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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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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真实需要和价值的遮蔽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理论。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主张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提出重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对基本概念的更新中重构社会结构理论,或立足于现代科学理论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更为清晰的厘定,或试图以新的概念替代唯物史观的经典概念;他们在对阶级问题的改造中否认马克思阶级观点的理论逻辑,或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已成昨日黄花,或将阶级分析从政治领域置换到社会领域。

〔关键词〕

社会结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其理论的出发点是在一定物质生产条件下从事实践的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人类主体的能动性的有机统一。随着时代的进步,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需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内涵。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真实需要和价值的遮蔽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理论做出了各种或人本或规范化倾向的理论界说,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唯物史观的最大效用。

一、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反思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确认上。在回答“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思潮,另一种是对人本主义思潮进行纠偏的科学社会思潮。

(一)凸显意识形态功能的人本主义思潮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开创者。在他看来,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实践的形式否定了经济决定论的机械认识,而欧洲革命的失败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物化使得工人阶级产生了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为此,他试图转换视角,从总体性的角度唤起无产阶级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自觉认识①。柯尔施——人本主义思潮的另一位早期代表人物,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总体性理论”,并通过总体性理论强调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作用。葛兰西则通过考察东西方的社会结构差异来揭示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提出著名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公式以突显意识形态的特殊意义。总之,他们从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即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主观条件不具备,而不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这样,他们将注意力从社会变革得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转向了强调意识形态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然而,卢卡奇等人预想的胜利却迟迟没有出现,代之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更加黯淡的社会发展前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找到真正的基础,纠结于历史发展规律只会导致宿命论的经济决定论,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自由本质的遮蔽。

人本主义思潮认为,构建真实、合理的社会发展观首先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使人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个文本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把它当作反对经济决定论的关键依据。弗洛姆认为,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遭遇到了很大的误解,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也不了解人的精神需要,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1(]P23)。其次,要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进行深入批判。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的客观性理论将科学视为超社会的孤立知识,从而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但马克思的辩证法批判理论并不仅仅在已有的范畴上认同社会,而是对现实社会的存在进行批判性审视。这种批判性是唯物史观的实质和主线,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背离了这一点。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任务就是继承批判精神这一马克思学说活的灵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包括了对政治权威、对工具理性、对消费和对文化的多重批判。最后,应当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把处在矛盾中的、遭受苦难的个人作为理论出发点,与传统的以“类”为核心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有很大差别。立足点是现实的个人的生存,最后的归宿也是日常生活的解放。列斐伏尔完整地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对日常生活采取了一种回避或否定的态度。然而,只有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是通过日常生活实现的,日常生活甚至比生产和政治领域的平面更加重要。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就是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细节无法体现总体的意义,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不了解,只是通过意识形态把自己扮演出来。

(二)强调结构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思潮20世纪50-60年代,人本主义思潮发展到顶峰,同时也出现了与人本主义倾向互补的另一种理论逻辑——科学主义思潮。在科学主义思潮中,阿尔都塞是最重要的理论家。他认为从斯大林“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把“人本主义”的论题强加给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退回到了18世纪的意识形态潮流,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独特功绩。因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重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首先,阿尔都塞借用多元决定论的术语,把社会发展视为由多种矛盾相互作用决定的无主体过程。其一,阿尔都塞所说的“无主体过程”针对的是人这个活动主体。在阿尔都塞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够从人出发,因为马克思在描述历史时已经抛弃了主体的预设,而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客观结构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受到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结构的辩证法。这种社会结构观没有在社会客观结构之外设置任何一种本源或主体,从而避免了对社会发展的简单化、线性化理解。同样,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也不是单个的人,因为单个的人只是客观功能的代理者,生产关系的结构才是真正的主体。其二,阿尔都塞承认在社会矛盾的复杂统一体中存在一个主导结构。一方面,在社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的全面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起决定作用,决定了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各不同层次的结构以怎样的形式结合,各自的功能及关系如何。这个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导结构“归根到底是经济”;另一方面,局部性结构对于社会的总体性结构也有相对自主性。“经济在归根到底上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这就构成了社会整体中“主导结构的可变性和总体的不变性”的多元决定[2(]P32-154)。至此,阿尔都塞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反人本主义的、科学又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其次,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和科学做出区分,认为意识形态是“虚构的现实性”,它一方面由客观社会历史结构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特定社会的内在结构。而作为客观真理的科学,则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和历史过程,它的基本功能是理论功能,与利益无关,也没有阶级性。基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这种二分,阿尔都塞还提出了马克思在理论革命中的“认识论的断裂”。为了反对人本主义用“青年马克思”去反对“老年马克思”的做法,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经历了认识的断裂,并将这个断裂点具体定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认为,在这个断裂点之前,马克思处于意识形态时期,此后则是与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了的科学时期,由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转变是根本的质变。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于对人本主义思潮的“纠偏”,正如阿尔都塞自己所讲:“要是没有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自由化,我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我的靶子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些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这些关于自由、劳动或异化的苍白描述。”[3(]P4-5)

