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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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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现状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笔者对吉林、陕西、山东、浙江4个省份农村地区2008年和2012年409户农户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情况的跟踪调查(如表1所示)。实地调研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调研结合采用多阶段抽样、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省、县、乡镇、村和农户。首先,考虑地区代表性和农业发展水平,选取了山东、陕西、吉林、浙江4个省份;其次,每个地区按县人均收入高、中、低三层各随机抽取一个县;然后,每个县随机选取了2个乡,每个乡随机选取2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12户农户。第一期共调查576户农户,获得有效问卷570份。第二期追踪样本480户。由于部分农户对个别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估计存在困难,两期调研中各种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数据均被完整获得的样本为409户,占追踪样本的85.2%。根据农户收入等家庭特征因素的分析发现,跟踪调查样本与非有效样本没有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中409份有效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农村可再生能源生活消费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根据实地调研数据,中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秸秆、薪柴、太阳能和沼气4种。本文在分析中将可再生能源分为传统可再生能源和新型可再生能源两大类,其中传统可再生能源包括直接燃烧的秸秆和薪柴,新型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和沼气。1.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呈现下降趋势,并且消费结构明显变化。2008年,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为417.87千克标准煤,2012年下降为349.85千克标准煤,降幅为16.28%(如表2所示)。其中,传统可再生能源的人均年消费量从408.56千克标准煤下降为323.45千克标准煤,降幅达20.83%。虽然相比2008年,传统可再生能源在可再生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其仍以92.45%的比例占据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的主体地位。传统可再生能源中,农作物秸秆和薪柴在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分别为64.03%和28.43%。2.中国农村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发展较快,但消费所占比例依然较低。2008年新型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仅为9.31千克标准煤,2012年上升到26.41千克标准煤,增长将近2倍(如表2所示)。虽然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但从消费比例看其发展程度并不高,2012年新型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占当年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总量的7.55%,不足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十分之一。此外,当前中国农村新型可再生能源种类相对单一,太阳能占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绝大部分,沼气消费占比不足1%。3.不同地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差异较大。北方地区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较多,南方地区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在2012年4个调研省份中,农村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最大的是吉林(615.74千克标准煤),山东(311.51千克标准煤)、陕西(268.89千克标准煤)次之,浙江最小(206.72千克标准煤),地区排序与2008年完全一致,这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冬季气温较低、供暖能源需求较大有关。各地区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吉林、山东两省以秸秆为主要能源(分别占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93.97%和87.86%),陕西、浙江两省则以薪柴消费为主(分别占其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79.42%和61.67%)。2012年浙江省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为75.57千克标准煤,占其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的36.56%,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其他3个省份,如表3所示。

(三)影响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相关因素分析本文进一步对可能影响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因素做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与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机会成本、不可再生能源价格、作物耕种面积、到集贸市场的距离、家庭人口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如表4所示。统计结果表明,随着人均财产水平上升,农户家庭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明显减少,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显著增加。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当人均财产低于1万元时,传统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为418.48千克标准煤,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4.93千克标准煤;当人均财产水平高于3万元时,传统可再生能源人均消费量下降为230.67千克标准煤,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上升为43.92千克标准煤。农业劳动力价格也可能明显影响农村人均可再生能源消费。研究发现,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农户家庭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量逐渐减少,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显著增加。当劳动力价格低于1000元/月时,传统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为433.70千克标准煤,新型可再生能源为6千克标准煤;当劳动力价格上升到2000元/月以上时,传统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下降到286.23千克标准煤,新型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上升到44.27千克标准煤。电能等替代能源的价格也与可再生能源的人均消费密切相关。表4显示,电能价格在每度0.55元以下时,传统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为355.64千克标准煤;当电价高于0.55元时,传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上升至402.17千克标准煤。燃油价格低于7元/千克时,新型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为6.88千克标准煤;当油价超过到8.5元/千克以上时,新型能源人均年消费量提高到28.78千克标准煤。