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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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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参考阿格诺尔(Agénor)的研究,在一个包含政府和私人两种健康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两种健康投资对健康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结论:一是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不同的阶段存在差异,公共健康投资和私人健康投资要保持适当比例,经济增长率才会达到最优。二是两种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收益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政府公共健康投资相较于私人健康投资滞后期更长,但产出效应也会维持更长时间。

关键词:

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公共健康投资;私人健康投资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人力资本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形式,健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讲,健康是个人从事劳动、学习等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对于一国整体经济而言,良好的健康人力资本积累是国家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的后盾。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健康人力资本可分为私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简称为“私人健康投资”或“私人健康支出”)和公共健康人力资本支出(简称为“公共健康投资”或“公共健康支出”)。私人健康投资主要包括家庭营养保健支出、医疗的私人支出部分、居住环境改善以及一切维护健康的私人投资部分;公共健康投资主要包括公共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和完善、公共卫生环境建设和维护、医疗工作者的薪酬支付以及居民医疗补贴等政府支出部分,也包括政府为私人医疗和健康投资提供的相关基础设施环境的投资。两种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能不同,在不同经济阶段其产出效率也可能存在差异。

一、相关研究

二战后,伴随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国家间的竞争出现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健康问题。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格罗斯曼(Grossman,1972)通过将健康纳入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从微观角度建立健康需求模型考察最优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决定因素[1]。巴罗(Barro,1996)建立了一个包括健康、教育、物质投资的三部门模型,并且依次将健康当作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从宏观层面重点考察了健康人力资本对教育和物质资本的影响[2]。穆斯肯(Muysken,1999)通过将健康积累方程引入拉姆齐模型中同样分析了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宏观作用,并考察了经济的动态均衡增长路径,得出了更丰富的结论[3]。佐恩和穆斯肯(Zon&Muysken,2001)将健康同时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建立一个扩展的卢卡斯(Lucas)内生增长模型,从而展开对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详细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一方面健康投资的增长会通过生产函数正向作用于经济;另一方面因为健康投资提高了消费者的效用,会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增加,当投资量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反向作用于经济[4]。还有很多学者从实证方面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宏观数据研究,如梅耶(Mayer,2001)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健康可以通过延长居民寿命而间接发挥经济效应[5];第二类是微观数据研究,如斯特劳斯和托马斯(Strauss&Thomas,1997)利用身高作为健康指标与个人的工资收入进行回归,发现身高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身高对收入的贡献度为0.03[6]。

二、基本模型和理论分析

(一)基本模型假定经济体中所有家庭都是同质且具有无限寿命,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个体,且不存在人口增长。健康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一方面,健康消费能提高个人的幸福指数,因而可作为消费品进入效用函数[1];另一方面,健康投资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未来收入,因而假设健康也可以进入生产函数。家庭的效用来自自身消费和健康状况,参照阿格诺尔(Agénor,2008)[7]的研究框架,设定家庭的跨期效用函数。

(二)家庭的效用最优行为1.家庭的最优化行为可表示为:其中,控制变量是消费C和私人健康投资比例m,个人物质资本存量K和健康人力资本存量H为状态变量。建立汉密尔顿函数如下。式(4)表明,均衡条件下家庭健康投资占家庭总投资的比例m对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正效应,政府公共健康支出比例n和税率τ的增加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正效应相对更高,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张芬等(2012)通过建立公共健康投资模型指出健康人力资本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溢出效应”,因而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对贡献较私人健康支出要大[9]。式(12)表明政府公共健康投资和私人健康投资之比应该与它们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之比保持一致,这也符合客观实际。通常来讲,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的贡献度β满足β<1-β,因而上述式(7)和式(9)右边均小于0。这说明经济增长率γ与τ和n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即当政府的公共健康支出比率或税率处于较低水平时,n或τ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当n或γ已经处于很高水平时,n或τ的增加就会降低经济的增长率。考虑到现阶段,中国政府对公共健康的投资比较欠缺,即n<n*,因此其对经济增长具有很明显的正效应。接下来,再考虑两种特殊情况,即当m=0和m=1的情形。当m=1时,表明家庭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健康投资,这时不存在物质资本积累,因而经济会萎缩,直至停止生长。当m=0时,表明家庭收入全部用于物质资本积累,即健康支出完全由政府承担。此时,因为家庭没有健康支出,那么政府势必会加大对健康的投资,在有限的财政预算中,基础设施的投资只能减少。这种情况下,再计算消费的增长率会发现比存在私人健康投资时的增长率明显减少,甚至可能出现增长率为负的情况。

