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路径范文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六期

一、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利益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交替、利益格局调整的重要时期，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根源。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各个群体利益之间的调整，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压力。比如:因征地拆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土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土地的征用补偿、环境和生活质量以及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等得不到相关政策的落实，影响了群众的生活保障、生活安全。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还不够完善，保持和谐稳定是非常困难的，这就促使了群体性事件的频发。

(二)政治制度因素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缺乏，穷人最缺少的是政治系统的主要性能是不完美的。近年来，一些基层政权部门软弱无力，比如: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结构设置不合理，不能确切反映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民众在公力救济不畅通的前提下采取的私力救济，政治效能不佳导致部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以及腐败现象严重，干群关系逐渐紧张。当弱势群体失去在政治渠道和政府行为模式的信心，他们会把他们的不满情绪爆发。“政治稳定取决于系统和参与率，如果想保持政治稳定，提高政治认同，将公民政治参与相对提高的同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政府主权的自治性以及各种制度改革的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所以，国家应该注重保障民众的权利，提供充分的政治参与机会，以此来实现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

(三)社会因素“任何改革举措是对各种利益的重组，因此，一些不满于目前的政策也在情理之中。问题的症结，可以从制度层面上给予发泄不满的人提供顺畅的渠道状态，事实证明，如果执政者一味地通过采取高压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不会保护人民的利益，结果是人被暂时结束，或引发更大规模的非理性的愤怒方式。无论哪种方式，还是怎样的具体形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矛盾激化，危及稳定”。我国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各种矛盾和政治、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大大增加了突出的问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迅速发展和完善经济机制有消极影响，使社会建设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处于滞后状态。比如: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险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没有更好的落实到每一个人，使社会矛盾逐渐累积，造成了社会上一些人民为了获得这些基本的保障权利而组合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执政当局一定要把问题和影响人们最关心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好，把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以及维护公共安全的隐患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

(四)文化心理因素民主观念和主体意识增强，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使公民可以自由的发表对事物的看法，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比如: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拆迁改造、环境污染等，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得不到纠正或自身利益得不到补偿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公民维权意识增强的表现及对政治信任度下降的表现，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曾断言，“所有的方式欺骗老百姓不信任。”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的心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表现出的，比如:认为社会的不公平而产生的“行为主义、合理主义”的心理、对社会和他人进行报复的“报复社会心理”、从人们的慌张和秩序的混乱中寻找乐趣的“隔岸观火心理”丧失责任心，失去理性，不考虑法律约束力的“法不责众心理”。由这些原因而组成的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冲动的行为，对社会的和谐造成一定的消极作用。

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路径

(一)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维护群众利益随着政治透明度的扩大，政治透明度的实践形式必须走向多样化。第一，一个完美的机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代表，坚持弱势群体反映的热点、难点和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专题工作相结合;第二，邓小平曾经指出:“信访机制存在许多问题，有许多上访者，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做得不好造成的，要使各利益群体都有平等的权利进行公开的协商、对话，使信访机制的职权更具有制度化和规范化;其三，不断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和完善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让人们积极参与社情民意反映愿意表达自己对社会公示制度，重大问题的社区听证制度的代表等，所以说，要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加强民主建设，坚持民主执政，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二)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工作的透明度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群体性事件处理得好，可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处理得不好，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因此，“系统是可以信赖的，取决于他们是否正在形成的结构，使他们可以借助其构成规则的推理，在那些没有继续采取这些法规到位，普遍的信任基础就会弱化。“为了人民的利益，如何为群众办好事，群众将如何改善政府信任权威的建立，如何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例如，海口三江镇的土地征用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复杂的征求意见、讨论协商和最后公开表决的过程。显然，对政治透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反过来促进政治透明的发展，人与政府之间的和谐相处对社会安全的稳定发展有促进意义，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基层执政能力，还有利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为社会安全治理提供基层保障。

(三)加强法治建设，运用法律手段总书记曾指出的:“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坚持依法办事、按照政策办事，既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又依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于依法治国的提出具体内容以及法律规则的全面推广、使用，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这也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了法治途径。历史经验证明，解决群体性事件，要逐渐从“人治”向“法治”方向转变，运用法律手段对危害群众利益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追究其行政、民事或刑事责任，无论上到高官还是下到平民百姓，法治的建设对他们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良好的监察作用，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需要。

(四)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制社会公共服务体制是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在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导致群体性事件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平衡密切相关，包括就业，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尤其在农村都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因此，只有将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与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发挥公共服务在社会利益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保障社会公众基本生活需求的所有成员，有助于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公平，有助于减少绝对贫困，并给穷人提供低收入，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提供体制保障。

(五)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素养公民政治文化素养的提高，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各种实践活动以及各种文化教育而逐渐培养出来的，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普遍提高，就会使自己在做任何决定前都保持理性的头脑，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文化质量的提高是一个文明的中国建筑的前提，所以在决策的理性政府，只有充分了解公众的意见，以确保科学，民主和透明的决策，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使公民充利用自身的文化知识理性合理的判断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进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作者：潘丽 钱亚妮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