阿尔都塞把人本主义思潮的观点形容为“苍白描述”,他认为这种人道主义的描述是无力的,没有反映问题的本质,也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阿尔都塞并不反对人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权利和尊严的重视,只是认为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不可能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其实,无论是人本主义用青年马克思代替老年马克思,还是科学主义用老年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为割裂,也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思想的严重误解。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中,他从未只强调社会主体的“剧作者”或“剧中人”角色,因此既不能用主体的能动性取代社会客观结构的运行,也不能用社会客观结构的演化否定主体的作用。社会发展当然应该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否则就会陷入神秘主义,而从主体方面理解也绝不是要回到主观意识的唯心主义层次,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基础——物质实践活动。所有的结构和关系都是在人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但这种创造和发展不是人随心所欲制定的,社会主体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的自然规律并行不悖。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力量既不是来自于人之外的什么结构,也不是来自独立于现实的人之上的所谓“人性”。正因为马克思将社会主体界定为拥有“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双重身份,才得以客观、辩证地看待社会的发展规律。

二、在对基本概念的反思中重构社会结构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任何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解读都是一种再造的过程。但这种再造的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显得更加明显。他们对现实的分析批判是以其认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出发点的,同时,对现实的分析批判又反过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反思,进而提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的解释。特别是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两种形态。这两种思潮中又以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逻辑和柯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在不同维度上对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重构。

(一)哈贝马斯的替代式重建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新的历史时期明确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响亮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提供的是一个立足于当代社会改造的全景体系。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基本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解释存在不足。首先,关于生产力,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是由劳动、知识和管理构成的,由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科技进步而非生产关系的改变。其次,哈贝马斯将生产关系扩大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把物质关系、文化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关系都归入生产关系内。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哈贝马斯表达了对传统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矛盾关系的否定。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虽能导致既存的制度产生系统问题,但不能直接促成制度变革的实现及社会形态的转变。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变革必须借助于人们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才能实现。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种传统理解也有经济决定论的嫌疑,这种关系在历史或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

为此,哈贝马斯进行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理论构建。首先是确定社会结构的要素。哈贝马斯认为,人的活动涉及到自然与社会两个领域,从而人的活动也包括了劳动生产与社会交往两个方面。但是马克思只说明了劳动生产一个方面,作为工具理性的劳动无法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理论来弥补这个缺陷。哈贝马斯界定的交往就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而理解又是人与人之间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相互认同[4(]P140)。关于社会结构变革的标志,哈贝马斯认为人们新的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很重要。道德实践知识是人们和谐关系稳定性的指示器,又具有传播能力,可以推动社会一体化,为新的生产力的利用和发展创造条件。道德规范结构的发展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哈贝马斯还认为,技术或协作形式的发展都无法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他提出社会组织原则是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社会的组织原则,解释的是社会赖以扩大它的结构上受到限制的控制能力的这样一些机制”[5(]P232)。根据这个原则,哈贝马斯把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三大阶段。原始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亲缘系统,阶级社会则是阶级统治。交往理论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提出以交往理性来纠正工具理性并进行社会改良。然而,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缺乏交往概念只是他的主观臆断。马克思十分重视交往活动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物质生产实践本身就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只不过,马克思更重视的是人的物质交往,而非哈贝马斯强调的语言交往、道德交往。这种重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人的语言、道德的忽视,而是认为物质交往是其他交往的基础。作为一种学院式的话语,哈贝马斯对交往内容及意义的论述只是在规范性层面展开的。

