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范文

摘要:

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激发了CFO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且CFO持股与正向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负向盈余管理之间无显著关系。

关键词:

CFO;盈余管理;可操纵应计;股权激励

一、引言

长期以来，CFO被视为CEO的人［1］，受到的舆论关注度也较CEO低［2］。但随着重大财务丑闻案件的不断曝光，作为公司财务最高负责人的CFO逐渐被推向公众视野。自美国萨班斯法案颁布以后，CFO被赋予了与CEO相等的法律责任，共同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自此，学术界有关CFO的相关研究逐渐展开。现有文献表明，CFO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肩负着双重责任———信托责任和经营职责［3］，监管着财务报告的整个制作过程，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把关者［4］，对会计信息质量及盈余管理产生独立的影响［5］［6］［7］［8］。我国学者采用国内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研究，如:杜胜利和周琪(2009)在研究CFO制度特征与业绩相关性时发现，公司的业绩指标ROE与CFO的税前年薪显著正相关，由总经理或非财务专业背景人员担任CFO对公司ROE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9］;苏文兵等(2010)利用我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CFO变更对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10］;王霞等(2011)发现CFO的背景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显著影响［11］。此外，所有权性质作为企业的重要特质之一，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会产生显著的影响［12］。章卫东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在股票期权授权前，国有控股企业的经理人比民营控股企业的经理人有更高程度的负向盈余管理倾向［13］。民营企业的CFO通常由CEO任命，而国有控股企业的CFO多由主管部门任命，使得国有企业的CFO比民营企业的CFO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又由于国有企业内部政治升迁的刺激，国有企业的CFO会有更强的动机操纵盈余。综上所述，在研究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时，还应把产权性质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国内外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CFO变更、特征、薪酬等对上市公司业绩、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鲜有关于CFO股权激励对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文献。股权激励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率，但同时也会激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作为公司内部最高财务负责人的CFO，其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何影响?该影响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因此，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对于完善CFO股权激励制度，遏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影响差异，并进一步区分正、负向盈余管理进行分组测试，分析了CFO持股对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我们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制度激发了CFO的盈余管理行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中CFO持股与正向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负向盈余管理无显著关系，CFO持股后更倾向于粉饰公司的会计信息。本文的贡献在于:(1)以往文献大多研究的是高管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鲜有学者研究CFO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然而CFO作为公司财务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对企业会计行为选择有着不同于一般公司高管的重要作用，将CFO持股引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拓展了盈余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2)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对比研究，验证了CFO持股激发盈余管理行为的制度背景差异。本文其余内容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数据选取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及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

假设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问题，所有者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成本，对高管实施了股权激励措施，通过给予管理者一定数量的股权，把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联系起来，进而激励管理者按照股东的目标经营企业。然而Goldman和Slezak(2006)认为，股权激励是一把“双刃剑”，股权激励既可以促使高管努力经营，提升公司价值，也可能因利益驱动诱导高管的会计信息操纵行为，从而致使公司价值下降［14］。Hall和Murphy(2002)也指出，高管股权激励机制可能成为高管谋取私利的途径［15］。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当股权激励数量每增加1%时，操纵性应计利润增加11%，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16］。谢振莲和吕聪慧(2011)在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同样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17］。CFO作为公司核心高管中的一员，区别于一般的管理层，其对公司财务体制的管理负有终极责任，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与调整上拥有直接决定权［18］，在生成财务报告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更便于实施盈余管理行为。Fuller和Jensen(2002)的研究发现，CEO和CFO薪酬中股票期权所占的比重越大，CEO和CFO越倾向于获取短期的股票收益，有更强的盈余管理意向［20］。而Jiang等(2010)的研究发现，在萨班斯法案出台后，相较于CEO，CFO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作用程度更大［21］。

同时，林大庞和苏冬蔚(2012)对中国CFO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做了研究，也发现实施股权激励会引发CFO的盈余管理行为［22］。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CFO持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正相关。已有文献研究指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由于自身发展所追求目标不同，导致其所采取的会计行为也存在差异。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层除了追求经济利益目标外，政治升迁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甚至超过经济利益目标外。而政治升迁考核指标大多建立在经济业绩基础之上，这迫使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努力经营，提高业绩，以获得政治提升，这也为管理者提供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周晖等(2010)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实现个人利益，虽然管理者持股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高管持股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其盈余管理行为［23］。宋文阁和荣华旭(2012)的研究也指出，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其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更加显著，且国有上市公司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后，更易出现盈余管理现象［24］。而作为公司核心高管成员的CFO，在国有企业的环境中自然也避免不了追求自身业绩的提升，进而更易发挥股权激励的福利性作用，导致CFO的盈余管理倾向更强烈。此外，盈余管理按照其结果不同可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对公司会计信息的影响也不同。Hribar和CraigNichols(2007)认为，仅考虑盈余管理程度而不考虑盈余管理方向，将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25］。姜付秀等(2013)在研究CFO和CEO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后，发现两者任期交错只对正向盈余管理有显著影响，而对负向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影响［26］。而在不同的企业性质中，盈余管理各项影响因素对于正、负向盈余管理的作用也是存在差别的。一般来说，向下的盈余管理具有隐藏性，但是向上的盈余管理与管理层的利益最大化需求相符。又由于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性，享有“父爱效应”，使其因违规而负担的成本比较低［27］，使得国有企业更偏向于正向的盈余管理。同时国有控股企业中的CFO一般都有行政级别，注重自身的政治升迁，进而更需要业绩的支持，这也使得CFO更青睐于做大盈余。因此，国有控股企业中CFO的股权激励促使CFO更倾向于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2a: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H2b: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正向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负向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

