均工资为52607美元，是中国的八倍多。同时，研究产业竞争力，除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从劳动生产率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从1980年的0.30万元/人提升至2011年的14.64万元/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平缓发展时期，相当于美国当年劳动生产率的6%左右，1990年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表现大幅度增长趋势，并且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此外，通过计算单位劳动成本（ULC）可以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我们有必要将工业的人年均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从单位劳动成本（人年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角度来反映我国工业的成本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大致在0.2—0.3的范围区间内上下波动，1980年为0.26，曾向上到1986、1987年的相对高点0.30，又逐步回落到1998年的相对低点0.20，再不断攀升至2009年、2010年、2011年的相对高位，分别为0.29、0.28和0.29。但总体而言，基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不会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妨碍我国工业竞争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在剔除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后，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于发达贸易伙伴国而言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客观上还存在着逐步提高工人劳动报酬的可能空间。

二、困境分析：面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一）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的困境一方面，通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劳动供求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但每年的增加量正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正在逐步下降。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是不可以逆转的，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可以说，2004年以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时常出现的“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初步体现。许多严肃的证据都表明，在大规模进行部门转移和区域流动之后，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已经迥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2004年以来“民工荒”现象反复在全国范围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愈益充分。而“刘易斯转折点”只是意味着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但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束。毕竟，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至少还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效率仍有潜力。

（二）面临“就业难”的困境另一方面，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本应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总量趋于平衡，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却越来越困难。智联招聘的“2013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称，上海平均每101人竞争一个岗位，而去年为69人；这一数字在北京为96人，广州为115人，深圳为109人，苏州为102人。这种趋势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甚至有所加剧，从而导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同时，2013年，据调查显示，1/3的企业称很难找到高技能员工，61%的企业将此归因于应届毕业生缺乏基本的职场技能。而根据麦肯锡的最新研究结果，2020年，中国将需要2400万受过高等教育和先进技术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应该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和供给出现了严重错位的局面。具体体现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出现整体性错位，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双方出现意愿性错位，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90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经济疲软带来更多急功近利、企业更愿意使用有经验人士等层面。我们认为，造成这一“两难”局面的核心关键可能在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逝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有待发掘。我们最应该避免的，是不顾所有人的警告，仍然生活在“中国人口太多”的心态里，错过了为“人口负利”时代到来做好准备的最后机会。

三、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

因人口年轻构成的“第一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枯竭的同时，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大力挖掘第二人口红利的潜能，即“质”的红利，主要是指教育和健康等赋予劳动力的价值。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某种程度上，第二人口红利的潜力可以说是无限的。从受教育程度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近9。而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文盲率（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6.72下降2.64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利用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挖掘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储蓄率的降低；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鉴于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价值就会越来越低这一原理；对我国工业部门而言，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加强职业培训等措施以提高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更为紧迫。就我国工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而言，当前以“农民工”为主的工人队伍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劳动生产率不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字，中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仅有4%。只有36%的工人具备初中学历，其余60%缺乏或不掌握任何技能。

四、结语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地位，增长空间较大，劳动生产率对于抵偿劳动力成本增长的负面效应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有关资料，1970—1985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5%，1986—1988年，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分别达到12.7%、11%和7.1%。工人劳动报酬的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不仅不会削弱我国制造业现有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甚至会强化这种既有优势，即通过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提高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意味着劳动力对工业产出的影响从成本、数量优势向素质优势的转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测未来所需技能，努力使对技能的供给与需求匹配，帮助劳动者适应变化。（本文来自于《中国经贸导刊》杂志。《中国经贸导刊》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张嵎喆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