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变革的文学体现范文

作者：王光东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范小青把这种弥漫于城乡之间奔波的人群中的“力”，艺术地表现为一瓶“香薰精油”的诱惑，避开了生活的沉重以及为了生存所可能产生的非道德的冲动，在喧嚣混杂的城市生活中看到了朴素的人心与简单的生活要求。《城乡简史》中的城里人在捐赠自己的图书时，丢了一个账本，这个账本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就是记载着他的日常生活开销和花费，后来这个账本被乡下人王才获得，账本中记载的一瓶四百七十五元钱的香薰精油，引发了王才进城的冲动，他要到城里去看看这么贵的“香薰精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到了城里后王才做的是收旧货的工作，他发现城里真是好啊，菜场里有好多青菜叶子可以拣回来吃，也可以拣到鱼吃，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一瓶香薰精油”所象征的显然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诱导着乡下人王才走进了城里。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生活愿望连结起了城与乡，我们看到的是卑微中快乐的“人心”的满足。可是进城后乡下人也有他们的痛苦和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沉重压力。有些作家笔下的“乡下人”进城后，在异质的生活环境中，为了生存做出了许多非道德甚至违法的事，让人备感苍凉和哀戚。范小青笔下的老胡在神经质的“自我想象”中折磨着自己，凡是在他身边发生的那类“偷自行车”、“偷吃熟菜”以及“家庭失窃”等等行为都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影响，认为大家都在怀疑是他做的，不仅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而且害得他多次丢了自己的工作。

老胡自我想象的折磨过程实际上是一颗善良、质朴的心灵与喧嚣混乱的外部世界的不协调产生的深刻矛盾，当警察抓到真正的当事人时，老胡激动地对警察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安心了，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发自内心的话语所表达的正是一个乡下人祈求自我“安心”的美好愿望，“安心”就是保持自己淳朴的本性，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作者通过老胡的内心变化也曲折地表达了对于非道德冲动行为的谴责。《父亲还在渔隐街》所表达的也是对温暖人性的肯定和赞扬。娟子的父亲进城后就再没有回到乡下，但每个月都寄回维持娟子和母亲的生活费用。当娟子突然和“电话中”的父亲失去联系，决定到城里寻找自己的父亲时，她遭遇了一个个在生活中奔波、挣扎的乡下人那质朴、温暖的心灵，她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但却找到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东西———善良和相互扶持在世间行走的关爱。正如娟子拉着小哑巴的手时那种深入骨髓的感受:“小哑巴的手软软的，一股暖意一直通达到娟子冰冷的心间，娟子注视着小哑巴的眼睛，她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娟子忽然觉得，那个始终在电话里出现的父亲忽然间贴近了，真实了。”她从小哑巴身上，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这种感受弥漫在她的周围，她所接触到的李秋香等人似乎都与“父亲”有着看不见、摸不到的联系，但都通过对她的“关爱”联系在了一起，这个看不见的“父亲”正是进城后的乡下人内心所保持的对一个陌生女孩的爱意。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可能带来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变动中，一个人也可能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但对于爱、对于人的善良本性的坚持，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珍贵的东西，它虽然柔弱，却有着巨大的力量，它能使草地变绿，天空变蓝，空气变得新鲜，世界变得美好。

