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内迁状况探析范文

摘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民营工矿企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内迁，不同空间下的民族工商企业在内迁方面作出了差异性选择，以上海为代表的民营工商企业的主体及时选择了西迁内地，上海以外地区的民营工商企业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没有能及时内迁。多数企业作出的能迁则迁、不迁则毁的艰难抉择和“誓不以厂资敌”的壮烈呼号，汇成了全民族抗日救国热血洪流，成就了企业与政府共赴国难的历史佳话。

关键词:

抗日战争;民营企业;内迁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内迁的研究，在21世纪初取得了较为显著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苏智良《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等。主要集中于上海民营工商企业的内迁历程的研究，对于上海以外其他地区的内迁、毁厂运动的关注尚有待于深化。民营工商企业在其他地区占比不高，但具有一定的数量。他们在抗战过程中所推动的壮烈迁厂和毁厂运动，同样是全民族抗战的一部分，同样为推动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东南沿海地区民营工商企业在不同空间格局下的内迁进行全面的考察，对于客观地评价民营企业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抗战的贡献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本文所希望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始终无法摆脱近代政治、军事变动的深刻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紧紧地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战争冲击，他们在特殊时期，主动提出内迁要求，在无法迁移的条件下则喊出了不以厂资敌的呼号，对亲手创办的工厂进行破坏，以防止为敌所用。这种高度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觉，成为绝大多数民营工商企业的主动选择，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共赴国难的商业精神。对东南沿海各省的民营工商企业内迁状况进行回顾和研究，将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特殊时期民族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气节所在。

一、抗战前夜民营企业发展概况

在八一三事变以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十分不平衡。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等地，“根据1936年官方统计，苏、浙、鲁、粤、闽及上海、南京、天津等8省市的工厂共计3178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70．75%”。［1］所谓民营企业即以民间或私人资产作为投资主体的企业，而从国民经济各部门来看工商领域则是民营企业的主要领域和平台。因此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程度上指近代中国的民营工商企业。就全国工商业城市来而言以天津、上海、广州为众。受交通、原材料、金融、技术、税收、劳动力、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工商业城市中又以上海的发展为首。以1937年实业部的统计，“上海符合工厂条件(工厂有50工人，10匹马力以上)的有1279家，广州则仅有164家。”［2］当时，全国金融业资产的3/4在上海，53%的对外贸易在上海，25%的国内外航运通过这里周转。制造业领域，上海作为民族工商业的中心，全国4000家现代工厂中，1200多家设于此，无论新式机器的采用、资本的投融资、劳动熟练程度、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上海位于全国首位。因此，完全可以说我国民营企业的内迁就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民营工商企业的内迁。在工商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之下，作为工商业中坚力量的上海地区的工商企业一旦被敌人掌控，不仅对于全国抗战不利，而且必然危及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从国家存亡、民族发展的角度考量，基于工商业发展现实进行民营企业的内迁，以此调整工业布局、保存经济力量、支持全国抗战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在战乱中，民族资本主义积极配合政府抗战，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企业发展为代价提供无私援助，为国民政府的组织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抗战时期民营工商企业内迁的肇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上海面临的战争危险日趋严重。国难当头，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首先向当局提出“呈请政府协助内迁”［3］的请求，紧接着国货联合会代表300余家工厂上书国民政府，请求政府组织企业内迁。但民营工商企业并不像兵工企业的内迁一样，他们自身的特点和战时的需求程度决定了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政府的冷落和忽视。由于政府自身忙于对国防工业的迁移部署上，对于民营工商企业内迁的组织与安排势必无法精心研究、有效组织。很多时候主要靠企业的自发行动和相互协助。7月24日，资源委员会开展讨论，决定组织企业内迁并组织委员会下属的8个部门分别研究内迁事宜。7月28日，机器化学组讨论全面抗战的军需供给问题时，林继庸提出将上海工厂迁往内地，“以应兵工需要”。［4］虽然林继庸提出了内迁倡议，但会上仍然存在不同讨论和意见。7月28日下午，林继庸、张季熙、庄前鼎等政府官员代表资源委员会同工商界人士沟通内迁事宜。在同胡厥文、项康原、薛福基、吴蕴初、支秉洲、颜耀秋等企业家的洽谈以后，内迁倡议均得到各方人士的赞同支持。经过多次的会议讨论研究，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长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洲、中华铁工厂王佐才在7月30日再次表态愿随政府一同内迁共赴国难。“数日后，康元制罐厂项康原、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李允成、大中华橡胶厂薛福基及天利、天原、天厨、天盛的吴蕴初先生均表示要一起内迁”［5］。8月9日资源委员会建议行政院，“以上海市区为我国各工厂集中之处，将重要生产设备迁移至后方指定地点复工生产，需补助迁移款50万－60万元法币”［6］次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的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要求:“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由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财政部派会计长庞松舟、实业部派工业司司长欧阳岑、军政部派整备科上校科长王衸为委员，林继庸为主任委员、驻沪主持一切迁移事宜”［7］。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民营工商企业的内迁工作在炮声与轰炸声中匆忙展开。工厂迁移的风气日益形成，最初不肯搬迁的工厂在战争中都加入拆迁行列。短时间内形成了工厂迁移的舆论和行动浪潮。