三、数据选取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所有观测值为初始样本，在研究过程中，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观测值;(2)剔除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观测值;(3)剔除存在样本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观测值。最终共获得有关CFO持股记录的样本观测值2555个，其中，2006～2013年的观测值个数分别为165、177、209、195、273、461、537和538。最后，为了减弱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本文所有研究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

(二)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1．盈余管理的度量。根据Dechow等(1995)与夏立军(2003)的检验结果［28］［29］，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DiscretionaryAccruals)能够较好地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本文以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修正Jones模型来计算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2．模型构建。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1，参照杨海燕等(2012)的研究文献［30］，构建模型(2):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设计了公司产权性质CONT和CFO持股的交叉项CFO×CONT来比较不同产权性质企业CFO持股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差异。其中，CFO是本文的解释变量，表示CFO持股①。此外，LaFond和Roychowdhury(2008)与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的研究表明，对CEO实行股权激励将增加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CEO持股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34］［16］，因此本文将CEO持股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以减少其对CFO持股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另有大量文献证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财务杠杆等因素相关［35］［36］，因此本文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根据本文假设，我们预计模型(2)和模型(3)中的系数α1都大于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2报告了各主要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CFO持股的均值为0.0037，中位数为0.000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CFO实施的股权激励比例较低;CFO持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0279和0.0000，表明我国上市公司CFO持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总体持股水平较低。CEO持股的均值为0.0626，最大值为0.6911，高于CFO的持股比例，且在样本企业间的差距也较大。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中位数为0.0699，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591和－0．898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既存在正向的盈余管理，也存在负向的盈余管理，但50%以上的上市公司存在正向的盈余管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的3/4分位数为0.4519，表明有75%以上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盈利能力ROE的1/4分位数为0.0523，说明净资产收益率小于0的上市公司比例低于25%;成长能力GROWTH的1/4分位数为0.0195，说明有75%以上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大于0。此外，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限于篇幅略去)，发现盈余管理程度DA与CFO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CFO持股会显著提高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至于产权性质对CFO持股和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待于下文的回归分析。

(二)回归分析1．CFO持股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回归结果表3报告了上市公司CFO持股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未加入CEO持股这个控制变量时，CFO持股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CFO持股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假设1成立;在对CEO持股因素加以控制后，CFO持股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设1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另外，回归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比例DU越大，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越大，但影响不显著;控股股东性质CONT对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有显著的负影响，说明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公司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公司规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负债比率LEV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负债水平越高，盈余管理水平越低;审计意见OPIN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即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更低。2．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CFO持股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回归结果表4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由表4可以看出，CFO×CON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作用更显著，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a。同样，在进一步区分正向和负向盈余管理进行回归后发现，CFO×CONT与正向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而对负向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b。其他控制变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与表3的结论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三)稳健性测试1．前文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修正Jones模型计算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为了增强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Kothari等(2005)设计的经业绩调整的Jones模型重新计算了可操纵性应计利润［37］，重复了上文的回归分析，除显著性水平略有变化外，实证结果未有实质性变化。2．前文对CFO持股的定义只是单纯地考虑了CFO持有的股份在企业总股份中所占的比重，而对CFO的股权激励，还应该重视CFO持股所带来的股权财富在该CFO总薪酬中的比例，这样定义体现的激励效果更为直接。因此，本文借鉴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以及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的研究［16］［38］［39］，将CFO持股重新定义为“CFO持有的总股数"年末收盘价(年初开盘价)/(CFO总薪酬"10000)”②，CEO持股也采用类似的定义，并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CFO持股仍与盈余管理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CFO持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作用在接近10%的水平上更显著，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通过上述稳健性测试，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CFO持股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CFO持股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说明CFO持股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然而这种影响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并且在通过正负向盈余管理分组测试后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中CFO持股与正向的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对负向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以上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CFO的股权激励机制在提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并未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CFO倾向于通过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来粉饰报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现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尤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方面的政策启示:首先，应当充分认识CFO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上市公司应该建立完善的CFO制度，明确CFO财务监督的法律责任，健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机制。其次，重新认识CFO的股权激励制度，警惕股权激励机制的负面影响，审慎选择CFO的激励方式，在对CFO进行激励的同时，还必须对其进行约束。最后，从CFO持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方向的差别来看，监管部门和审计人员应该更多地关注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对实施CFO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要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防止为了实现高管利益而粉饰公司业绩，从而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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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玲 刘中燕 单位：安徽大学 商学院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