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生活讨论范文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她们担负着种族繁衍的任务，并和男性一起创造着历史，共同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男性掌握着各种权力和社会资源，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属品，从政治活动到经济生活；从文化观念到法律制度；从社会体制到家庭关系，无不浸透着“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而在此过程中，也有中国女性抗争男权文化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结合起来。鸦片战争以后，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他们忧国忧民，并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也使中国的大门洞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男女平等思想也逐渐传入我国，并启发了知识分子重新考虑女性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呼吁政治变革的同时，对束缚女性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他们主张通过参加反帝斗争、兴办女学、废除妇女缠足等形式逐步实现男女平等，并把妇女解放和救亡图存、强国保种联系在一起，由此揭开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近代以来，辽宁地区的妇女运动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一、参加反帝斗争

早在18世纪，英、美、俄等国就向辽宁的锦州、营口、盖平（今盖州市）、岫岩等地倾销鸦片，以获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舰队曾在复县长兴岛以南和金州一带海面出没，骚扰掠夺渤海沿岸和辽东半岛。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占大连湾后，拆毁民房，抢夺百姓的粮食、牲畜等。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了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城、宽甸等地，后来又在庄河市花园口登陆，偷袭金州，侵占大连、旅顺，日军所到之处，强奸妇女，洗劫财物，并在旅顺屠杀居民2万人。面对日军的暴行，手无寸铁的当地妇女为保全名节，以结束生命的形式表达了对日军的反抗，如“金州城内西南城根曲氏一家10名妇女（成年妇女7人，女孩3人）为避日军凌辱，一起投井自尽。”

她们的后人为铭记先人，不忘国耻，将其投身的井命名为曲氏井。清末民初，辽宁地区在近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下，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这10名妇女投井的行为验证了千百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贞洁意识作用的结果，但其行为本身客观上也说明了女性用实际行动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和意志。19世纪中叶，俄国侵占了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1896年，俄国攫取了东省铁路（又称中东铁路、东清铁路）的修筑、经营、运送军队等特权。1900年，俄国以保护正在修筑的东省铁路为由，出兵6路，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其中有两路军直犯辽宁，一路进攻旅顺、盖平（今盖州市）、营口、辽阳、盛京（今沈阳）；一路由参加八国联军的部分俄军组成，从天津经山海关进攻锦州。入侵的俄军，对辽宁民众进行烧杀抢掠，据相关文献记载，“仅在海城牛庄一带，侵略军一次就用马刀砍杀了逃难的中国民众几千人。”

面对俄国的侵略行为，辽宁妇女和其他民众一起，纷纷奋起抗击。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延伸到辽宁，到五六月份时，盛京（今沈阳）、辽阳、铁岭、营口、锦州、朝阳、安东（今丹东）等地的广大妇女纷纷参加了义和团的“红灯照”。她们和其他义和团成员一起，烧教堂、扒铁路、捣毁俄国设立的铁路公司，并到处贴揭帖，号召民众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领土。其中“，铁岭‘红灯照’李孀氏率一千多名团员，攻打并焚毁了龙首山脚下的天主教堂和东关的耶稣教堂。”后来，随着义和团运动被国内外势力的联合绞杀，在辽宁兴起半年多的义和团运动也随之失败了。尽管，辽宁妇女参加的义和团反帝斗争如烧教堂、扒铁路等行为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其抗击行为客观上也反映出当地普通妇女最朴素的爱国情怀。

二、女学运动的兴起

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在萌发于中国内部的先进力量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推动下，中国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带来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妇女解放也和强国保种、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近代女学的兴起，使女性接受教育成为可能，而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中国近代女学的发端，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积极倡导下，1897年，以谭嗣同之妻李闰、康广仁之妻黄谨娱为倡导理事，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以女子为主体的学会组织———中国女学会。1898年，梁启超协助国人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同年，中国近代第一份女子报刊———《女学报》创刊，由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等人担任主编。维新派关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观点以及身体力行的行为，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为清末民初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逐渐被官方倡导，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此后，女学逐渐兴办起来。但当时的女学，男女比例差距是很大的，“据1907年统计，当时有女子初等学校391所，有女学生11936人，男女学生人数相差很大，其比例为49：1。”

辽宁地区的女学以教会创办的女子私塾为起点，1907年，英国教会将在1901年小津桥开办的女子私塾改名为坤光女学堂。而随着官方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维新派人士的倡导，辽宁地区的女学也逐渐有所发展，“在盛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立女子一小（南关）、二小（北关）和私立淑慎女学创立；大北关官立模范小学招收女生1个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清宣统三年（1911），营口、安东（今丹东）、辽阳、岫岩等地相继建立女子小学堂。同年，奉天女校、辽阳女子师范学堂、铁岭清真女学堂相继开学。当时，女学的课程设置仍然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注重缝纫、刺绣等。女子小学设家事一课，女子中学设园艺一课。1918年，旅顺师范学堂成立，并率先男女同校。而直到1928年，东北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女性才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此外“，20世纪初，奉天省每年有十多名女学生留洋，去日本女子实践学校学习。”辽宁地区女校的兴起，使女子教育成为可能，对于培养知识女性，推动辽宁地区妇女运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废缠足运动的发展

关于缠足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般以南唐后主李煜让其妃子娘缠足始，大致到了南宋时期，缠足习俗在民间逐渐流行起来。近代废缠足运动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需要。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维新派把其和民族独立结合起来，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权平等为思想武器，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初步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在其代表作《大同书》里对压迫女性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批判，主张男女平等，并提出女子应同男子平等享受教育权。他认为妇女应该自立，并得到自由，如压制女子，则“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顺，于事不宜。”他把妇女缠足和民族发展结合起来，“今中国两万万女子，世世永永，婴此刖刑，中国四万万人民，世世永永，传此弱种，于保民非荣，于仁政大伤。”康有为不但在理论上积极创作，在实践上也大胆尝试，他与其弟在广州创立不缠足会，号召乡间妇女不缠足，其女儿康同薇、康同璧成为直接的受益者。中华民国成立后，官方发出了禁止缠足的法令，并得到社会各界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辽宁的废缠足运动也在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逐渐开展起来，如1911年，奉天女校设立了天足会。官方也积极倡导放足，如1912年，安东县政府贴出布告，要求“缠足者速行舒放，未缠者任其自由。”

同年，安东女学成立女子天足会，营口的淑慎女学堂校长姚幽兰也在这一年组织女子天足会，并劝导女子入会。但由于缠足陋俗积习较深，加之辽宁地区相对偏远，宣传力度不够，放足运动发展迟缓，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辽宁地区仍然有缠足的陋俗存在，如1931年“盖平县政府仍将禁止妇女缠足纳入县政计划，规定分劝导、解放、检查、处罚四期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辽宁地区才最终根除了这一陋习。

四、结语

总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想之一，它所提倡的“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思想引领了一批近代中国女性投身到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可以说，在中国女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清末民初的女性是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承前启后位置上的。一方面，清末民初的女性仍然生活在“男尊女卑”传统文化的束缚中；另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使清末民初的妇女运动始终和民族独立、阶级解放联系在一起。但对于地域相对偏远的辽宁来说，由于交通的不便，信息的不发达，文明之风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影响到这些地区。特别是对于辽宁地区的普通女性来说，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匮乏，其所进行的反帝斗争，参加女学运动和废缠足运动也都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进行的，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女性群体意识，尽管如此，其行为本身对于推动辽宁地区近代妇女运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

作者：黄巍 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