城乡之间的流动，使乡下人走进城里，也必然带来乡下人和城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乡下人进城”后，城里人会怎样对待他们呢?范小青看到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所可能产生的差异和矛盾，但她没有在作品中着力去表达这种矛盾所可能带来的人物命运的变化及其痛苦，仍然以她温柔的眼睛去发现“人心”的柔软，发现那种善良的情感对人的抚慰，当然，善良、同情、爱等情感在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也会遭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带来内心的悲凉和酸意，但那种柔软的人性力量则仍然像无处不在的阳光，让人感受到生命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低头思故乡》中的城里人姚一晃喜欢看电视新闻，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令人心酸的一个故事:农民工在垃圾箱里拣那些被城里人扔掉的月饼，目的就是要尝尝月饼的滋味。姚一晃看到这个故事后心里酸酸的，他决心在下一年中秋的时候，自己花钱去买一些月饼，送给那些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的农民工兄弟。在这一想法的实施过程中，虽然遭遇了种种不尽人意的事情，但姚一晃内心的这种情感却联结起了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心”，“月饼”的香甜浸漫在生活的过程中，让人理解了城里人和乡下人都有的对生活的美好想象。当然“城里人”与“乡下人”由于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彼此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和隔膜，但在社会变动的大格局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都会有着无法隔断的关系，就像《这鸟，像人一样说话》所描述的那样。在《这鸟，像人一样说话》中，居民小区中丢失了东西，人们都怀疑是民工所为，就设置了种种规则，不让民工进入小区。其结果是一场误会，收旧货的“老五”则在万般无奈中回到了乡下，他虽然离开了，但其收旧货的“声音”却由一只鸟模仿并不断地重复。这篇小说在细微的生活细节中呈现出城乡之间人心的隔膜，但看不见的“声音”则提醒人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城里人和乡下人是相互依存的生活共同体，彼此之间是不能分离的。这样的社会现实特别需要我们的文学去唤醒人们在生活中的尊严、理解和同情、包容，就像范小青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一样，在纷纭复杂、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现人们情感深处的那种美好、善良，并在生活细微之处呈现出来。文学需要感觉，但感觉指向哪里却是今天的文学应该思考的，如果感觉仅仅指向物质的、功利的、欲望化的东西，那是文学的悲哀。“生态小说”:意识的觉醒与反思“生态文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生态文学”的内涵和“生态文学批评”的方法大家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如下几个方面大家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文学，它表现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文学有所区别;(二)“生态文学”关心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三)“生态文学”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本文无意去进一步讨论“生态文学”的内涵及其批评方法等问题，仅仅从“生态小说”几个基本的视点出发，对新世纪以来“生态文学”的特点作一分析。

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的突出特点就是作家的生态意识的觉醒，这种“生态意识”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有所不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许多表现生态问题的作品，都以令人震惊的笔触表现了环境危机给人带来的生存灾难，但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对于环境危机的思考是为了提出“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在“生态整体主义”的基础上，思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稳定，换句话说生态小说是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判断标准的。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就以生态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就以“豹子”作为小说的叙事者，叙述了豹子在“神农架”消失过程中的痛苦、孤独、愤怒和哀伤，“我是一只孤独的豹子，我的同类，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都死了，我是看着他们死去的;有的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像一阵阵的岚烟，像一片掉落进山溪的树叶———它们是不会回头的”。当它自己在人类的追杀和食物越来越少的环境中消失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最后一只豹子的消失。在这里，陈应松显然不是从“人的利益的角度”，而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对“豹子”的消失寄予了无限的哀悼和深深的忧思。实际上在整个自然世界，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人与动物、植物之间，彼此构成了一个生存的链条，每一个物种的消失，对于世界的生态来讲都是一种灾难，正是从这种“生态”的角度，新世纪的“生态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完整的生态世界的意义，批判了毁灭或破坏生态的种种行为的残暴和无耻。特别是对于“人类”对生态世界的破坏以来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切的思考。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就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寄予了深深的忧思。可可西里是一片无人区，那里有成群的野生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在测绘队员到来之后，它们和人类之间和平相处，动物对人充满信任和友善，但当测绘队员为了生活开始猎杀动物时，野生动物开始逃离人类并与人类产生了激烈的对峙与斗争。