(二)分析学派的规范化厘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一支,它是从马克思关于历史基础、变革的一般结构模式来澄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不同于人本主义思潮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替代式重建,这个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但这种科学在现代标准的框架里是粗糙的、缺乏细节论证的,尤其是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础概念上充斥着诸多含混之处,因此他们基于现代科学理论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重新解释。柯亨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概念做出了清晰的厘定。首先,柯亨从语源学入手分析生产力概念,认为生产力不是生产的力量而应该是生产的能力,即生产力不是对象之间所具有的某种东西而是对象的属性。按照这种解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不是生产力,而是具有生产力。生产力的要素是成为实际劳动过程基本要素的东西。其次,柯亨明确了生产关系的定义:“生产关系或者是人对于生产力或人的所有权关系,或者是以这样的所有权关系为前提的关系”[6(]P37)。

在说明所有权时,柯亨非常注意区分“权力”和“权利”这两个概念。柯亨做出这种区分是为了把生产关系中的所有权关系与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律所有权关系区分开来,“所有权在这里不是指法律关系,而是指有效控制的关系”[6(]P37)。在柯亨看来,生产关系可以分为物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生产关系,“我们把组成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称为社会的生产关系,劳动关系是物质的生产关系”[6](P120)。“新生产力需要新的物质的生产关系,而后者又需要新的社会的生产关系,新的权威形式和权力分配”,故而一种新的劳动关系最终会带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变化。柯亨还认为,生产关系单独构成经济结构(柯亨用经济结构代替了经济基础的概念)。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柯亨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存在偏颇。因为生产关系是对整个生产过程的实际控制,而不仅仅是对生产力因素的支配关系。再次,柯亨对原有的上层建筑概念进行了区分和剔除。柯亨指出,“我们把上层建筑看作一套非经济的制度,主要是法律系统和国家”[6(]P232),从而否定了思想的上层建筑性质。在对基础概念重新解释的基础上,柯亨阐述了社会结构构成因素的矛盾关系。先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柯亨首先通过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命题”肯定了生产力的首要性。从长历史时期来看,由于人有改善自己处境的理性和聪明才智,因此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说明了它能够不依赖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也对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提出了不断更新的要求。柯亨也注意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不可否认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他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决定和制约关系可以用功能解释来说明,即“被解释项的性质由其对解释它的项的作用来决定”。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柯亨把经济基础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在他看来是一套非经济的制度。在讨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柯亨又把上层建筑主要理解为财产关系和法律,这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就变成了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和法律的问题。柯亨围绕“既定财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的命题描述了四种关系变化的情况。其一是在环境有利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法律发生变化,财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关系。其二是法律过于强大并阻止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经过斗争,法律被迫变化,最后新的生产关系得以建立。其三是新的生产关系形成时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它需要得到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之后新法律出台。其四是法律没有变化,但财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柯亨认为无论法律和财产关系的变化速度是否及时,它们总是反应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即上层建筑总是会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以柯亨为代表的科学学派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适应现代科学的形式。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他们特别强调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精准性”,用分析哲学的理论工具把马克思的思想进一步规范化和模式化。这也的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所必需做的梳理工作。但由于科学学派立足于抽象原则去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最终只是在理论中完成了基本概念的一个考证回路。

三、在对阶级问题的改造中否定马克思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是社会主体关系的基本内容。阶级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财产的多寡、收入的多少,或是职位的种类,而是经济活动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调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愈加激烈。马克思对阶级冲突的强调体现了当代社会学所谓的“结构性路径”,即人们的集体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他们在社会中地位的影响。然而,阶级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偏离了马克思设想的轨道。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不能解释复杂的阶级阶层现象。

