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范文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中国论文联盟整理）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到一定的带动效应。,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四)提高最终消费率,重点在于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适应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发展工业品消费和服务类消费,拓宽居民消费领域。考虑到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的情况,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鼓励居民增加即期消费。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清理限制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五)政府最终消费率应当保持稳定。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宜过快上升,以免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