(三)政府社会福利最优行为沿用上文的方法,此时τ和n成为控制变量,由汉密尔顿函数对最优化问题求解,得出政府公共健康投资比例和税收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的模型推演分析,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值得关注。下文将转向实证分析,试图通过中国1980—2012年宏观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上文模型推演结果。

(一)计量模型尽管前文理论模型中并未提及教育人力资本,但考虑到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且为了尽可能提高实证结果的合理度,参考前文的生产函数,并结合卢卡斯(Lucas)内生增长模型,得到如下扩展的产出决定方程:

(二)数据处理经济增长指标(GDP):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人均GDP来表示。物质资本指标(CI):采用固定资本投资率,即历年固定资本的形成总额占支出法GDP的比重来表示。劳动力指标(L):选用就业率来代表,即历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教育人力资本指标(EDU):选用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升学率作为度量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代表变量。健康人力资本指标:参考现有的文献研究[8],选用卫生总费用中的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和私人医疗卫生支出分别作为公共健康投资(GW)和私人健康投资(PW)的代表变量,并以1980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得到实际值。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人口普查资料》等,涵盖1980—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均为笔者整理计算得到。

(三)结果分析1.单位根检验为了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将前文计量方程作为实证模型,首先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因此,本文对6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然后运用软件Eviews6.0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在选择滞后期数时依据AIC准则,结果显示,人均GDP(lnGDP)、物质资本投资(lnCI)、普通劳动力(lnL)、教育人力资本(lnEDU)、政府公共健康投资(lnGW)和个人健康投资(lnPW)6个变量的ADF检验值都大于其对应的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都不是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ADF检验值都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都是平稳序列。因此,上述6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2.协整检验本文选用Johansen检验方法对多变量系统进行检验,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ADF检验结果,六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建立VAR模型,通过AIC和SC最小准则得到模型的滞后期数p=3,故协整检验应该选取的最佳滞后期数p=2。表1给出了协整检验的结果。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迹统计量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了至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因此,六个变量间存在着三种协整关系,政府和家庭健康支出、物质资本投资等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3.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根据ADF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确定五个解释变量和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上述六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利用差分回归描述,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首先定义误差修正项ECM,对六个变量的时间序列做OLS回归,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查判断解释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通过逐步回归法剔除不显著的变量物质资本投资(CI),就业率(L)①。再次回归得出残差项,发现残差项不存在自回归,于是令ECM的值等于残差项的值。将误差修正项ECM纳入回归方程。协整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字表示t统计值,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t统计值均为较显著。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44,显著小于零,符合模型的反向修正机制。因此,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经济意义解释,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均存在长期正效应,而健康人力资本的两种投资中,政府公共健康投资和家庭私人健康支出对经济的正效应大小存在差异,公共健康投资的效应更大,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就上升0.34个百分点,而私人健康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上升近0.243个百分点。4.格兰杰因果关系通过协整检验,确定五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不能说明它们间的因果关系如何。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看出,当滞后1期时,在10%显著性水平下,政府公共健康投资、私人健康投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均GDP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能显著影响政府和私人的健康投资水平以及对教育的投资,而不论健康人力资本还是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都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当滞后4期时,私人健康投资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期为5时,政府公共健康投资才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因,而此后经济增长却不再是家庭和政府健康支出的格兰杰原因;此外,当滞后期为2以后,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健康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正向的作用,且公共健康投资的正效应大于私人健康投资,这一结论与前文理论模型相符,基本达到研究目的。

四、结论

本文在一个包含政府公共健康投资和私人健康投资的内生增长框架下进行数理分析,探讨两种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路径,运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论文的理论结论,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首先,家庭健康支出比例在较低水平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随着该比例增长,家庭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就会被挤占,当家庭因增加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物质资本投资降低所带来的负向作用时,就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阻碍其增长;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下,政府公共健康投资比例对经济增长始终存在正的效应;要使经济增长达到最优,政府公共健康投资与私人健康投资各自的比重应该与他们对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相符合。其次,针对家庭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政府最优公共健康投资比例进行比较后发现:当税率较高时,家庭效用最大化下政府健康投资比例小于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比例,此时,政府的健康投资能力充足,且投资效率也更高;当税率较低时,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健康投资比重低于家庭效用最大化下的比例,此时家庭健康投资的效率更高,收益也更好。

本文还采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和ECM模型等一系列计量分析方法,验证了中国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公共健康投资、私人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给出了两者对产出的贡献度,公共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于私人健康投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短时间内就能增加投资,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度在日渐提高;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收益存在一定滞后性,短时间内较难实现。相较于私人健康投资,政府公共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可能需要更长期方能实现,但这种产出效应会维持更长时间。

作者:封岩 柴志宏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