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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情境理论的危机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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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数据统计分析

1.1总体情况从表1可看出,除PR外,在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再到后遗症期的危机演化过程中,各个项目从绝对值上来说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模式。在各个阶段,信息处理意图均高于信息搜寻意图。在表2中将样本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子群体时,仍旧呈现出这个模式。

1.2教师和学生群体信息处理意图和信息搜寻意图的差异检验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学校师生在甲流疫情危机情境中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搜寻意图。因此,高校情境中最自然的两个群体,即教师和学生,他们之间在这两方面意图上是否存在水平的差异就成为首先要加以考察的问题。如表3和表4所示,教师与学生这两个子群体在各个阶段的信息处理与信息搜寻意图从统计上说并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群体在潜伏期的两项意图均弱于学生,但到爆发期则有较大上升,在平均水平上超过学生群体。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教师群体的两项意图水平又再次回落。相对而言,学生群体在整个危机中意图水平则较为稳定。

2对Grunig理论的检验

2.1Grunig理论在甲流危机情境下的待检验假设H1:认为甲流是一种危机的人,更关注关于甲流的信息,也更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H2:越是认为甲流的防范存在条件障碍的人,越不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不会积极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H3:越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机的人,越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会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作为对Grunig理论在甲流疫情危机情境中的特殊应用,则提出另一条待检验的假设,即H4:积极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

2.2对假设H1、H2及H3的检验为检验假设H1、H2及H3,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其中,IP即(被动的)信息处理意图,IS即(主动的)信息搜寻意图,PR即问题认知,CR即约束条件认知,LI即牵涉度认知。在对全部样本做回归的基础上再对教师和学生两个子群体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期找到属于这两个子群体的不同特点。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各项系数的正负符号是否显著可以说明在各时期,各人群中H1、H2、H3假设是否成立。以下分别为危机三个阶段的回归结果。常数项的估计不涉及理论检验的结果,故略去。根据实证结果,在显著的系数中,所有系数的正负符号均符合理论预期。越是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越是觉得危机能造成影响,就越会导致信息处理或信息搜寻行为,而越是认为存在条件约束的,其信息处理或信息搜寻行为就越少。具体地,从实证结果中发现:(1)H1部分通过检验。在危机的三个阶段中,PR这一因素基本上只影响到公众的信息处理意图,而不影响信息搜寻意图。这说明,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虽然不足以驱动人们去主动搜寻信息,但足以使人们关注信息,即使这种关注是被动的。针对这一特点,应在加强人们对危机的存在感的同时,加大防疫知识的信息传播力度。而在危机的爆发期,由于危机在事实上已经存在,因此,无论是否认识到危机存在与否,公众的信息获取行为意图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在爆发期,无论从现实意义上看还是从统计意义上看,PR仅对总体的信息处理意图有微弱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宣传措施的重点显然应从潜伏期重点提高人们警觉性转移到其他方面去。(2)H2基本通过检验。在爆发期,CR项的系数在绝对值上大于潜伏期,从中可看出防疫条件对人们行为意图的影响。如果人们觉得无法抵御,就会放弃“抵抗”。在潜伏期应加强宣传,增强师生的对危机存在的认识,而在爆发期则不需要继续采取这一宣传措施,相反,应加强防疫条件,并向学校师生展示学校有足够的条件应对疫情,增强师生面对疫情的信心,从而积极采取行动。(3)H3的假设通过了统计检验,越是认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机的人,会越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越会积极地搜集关于甲流的信息。但从三阶段的演变情况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牵涉度认知对于信息搜寻意图的影响下降了,并且此下降在教师与学生子群体中都可以观察到。

2.3对假设H4的检验运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来检验假设H4,即:积极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从相关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危机的三个阶段中,受访者执行官方建议的甲流防控措施的意愿与信息搜寻意图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潜伏期和爆发期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5。后遗症期的相关系数虽然下降较多,但仍超出通常所认为的弱相关(小于0.3)范围。同时,在危机的三个阶段,反映被动关注信息的信息处理意图与执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存在,但除了爆发期系数大于0.3,其他两个阶段都是弱相关。因此,假设H4是成立的。此外,从上表还可发现,爆发期的信息搜寻意图与执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间的相关程度较潜伏期更强,而进入后遗症期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却有大幅度下降,这说明是否身处危机之中对于学校师生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3基于Hallahan(2000)的扩展分析

Hallahan对Grunig公众情境理论进行了扩展,将危机中的公众划分为不活跃的、有意识的、觉醒的和活跃的四种类型。划分标准如下:根据这一框架,观察不同类型公众采取行动的积极程度存在着差异。与此相对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公众也应采取不同的沟通交流策略。