正如作者自己在创作谈《拷问人性中的丑恶》中所说:“三十年里，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来自可可西里的消息，无节制的挖矿，植被被破坏，狩猎者残杀那里的珍稀野生动物，驶出可可西里的车队载有数以万计的野生动物皮张，我的眼前时常幻化出濒临灭绝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野马、哈熊、雪豹成群地倒在地上，在哀号、在呻吟、在绝望、在乞求……我的眼前还幻化出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男人的、女人的嘴和牙齿，在饕餮用珍稀野生动物煎炸炒熬成的美味佳肴。于是，我的心被一刀一刀地割锯，我的心被一次一次地坠入油锅煎炸。我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对人性中的丑恶产生了无比的愤慨和痛恨，甚至对我们人类中的另一类人产生了绝望。我在关注拷问我们人类中的丑恶……人们要明白，自然界养育了人类，人类如果要破坏毁灭自然界，最终被毁灭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自己。”

杜光辉在《哦，我的可可西里》中对人性之丑恶的拷问和批判，指向的恰恰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残暴与自私，与这类小说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两种类型的小说:(一)从浪漫的、生态的角度叙述了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理想世界;(二)从生态的角度，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疏远后的精神状态。就前一种类型的小说来看，红柯的《哈纳斯湖》以诗意的、富有激情的语言，写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融合;白雪林的《霍林河歌谣》以淳朴的笔触歌唱着人们对草原的感情，歌唱着人们在漫漫生活的艰辛中前行的力量，这种力量恰恰就来自于他们合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美好生态联系，在现实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种种问题，很多“生态小说”就描写了“生态环境被人为改变”后，人的精神状态发生变异的痛苦。鲁敏《颠倒的时光》就写出了“人工种植西瓜”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这篇作品所展现的就是“生态”被人为改变后，人的生活发生的变异，以及重新回归原来生活的渴望。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呈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题是有意义的拓展，它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同生活的重要性。但是“生态意识”在中国社会现状化的进程中毕竟没有广泛的普及，人们在现实利益的欲望推动下，对“生态”的重要性缺少充分的认识，因此，“生态小说”叙述内容及其表达方式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生态小说”主要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一)观念化。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虽然较之于二十世纪描写环境问题的小说有了重大的变化，改变了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环境的变化，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生态”的意义，这种变化在文学中具体呈现为对“人”之外的生命的关注和平等的众生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虽然与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自然”的冲突有关，但从西方文学作品中移植而来的这种“生态意识”，似乎还没有与中国社会现实发生深刻的内在关联，因此文学作品中的“生态观念”往往以“问题”的方式被图解，而不是化为人的生命中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呈现出相似性，很多作品都在写人怎样蛮横、霸道地摧残自然及动物，动物、自然反过来报复人类导致悲剧。这种相似性的表达方式自然削弱了文学作品的内在力量。与这种观念化相关的是文学作品想象力的不足。新世纪生态小说的想象力与作家对当代社会的“生态”变化的理解是相关的，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人对动物生命不尊重和肆意的虐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在生态环境恶化的过程中，众多的动物、植物在消失，甚至危及到人类生命的存在。如果作家对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缺乏充分的理解，自然就无法去追问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自然无法以强大的想象力去展开对这一变化的深层表达。(二)“生态文学”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对于“精神生态”的关注。“自然生态”的变迁必然带来人的精神生态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体验到人的精神生态的内在焦虑、痛苦、希冀与快乐，也许就能够从动物、植物的角度充分地理解到它们的灵魂。从生态的意义上，人只不过是动物中的一种，人既然有情感、思想，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其他的动物也有它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方式，如果生态小说能够进入到这种精神的层面，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想象的艺术世界。

中国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类型的文学，当生态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时，这一类型的文学必将有新的发展。如何理解新世纪的乡土文学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今天的文学而言，文学的内涵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譬如新世纪的乡土文学就不能用以往乡土文学的概念来进行阐释和说明。周作人强调乡土文学的“地方性和个性”;鲁迅把“侨寓”和“乡愁”作为乡土文学的特征;茅盾在“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之外，认为乡土文学还应该有普遍的、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对于乡土文学特点的概括，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乡村”和“城市”虽然有联系，但却是有着不同文化特质的区域，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乡土世界”的人都是生活于“乡村”的人。但是在今天的乡土文学中，“乡土世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下人进城”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大量的“乡下人”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必然对乡土文化形态产生巨大的冲击，乡村的生活方式、行为逻辑、伦理法则都在发生着变化。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今天的“乡土世界”，以及在这种变化中产生的乡土文学呢?