能源获取难易程度以及家庭人口特征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表4的统计结果表明,当家庭人均农作物面积从小于1亩增加到3亩以上时,传统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从218.66千克标准煤上升到608.49千克标准煤,同时新型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从30.55千克标准煤下降到4.22千克标准煤。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量随村委到集贸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此外,家庭住家人口规模、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例、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年务农女性比例等也与可再生能源消费存在明显相关关系。例如,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均传统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呈明显下降趋势,而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二、模型设计与估计结果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庭生活可再生能源消费可能与农户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机会成本、获得能源难易程度、家庭人口特征等因素有关。但是,单因素分析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将不同因素对农村地区能源消费的影响分离出来。因此,本文进一步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系统估计不同因素对中国农村地区生活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影响。已有农村能源消费方面的研究大多采用单期调研数据,并且仅对某一类能源的消费展开分析而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型能源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本研究基于两期调研的面板数据展开分析,能更有效地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偏误。另外,考虑到不同可再生能源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替代作用,因此,建立不同可再生能源消费的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可以提高模型的估计效率[13]。由于现有的计量模型分析工具(如STATA)还难以实现对联立模型方程的固定效应估计,因此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的联立模型系统展开估计。模型设计如下Y1it=β10+β11Eit+β12Wit+β13Pit+β14Ait+β15Zit+β16SC+ε1itY2it=β20+β21Eit+β22Wit+β23Pit+β24Ait+β25Zit+β26SC+ε2it!(1)式中,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t期第i户农户某类可再生能源的人均年消费量,1表示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秸秆与薪柴之和),2代表新型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沼气);Eit、Wit、Pit、Ait、Zit分别代表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价格、不可再生能源价格、能源可获得性、家庭人口特征等5类解释变量;SC表示县级地区虚变量;β表示待估计参数;εit为误差项。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2012年财产水平、价格水平等变量利用消费品价格指数调整为2008年的不变价。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如表6所示),家庭经济水平对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人均财产水平每提高1万元,新型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增加0.74千克标准煤。劳动力价格对农户传统可再生能源和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影响显著,但方向相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价格每提高1000元/月,传统可再生能源的人均年消费量下降52.44千克标准煤,而新型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上升10.82千克标准煤。电能价格对农户传统可再生能源和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电价每提高0.1元/度,传统可再生能源的人均年消费量将增加40.54千克标准煤,新型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也将增加4.50千克标准煤。燃油价格对两类可再生能源均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可能因为燃油主要为生活出行的交通工具所用,与可再生能源做饭供暖的主要用途竞争性不强。村委到最近的集贸市场的距离增大会显著增加农村居民对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村委到最近集贸市场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农村人均传统可再生能源的人均年消费将增加3.56千克标准煤,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增加0.62千克标准煤。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农户离集贸市场距离的增加,其获得替代性商品能源成本提高,农户因此将减少替代性商品能源的消费并导致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家庭人口规模也会显著影响人均农村传统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家庭住家人口每增加1人,传统生物质能源的人均年消费量下降57.22千克标准煤。另外,户主的受教育水平、非农工作经历、家庭中务农女性的比例等也会对可再生能源消费产生影响。例如,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的家庭,其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显著高于其他家庭。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8年和2012年对中国四省409户农户两期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的数量和结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人均年消费量为349.85千克标准煤,其中传统可再生能源占92.45%,新型可再生能源占7.55%。与2008年相比,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是传统生物质能消费大幅下降,降幅达20.83%。新型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较快,增加将近2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农村劳动力成本、不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农户家庭特征是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未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农村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可能显著减少,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需求将显著提高。农户传统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减少可能会导致秸秆等大量露天焚烧,造成更为严重的能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为从源头控制浪费和污染问题,政府应该考虑通过补贴等政策和经济手段鼓励作物薪柴和秸秆的回收利用。研究结果也表明,电能等商品性能源与农村的可再生能源消费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作用,农村消费者对能源价格反应较为敏感,因此,为了促进太阳能和沼气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新型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补贴等手段,提高新型可再生能源的竞争性,进而促进农村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作者:仇焕广 严健标江颖李登旺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地球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