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对国内体系建立的作用范文

作者：黄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社会阶层贫富分化日趋显著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速度快、规模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为增强。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经济利益差距的矛盾。而且在市场机制与各阶层机会起点不均等的双重作用力下，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围绕着这一焦点，阶层利益矛盾的对抗性将显著增强，群体性公共事件将显著增加。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并改变了旧有的社会利益结构，而集中代表利益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却总是相对滞后。最终导致一方面政府监管缺位，阶层分化失控，社会分配不公，社会秩序失范;另一方面阶层分化在起点、规则和结果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瓦解了现有的价值体系，导致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产生相对剥夺感、受挫感及危机感等社会焦虑问题，甚至对现实社会产生抵触情绪。

以“中产阶级”为例，学界常用其来刻画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社会结构。但在实际采访过程中，月入过万的白领却认为自己是打工仔，不是中产阶级;还有的则认为收入上算中产阶级，但生活方式却是劳动阶级。整个社会存在收入差距悬殊、社会结构失衡、群体间对立(断裂)意识且形成不和谐的状况，草根把中产作为仇富的对象，而中产则抱怨贫富差距悬殊，富豪阶层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中产则成为被动高消费群体，成为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他们普遍焦虑，存在巨大的危机感。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值从(绝对平均)0到(绝对不平均)1不断地右滑。据专家称早已跃过国际公认警戒线0．4，已接近0．5的高危情形(2010年，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0．49)。

社会结构紧张与社会结构倒“丁”字型化

从社会学研究来看，结构紧张并不是一个抽象空泛的描述性概念，诸多研究从社会分层等视角出发，努力赋予其一种实质性的理论与经验涵义。风险社会的提出及全球公共危机的出现也提供了有关结构紧张的不同解释策略。但有关结构紧张的奠基性讨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完成的。默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激发或造成社会问题。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则进一步分析了结构紧张的社会后果，认为当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社会状况的期望得不到满足时，结构紧张就会发生。

斯梅尔塞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六个因素共同决定: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及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

在我国目前社会情境中，结构紧张表现为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矛盾冲突的状态。这种结构紧张既可以从客观上的社会地位、权力地位、社会组织、社会角色、教育与收入水平结构上进行观察，也可以从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不同群体对一些问题的主观认识与感受上映衬出来。随着资源从国家向社会的不断分解，以不同方式占据不同数量资源的群体由于利益的分化而凝结为不同的阶层。陆学艺等学者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经济及文化等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与五种社会等级。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和表述社会学家也常常采用“金字塔型”、“橄榄型或纺锤型”等类比方法。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它反映的是我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人口众多的农民形成一个横杠，而城市就业者大体上形成一个立柱。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下层群体过大并与其它群体形成一种两级式(或直角式)连接方式，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状态。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过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这种倒丁字型结构导致的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虽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始终贯穿着稳定与发展的交互主题，社会结构紧张大体上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但由外生性体制形成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与内生性体制矛盾造成的社会底层或阶层的失落与紧张所激发的影响将要比常态社会结构要素紧张来得更为剧烈些。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危险与群体性抗争行动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社会结构由于历次战争、及各种政治运动等造成各阶层出现巨大变迁，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分层流动率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原来的政治分层社会结构转变为经济分层社会结构，且阶层之间的流动率颇高。应该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推动我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形成多元利益群体，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它也可以强化“利益”因素驱动各式群体利用各种途径去追逐自身的物质利益，从而造成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实现形式的差异乃至收入差距，由此产生社会结构的紧张。孙立平教授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伊始，我国由社会结构的分化向结构的定型化过渡开始了，其标志有三点:一是阶层间(居住区域、生活方式及文化消费等)边界与阶层结构再生产机制的形成;二是“我们”与“他们”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开始减少。这导致了一种影响、左右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逐渐形成，社会阶层分化逐步朝着阶级化型塑。他认为知识界对某种改革措施与政策出台前后的意识形态争论，如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等，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开始形成。

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的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刘能教授曾总结我国过去30年间，三次大的集体行动浪潮，分别与精英政治行动者(以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为代表)、首属弱势群体(以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工人和抗缴税费的乡村居民为代表)及利益攸关的地域共同体(以2000年以来的城市业主和城市化进程中遭遇强制拆迁和征地的城乡民众为代表)的行动意愿和行动策略选择直接相关，并描述了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世俗化、基层化与暴力化趋势。