3.1调查对象的类型划分及其意图差异把对甲流疫情了解程度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为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低,高于3分的界定为了解程度高。同时,牵涉度认知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为牵涉程度低,牵涉度认知高于3分的界定为牵涉程度高。据此将所有样本进行分类。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公众情境理论中用以衡量行为水平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搜寻意图均存在显著差异。从表10和表11可看出,不同类型的人群在三个阶段的信息处理意图和信息搜寻意图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进一步综合采用Scheffe和LSD事后比较法进行分析显示:(1)在潜伏期,活跃的人群信息处理意图最强,有意识的人群次之,觉醒的人群再次之,不活跃的人群信息处理意图最弱。但其中,“活跃的”与“有意识的”以及“觉醒的”这三种类型人群之间的信息处理意图没有显著差异,而“不活跃”的人群其信息处理意图较其他人群显著为低。在这一阶段,信息搜寻意图由高到低则依次是“活跃的”、“觉醒的”、“有意识的”以及“不活跃的”。在这一主动意图方面,“活跃的”人群显著强于其他人群。其余的三种人群的意图则彼此间没有显著差异,可视为同一集群。(2)在爆发期,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由高到低依次是“有意识的”、“活跃的”、“觉醒的”和“不活跃的”。其中,“有意识的”的信息处理意图虽高于“活跃的”,但两者间的差异几乎不存在(p=0.998)。在信息搜寻意图方面,则由高到低依次是“活跃的”、“有意识的”、“觉醒的”和“不活跃的”。(3)在后遗症期,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活跃的”与“不活跃的”依旧处于由高到低的两端,处于中间的“有意识的”与“觉醒的”两类人群的意图则较接近,彼此之间无显著差异。在信息搜寻意图方面,“活跃的”人群显著高于其他人群,而其他三种类型人群之间无显著差异。在各个阶段,不活跃的人群的信息获得意图几乎总是显著地低于其他人群,而活跃的人群的信息获得意图也几乎总是显著地高于其他人群。“有意识的”和“觉醒的”这两类人群则基本始终介于两者之间。这一点是符合理论预期的。此外,在信息处理意图方面,“觉醒的”始终低于“有意识的”,这反映了“有意识的”人群更多地是被动地关注信息。

3.2针对性策略的实施基于Hallahan框架的分类,在了解人群特征的基础上,有助于危机管理者有针对性地实施危机沟通策略。不同类型群体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同时,对于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群体也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再考虑教师和学生中各类型人群所占比例,以期通过这些比例的变化,来找出各个阶段宣传策略的重点。分析发现:(1)“活跃的”类型所占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符合危机发展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群体中“活跃的”这一类型所占比例在潜伏期相对于学生群体来说要低很多,但是到爆发期才迅速提高。(2)“有意识的”类型所占比例较低。从潜伏期到爆发期,部分“有意识的”人群由于牵涉度的提高而转变为“活跃的”类型。而进入后遗症期之后,随着部分“活跃的”人群的牵涉度下降,“有意识的”类型所占比例又有所提高。(3)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子群体,“觉醒的”类型所占比例在三个阶段都逐渐减少。对于“觉醒的”这一类型人群而言,由于其牵涉程度高而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低,因此既可以通过提高对问题的了解程度而转变为“活跃的”类型,也可以通过牵涉程度的降低而转变为“不活跃的”类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主要遵循第一条路径,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则主要遵循第二条路径。(4)根据预想,“不活跃”类型所占比例从潜伏期到爆发期应下降,而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则可能回升。教师群体符合这一预想,但学生群体不符合。进一步探索发现,以牵涉度小于等于3统计,潜伏期有38人,爆发期有43人,后遗症期有59人。从爆发期到后遗症期的增加是正常的,因为随着危机的结束,牵涉度下降。但从潜伏期到爆发期的增加是异常的。教师子群体中,牵涉度小于等于3的人在潜伏期是15人,到爆发期下降为10人,符合预期。问题主要出在学生子群体上,从潜伏期的23人增加到了33人。学生子群体在危机爆发时反而变得不活跃。

4研究结论与局限

在危机潜伏期,教师的信息获得意图较低。同时,另一方面从公众构成比例来看,教师中“活跃的”人群比例也偏低。这说明,在危机潜伏期,学校应对危机的重点宣传对象应是教师群体。要切实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和警惕性。而在危机的爆发期,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反而变得不活跃,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在甲流疫情危机爆发后,不能放松对学生的宣传动员工作。学校师生中的各类型人群的构成会随着危机的进程而发生变化。对此,学校的危机沟通策略必须加以调整。在潜伏期,教师内“活跃的”人群较少,学校应进行有针对性的动员。而在爆发期,“活跃的”人群比例较大,应加强疏导和安抚。对于某些活跃的公众,如果有走向失控的倾向,则需要加强对话和协商,在必要的时候,要寻求政府等第三方的介入。Grunig的公众情境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在高校甲流疫情危机这一情境中是成立的。但是,在危机进程的三个时期中,在不同的人群中,这一理论中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危机管理者必须根据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特点,有侧重地实施不同策略。而在高校甲流疫情危机这一情境中,可以按照Hallahan(2000)的方法分离出四类公众。对于这四类公众需采取有区别的策略。从Grunig理论的回归分析检验中知道,对于IS来说,在三个解释变量中,CR项的系数在爆发期和后遗症期都是绝对值最大的一项。防控条件的缺乏,将严重打击人们的主动性。而从访谈中发现,高校公共卫生防疫条件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对学校食品卫生、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等卫生安全工作重视不够,因此在高校管理中应该增强医疗防疫条件。本研究的取样仅以某高校为样本,无法做更大范围的推广和评估,采用的量化研究是以问卷为工具实施测量,在横断面透过母群体来搜集资料,加上受测试者主观因素的影响都对研究结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为文章的研究不足和缺憾。

作者:许文君单位:黎明职业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公众情境理论的危机管理论文责任编辑:林冰洁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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