(一)阶级主体的消解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围绕阶级是否消亡的话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已经淡出历史地平线,工人阶级是资本社会反抗的典范标准已成为昨日黄花;另一派认为阶级仍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把阶级分析从政治领域置换到了社会领域。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实则都通过对阶级主体的消解而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首先,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方式是不完整的。英国著名学者米克•考克斯强调阶级产生的文化根源和阶级存在的文化意义,认为阶级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意义[7]。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想象是完全错误的。阶级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找到“增长的基础”。与资本主义发展连在一起的工人阶级普遍贫困化没有发生,把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并将其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客观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也并不存在[8]。为了重新解释当代的社会关系,墨菲提出了用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取代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在拉克劳和墨菲重新构想的社会主义政治方案中,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连接”组成了多元主体。汤普森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了历史的发生学考察,强调非经济因素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9(]P139)。哈贝马斯则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提出了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质疑,他指出,一方面,科技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贫富差别迅速消失,因此马克思用来划分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科技取代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也不再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成了为了生产利益而共同奋斗的伙伴关系。

其次,西方学者尤其看重中间阶级的成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工人阶级数量的锐减,生产过程使劳动融合于资本,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被纳入到中间阶级的队伍中。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现代社会工人阶级与早期工人阶级的差别,但他们的关注点已经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题。20世纪70、80年代后,“中间阶级”理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罗默在分析阶级问题时,较为注重从纯粹的经济活动来划分阶级,把人们的阶级地位看作是有理性的当事人在既定财产禀赋下,以最优化的形式理性选择的结果。罗默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直接影响了意志关注阶级问题的赖特。赖特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缺乏详细的实证分析,也没有预见到“中间阶级”的大规模发展。他认为不能把“中间阶级”归结为任何一个基本阶级,因为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的。赖特的“中间阶级”是一个包含了多个阶级的大社会群体[9(]P156-158)。其实,所谓的中间阶级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原则性否定。中间阶级是按照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而无产阶级是指不拥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阶级。这两个阶级范畴是在不同的划分方式下出现的主体。如果硬要在他们之间加上某种关系,只能说中间阶级仍然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最后,个体化也是西方学者消解阶级主体的重要视点。风险社会理论之父贝克认为:“福利国家支持的劳动市场推动力调和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我们逐渐面临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象,而它却有着个体化的不平等以及所有相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10(]P107)按贝克的理解,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越来越不能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个体化使不平等失去了原来的阶级意味,而变成个体化的生活现象和个人的成败问题。

(二)斗争领域的转移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西方一些学者以此判断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解释功能不再有效。他们从传统的政治内涵走向了阶级的社会内涵。伴随着内涵的转化,阶级冲突的形式和领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德国学者达伦多夫强调了无产阶级内部的差别,认为由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劳动群体构成的工人阶级内部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这种差异在低收入的雇员和经理之间尤为明显。并且,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建立使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合法紧张关系,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11](P131)。法国学者雷蒙•阿隆也持有相似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产业工人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典型阶级,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工人越来越丧失了革命动力[12](P239)。工业社会中的阶级界定是困难的,以阶级去解释现代社会中不平等的根源是乏力的。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真正矛盾存在于集团、种族和性别之间,集团冲突、种族冲突和性别冲突取代了阶级对抗。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潜在的阶级对立仍然存在,但其可能形成的冲突同马克思时代的阶级冲突在表现形式、内容和性质上都已然不同,“处于制度化了德尔暴力的,经济剥削的,政治压迫的关系中的双方之间的阶级对立,将成为次要的”[13(]P68)。在表现形式上,这种冲突不是爆发在阶级之间,而是爆发在没有社会特权的集团同有社会特权的集团之间。“没有特权的集团不是社会阶级……它们的权力被剥夺和生活贫困化,同剥削不再是一回事,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不是依靠它们的劳动而生存”[13(]P69);在内容上,不是爆发在分配问题上,而是爆发在生活方式中,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文化冲突”形式存在;在性质上,不再以政党和组织为媒介,不会对制度稳定性造成危害。从这个认识出发,哈贝马斯进而创立了“商谈伦理学”和“协商政治学”,主张从主体间性中获取真理和共识。

四、结语

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形态各异,学派庞杂,旨趣有别,形成了许多具有西方独特语境的反传统解释。如卢卡奇把“总体性”当作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核心;阿尔都塞主张用“多元决定”诠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人本主义的重建;弗洛姆和马尔库塞把“性格结构”输入历史唯物主义;柯亨致力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进行规范性的条分缕析等等[9(]P3)。这些为推进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所作的种种努力,尽管存在某些局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促进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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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作者:蔡青竹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社会结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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