与社会结构定型化相伴随的是“社会泄愤事件”冲突类型的产生，其显著特征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表达一种普遍蔓延的一般化怨恨情绪即:一是官民之间因利益分配、社会权力意识和生活方式差异所构筑起来的对抗性情绪;二是贫富之间因相对剥夺、原罪推定和社会区隔等多重原因而建构起来的对抗性情绪。面对此种社会状况，我国政府也在着力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些大的决策都是中央强力推进的，社会矛盾重重，阶层板结，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等等的根源在社会体制有问题，而单靠政府或个体突破是解决不了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剖析各种社会结构变化的情况下，找寻社会结构紧张发生和释放的具体机制，为社会解压，以求得社会和谐。

我国社会体制建设应着重关注利益结构调整

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关注社会体制建设，首先要关注利益结构，尤其是收入分配结构。“一般地说，社会利益结构就是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整个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一定模式。……．利益结构体现着一个社会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资源在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和配置的方式与状态，其核心是分配结构”。

我国当前的社会体制建设首先要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语境下，理论界与务实界对利益结构调整已基本达成共识，只不过出发点不尽相同。有的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认为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常常会遭遇分配性、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及参与性等多重危机，为避免阶层利益矛盾冲突引发的危机需要调整利益格局;有的基于道义的考量，将弱势群体视为社会同情对象应该对其进行帮扶和救济;还有的基于社会正义的考量，从社会哲学的视野阐释利益结构调整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应该将关注视角聚焦于利益结构调整的体制建构之上。事实上，利益在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多元结构，已被学界认作和谐社会体制架构的重要内容，而多元结构的稳定性恰恰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性。利益结构居于社会结构的深层部位，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动力装置。假如利益结构非均衡性跃过临界点，分居各利益群体的社会成员会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以各种方式进行利益博弈，力图使利益结构调整到利好于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

从社会整体上来讲，任何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都是一种层次结构，都具有利益结构弹性问题。其大致可区分为高弹性利益结构与低弹性利益结构两种类型。低弹性利益结构是指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利益资源(如收入、职业、权力及社会声望等)具有统计学上的较高相关性，即个体拥有的某种资源越多其拥有的其它资源也就越多。高弹性利益结构是指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利益资源呈现统计学上的弱相关性。低弹性社会利益结构由于内部各群体利益分化严重，因此，它是一种整体的脆性冲突型结构。而高弹性社会利益结构内部社会成员利益地位具有相对性，它是一种分散性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爆发社会冲突的概率较小且强度较弱。

笔者认为以此种理论为基础，我国政府在进行社会体制建设与利益结构调整时，应尽量缩小既有的各种利益之间的相关度，变单一的累积性为主的利益结构为多元的弥散性为主的利益结构。如果这样的利益结构能够调整生成将不仅使社会各阶层对新的利益制度予以确认和维护并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力量，而且政府也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执政合法性。四、我国社会体制建设应与社会危机治理相契合我国社会转型是以结构转型为核心，同时带动整个社会体制的转变、利益结构的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变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变迁过程。这种复杂的社会转型造成的社会规范、价值标准、行为方式等变化强烈地冲击着人们固有的观念，并引发大量社会问题。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配与作为社会资源内核的社会资本如何发挥作用，克服或规避危机成为社会危机治理取向的体制基础。多元社会组织与文化可促使人们建立社会信任和缩小因利益纷争而导致的社会断裂。因此，社会危机治理是社会体制运行的基本方式，完善的社会体制依赖于多元的社会危机治理。笔者认为学界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考量或建构我国社会体制与社会危机治理，虽说开辟了新的探索路径，但事实上在我国的政治传统中国家与社会总是耦合在一起的，并非像欧美国家那样，国家与社会的分野时常是泾渭分明的。

如果以这种模式来分析我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利益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政治民主化与社会法制化及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流失等社会转型问题将无法切中社会体制建设与社会危机治理的要义。因此，郑杭生教授提出的“社会互构论”可以说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理论缺陷。在社会互构论看来，社会转型就是一种“社会型塑国家、国家也型塑社会”的两者交互建塑过程。从政治安排的制度性行动与社会中的非制度性行动的关系角度可以引申出国家与社会互构的解释机制，即在国家制度性行动合法性和程序正当性的前提下，在社会成员利益要求合理性前提下，建立政府与社会、官方与民间之间相互解释的双向沟通渠道。实际上是就某种行动方式(制度性的或非制度性的)寻求共识，并由这种共识引导出特定行动方式是“正当做法”的共同感受。

社会互构论给社会体制建设与危机治理的启示是，政府构建科学的社会体制主导社会资源的调配，努力形成多元社会危机治理结构，并着重开发社会资本的柔性整合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各类主体在参与社会危机治理中可能导致的相互冲突得以协调且其功能差异得到整合，最终实现化解社会危机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