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愿移民安置研究范文

《水利经济杂志》2015年第三期

1IRR模型在我国的发展

自IRR模型提出以来，我国学者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与创新，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魏珊等［3］基于IRR模型的局限性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引入移民控制权，创建了移民安置控制权模型(简称RCR模型)，有效弥补IRR模型难以度量社会损失等缺陷;荀厚平［4］对IRR模型进行了适当完善，他引入“责任”这一概念，构建了“风险、重建与责任”模型，避免了移民过程中政府、业主以及安置单位就谁该对受灾群众所遭受的风险负责而相互推诿等事件的发生;陈绍军等［5］将我国非自愿移民贫困风险概括为:移民安置规划的缺陷、失去生产资料、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歧视、移民心理素质差以及知识技能缺乏这七个方面［5］;严登才［6］从主体、供体和载体不可持续的角度剖析了广西岩滩库区移民贫困风险的若干方面，丰富塞尼的移民贫困风险类型:移民人力资本失灵、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缺陷、工程项目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致使地方自然灾害频发、移民生计重建项目失败、安置区可行能力弱等。综上所述，IRR模型为完善我国的非自愿移民理论提供了有益思路，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此模型功能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下面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做简要的分析。

2IRR模型功能的局限性分析

2．1模型诊断功能局限性IRR模型的诊断功能是借助自上而下的机制实现的，限制了诊断功能的潜力。在该模型中，贫困风险变量是刚性地设置的，而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移民的参与，争议的解决等被排除在模型之外，使移民不能够充分地表达对移民行动的意见。因此，它既不能明确受影响的人与受损资源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表达他们对移民的意见。也就是说，模型仅仅是从规划者的角度来诊断问题，因而诊断的结果是无法为受影响的社区和个人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受影响群众的意见是保障诊断正确的前提，但IRR模型忽视了这一点。因此，塞尼认为该模型“使移民能在迁移活动发生之前去寻求替代方案，抵制不合理或者准备不充分的移民实践活动;当移民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时积极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的观点有待商榷［7］。原则上讲，任何基层社区或基层志愿组织都可以使用IRR模型进行移民风险进行诊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移民不需要借助IRR模型就能够找出移民实践活动中不合理的地方。因此，要想实现模式的诊断功能的前提是保障受影响者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而不是从规划者的角度刚性地设置风险类型。

2．2模型研究功能局限性“风险”这一概念是IRR模型的核心。IRR模型通过对以往移民工程中受影响者遭受的重大损失进行分类，并就如何妥善安置和预防损失提出建议，这些重大损失被重新定义为“风险”。根据塞尼的思路，移民(特定行为)产生贫困(有害影响)的风险(受到伤害的可能性)［8］。也就是说，在今后所有的项目中，规划者可以借助IRR模型来提前预测移民行动产生的威胁。模型的目标是管理这些风险，并通过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有效降低风险发生概率。但是，在该模型风险管理这一功能中忽视了三个问题。首先是风险的主观维度，即承担风险者对风险的主观看法。实际上，不同的人对移民行动的反应是不同的，风险的评估受到阶层、性别、年龄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演变，受影响者的风险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多外界影响因素也在影响人们对风险的主观认知。譬如，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始终坚持并强调以土安置，但地方政府和移民并不一定认为这种模式就是最好的措施。因此，风险认知的转变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其次，IRR模型对风险的认识缺乏系统性。移民是嵌入在整个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不能就移民行动本身来谈风险，而应该考虑到更大尺度的外部环境所造成的风险。譬如，搬迁后，移民在企业就业或发展高效农业，他们面临市场的风险。最后IRR模型没有建构一个对风险发生顺序和复杂性质的理解机制。IRR模型将风险概念化为一个单一的事件，而且采取的是将不同风险变量相互分离、分段解决的风险处理办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很大问题，因为风险多产生于复杂的突发性事件中，并且还伴随着信息的不全面性。也就是说，对风险的管理的政策研究需要立足于风险产生的过程，而不是仅仅绘制一个风险管理蓝图或框架。

2．3模型问题解决功能的局限性IRR模型重建策略在于“逆转”———为失地者提供土地，为失业者提供工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这种重建思路的弱点在于没有区分出那些采取有效措施便可预防损失的风险。实际上，在移民活动开始之前，我们就应该构思有效解决失去资产和生计风险的措施，同时，在移民安置规划编制过程中也应该包括损失类型与解决办法。IRR模型采取的是比较机械呆板的问题解决策略，如为丧失土地的人提供土地，给失业者提供工作，给无家可归者提供房屋。模型虽然看起来很简洁，但与现实生活却是脱节的。对于不同的移民来说他们的需求是不同的。对于一部分移民来说可能希望实行以土安置，对长期从事二、三产业的移民来说更愿意一次性补偿。在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库移民中实行以土安置就遇到这种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移民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因而需要采取多样性的安置模式。Parasuraman和Picciotto等人的研究表明，成功的安置得益于灵活的安置策略［8］。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以及选择的多样性，该模型塑造的重建策略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其问题解决功能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2．4模型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塞尼的IRR模型可以简化为:搬迁-制度(补偿政策、安置政策和效益分享政策)-生计资本损失(持续性风险)-政府资源供给-生计得以恢复与重建。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搬迁是影响移民生计的自变量，制度是影响移民生计的中间变量，生计资本损失或持续性风险是因变量。政府资源供给是移民生计恢复与重建的自变量，而因变量则是移民生计得以恢复和重建。显然，该模型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移民生计困境的原因和寻找生计恢复与重建的出路。然而，该模型忽视了移民家庭和个人在生计恢复和重建中的能动性，导致宏观结构性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之间存在鸿沟，难以有效衔接起来。

2．5模型的其他问题除了功能和研究范式外，该模型还存在三个方面局限性。第一，塞尼强调了搬迁对移民生计基本的损失，忽视了移民的脆弱性环境。脆弱性环境是生计资本损失的背景，而生计资本的提升也有利于改变脆弱性环境。第二，忽视了过程分析。塞尼提出的生计恢复措施忽视了政策执行和责任履行的过程分析。政策能否出台或执行，政府能否认识到在移民生计恢复中的职责和履行情况是制约生计恢复效果的重要因素。移民生计恢复是资源再分配的过程，忽视资本争夺与利益博弈势必影响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第三，上述框架缺乏理论指导，且仅限于分析传统的安置方式，而对于长效补偿安置、入股分红安置模式显然没有解释力。

3启示

塞尼的IRR模型是移民研究中的经典，为识别移民贫困的风险和化解风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但这一模型本身随着时间的演变其局限性也开始逐步显现出来。通过对该模型功能的反思，对今后研究的启示有以下两个方面:a．风险评估需要克服“损失-补偿”的思路。在当前的移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对于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大体上延续的是塞尼的思路，即识别项目对受影响人失去资产的风险，然后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应该说，这是一种快捷的风险识别和规避手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评估报告的用途。这种风险识别与化解措施最大的不足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视了移民风险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以绥江移民群体性事件来说，谣言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但实质上是移民公平心理失衡的表现，是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并非多大程度上的失去土地和住房。b．从关注恢复到关注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移民安置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而是发展。目前，移民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他们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因此，在移民安置规划编制和移民制度设计中需要发展的思路，采取多样性的策略，而不是单一的“损失-补偿”的思路。塞尼在投资项目社会评价中提出了“把人放在首位”的原则。实际上，他的IRR模型中忽视了移民的话语权。在今后移民监测、评价和评估中需要坚持“移民为本”的原则，让移民的合理和有建设性的意见得到重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移民的发展。

作者：陈明玉 曹生国 单位：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