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作为狭义的乡土文学，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和叙事方式相关，譬如一九二○年代初期的乡土写实小说，一九四○年代沦陷区的乡土文学运动等;作为广义的乡土文学，是指一切书写乡土的文学形态，它以乡土世界为叙述对象，呈现出浓郁的地方性经验和丰富的乡土文化因素，包括语言、人物、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及生活逻辑，等等。本文是在广义的层面上使用乡土文学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特征。

讨论新世纪乡土文学概念内涵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对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观念作一梳理。回顾二十世纪的文学发展过程，乡土文学的观念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抗战以前以周作人、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观;(二)自抗战至新时期以前的乡土文学观;(三)从一九八〇年代初至一九九〇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观。(一)在一九二〇年代初，周作人认为地方性和个性是乡土文学的生命。他说:“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过来，把泥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和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①周作人所强调的乡土文学的特征是“地方性”和“真实的泥土气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蹇先艾叙述说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鲁迅所强调的是“作者侨寓的处境”和与“记忆中故乡相连的乡愁”。茅盾在一九三○年代读到乡土文学时认为:“关于‘乡土文学’，我认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是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

②周作人、鲁迅、茅盾对乡土文学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隐含着他们从不同的观念出发对乡土文学的理解。周作人在把“地方性”和“真实的泥土气息”作为乡土文学的生命时，是在世界性的文化背景下，强调乡土文学独特的个性呈现形态，也就是说“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鲁迅所说的“侨寓”和“乡愁”，却呈现着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与“传统”冲突中的精神困境及其现代性的乡土情感形态。茅盾对于普遍的共同命运的挣扎和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视，显然联系着新文学中左翼文学的创作传统，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下乡土人们的生存状态。这看似不同的乡土文学观念实际上都与五四时代的启蒙文化思想有关，只不过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指明了乡土文学的重要特征，换句话说，抗战前的乡土文学概念涉及到了三个重要的层面:A、地方性的丰富经验和真实的泥土气息;B、与现代性相联的乡土情感;C、时代背景下乡土人们的生存命运。二、在抗战后直至新时期以前的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的概念内涵开始和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密切关系。在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的沦陷区曾有林榕、上官筝等人倡导乡土文学，特别强调乡土文学的国民性、民族性特征。

由于这一观念在其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影响不大，暂不讨论。同时期的解放区文学却呈现出新的面貌并昭示着乡土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治性因素在明显加强，而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经验和以“乡愁”为代表的现代性乡土情感却在不断地缩减。一九四九年后，这种情形被日益强化，文学创作中的地方差异性及乡土民间的经验丰富性消融于政治性的观念表达过程中时，乡土文学被“农村题材的创作”这一概念所取代也就成为必然，因为书写乡土的文学仅仅是在题材上的相同，地方性的个性特征还不明显。(三)进入新时期以后，人们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解呈现出多元、丰富的面貌，有的主张用“乡村小说”或“新乡土小说”来代替以往的“乡土文学”概念，并赋予乡土小说更多的精神思想内涵，它的宽展的外延可以用来指称所有描写乡村(乡镇)生活，揭示农民生存状态和文化性格，以及通过乡村思考民族文化、人类生存等一系列问题的小说。①当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来审视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时，我们发现以尤凤伟的《泥鳅》、贾平凹的《秦腔》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写作对以往的乡土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1、“乡土”的文学世界渗透进了城市文化的因素并改变着以往的乡土的文化形态;2、乡村人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城乡之间的内部联系日益深刻，对世界性、现代性的反思日趋增强;3、“乡土”的地方性特征日趋消解。这种种新的因素的出现都提醒我们，对于今天的乡土文学要有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