三、不同空间格局下企业命运的差异选择

(一)上海民营工商企业的内迁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工商业中心，全国民营工商企业的内迁工作主要以上海的工商企业内迁为要。由于相对松散的政权现状，忙于备战的国民政府处于混乱中也根本顾不上对其他地区的工商企业的内迁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在行政院批准资源委员会的内迁提案以后，按照会议要求8月11日，即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召集各方代表讨论迁移办法。8月12日，一批企业界的爱国人士纷纷在紧要关头承担起迁移监督委员会的职能职责。颜耀秋、支秉洲、胡厥文、严裕棠、吕时新、项康原、余名钰、王佐才、赵孝林、钱详标、叶友才等人担任迁移监督委员会委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将自己工厂拆迁，以此激发其他各企业的效仿。8月13日战事打响，15日敌军战机配合轰炸，部分处于闸北、虹口和杨树浦一带的企业已经陷入战火，成为废墟，无法迁移。淞沪会战打响后，铁路全部用于军事、公路没有车辆，不久江阴长江要塞被封锁，拆迁工人难以寻找，各企业的拆运面临巨大的困难。此时，卡车、火轮、划子、挑工成为了主要的拆迁运输工具，而且在紧要关头卡车与火轮都无法保障。加之，各防区驻防军队清查汉奸，在辖区道路实行通行证和护照制度，更给运输带来不少麻烦，行政院批准的拆迁补助迟迟未到，一个月之后补助经费到账1/3，接着各家银行又暂停兑现，一直以来拆迁经费的紧张状况，无法支持企业内迁的顺利推进。然而，民营企业通过自觉的行动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8月22日顺昌机器厂作为第一家内迁企业出发，25日上海机器厂民船出发，27日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顺利启航，30日大鑫钢铁厂、新中工程公司、利用机器厂、精一机器厂、启文机器厂等工厂陆续出发。“为了避免敌人打击轰炸，在择道苏州河的运输过程中，用树枝、茅草进行伪装，每艘船距离半里相互照应，用人力划出，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到江边芦苇丛中暂避，到达苏州河再雇佣小火轮拖木船至镇江，到镇江原以为可换装江轮，但不料江轮均用作军用物资和机关搬迁。没有等到江轮的内迁企业就仍采用木船逆流而上至武汉。先行内迁企业的运输办法取得成功，以后内迁企业纷纷效仿”［8］。但在9月8日苏州河内航道被封锁，诸多迁厂船只扣留河内延迟两日。由于盘查过严十分不便，经多方交涉沟通最后仅得到一张通行护照。9月中旬银行各界联合组织上海运输委员会，从兵站取得民船200艘、轮船30艘，但分配办法按照军用、国防、银行物资、政府物资、民用物资的序列依次迁运，对于民营工商企业的内迁而言，毫无帮助可言。9月初，回国后的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同钱昌照两位先生重新拟定内迁计划，“一是扩大各厂矿内迁，二是加快内迁工厂复工。政府又于9月中旬成立贸易、工矿、农业三方面的调整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翁文灏兼任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9］。9月27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与各机关开会讨论工厂迁移事宜，决定增加迁移费用，并再次调整工厂迁移原则。这次会议调整了监督委员会主持拆迁工作时所定的办法和政策，在以后的拆迁工作中民营工商企业面临着更少的政府支持和更艰难的现实。除了资源委员会组织的企业内迁外，还有数百家的民营企业自发内迁，他们没有要政府一分钱。许多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他们在接到迁移委员会的通知和号召以后，决心很足，都准备西迁，粉碎敌人破坏民营企业的阴谋。许多厂商将设备、机件交由大厂家保管或马上组织迁移运输，偕家属、学徒工人一起踏上西迁路途。这些民营工商企业的行动之迅速果断令人敬佩。这些民营企业在迁移过程中，面临重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一个无法信任、不负责任、陷入混乱的政府面前，民营工商企业家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将运输物资、设备化整为零，历尽艰辛磨难，有的分批转移，有的难以处置就自行毁坏、还有的机器设备在转移过程中损失、丢失、扣留等等，许多企业都是经过几年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艰难的内迁过程对民营工商企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冲击。

(二)上海以外省份的迁厂、毁厂运动抗战全面爆发以来，除上海以外，其他沿海各省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命运和内迁情况均不尽如人意。上海内迁虽然过程繁琐迟滞，但尚有政府的组织参与。对上海以外地区的民营工商企业而言政府根本无暇关注支持。许多工厂面临困境自我突破、自力更生。得到地方政府重视的企业尚可组织一定程度的材料、物资转移，但大部分的企业均被毁于一旦。就沿海省份而言，江苏紧邻上海措手不及。一直到11月上海沦陷前夕，才有资源委员会的魏源到镇江召集苏、锡、常等地企业负责人开会组织内迁。但此时已晚，在9月以来，京沪铁路沿线的工业城市早已遭到了日机轰炸，许多民营工商企业已经被炸毁。11月12日上海失守，兵败如山倒，日军长驱直入，先后攻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此地的民营工商企业遭受重创，在紧急关头，数百家民营工厂中只迁出9家:南京的大同五金号、永利铔厂、京华印书馆、美华祥印刷所，无锡的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庆丰纺织厂、常州的大成纺织厂和海州的久大盐厂。浙江的民营企业的内迁，十分具有特点，地方政府趁火打劫，收购民营企业。将之变为自身牟利的工具。浙江省拥有较大工厂781家，南京政府的工矿调整委员会派人前往协商内迁，但均为浙江省政府所谢绝，南京政府无可奈何。1937年11月初，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陷落后，浙江省政府着手迁移5家较大民营机器厂。“到1938年春，浙江省拆迁沿海一带民营工厂，迁移至浙东永嘉、瑞安等地17家铁厂、7家棉纺厂、33家印刷厂和20家锯木厂。”［10］在温州沿海一带的小发电厂迁移后则被浙江省政府收购，改为浙东电力厂。山东省的民营工商企业的迁移状况较为惨烈，全省共计228家民营企业，最后只迁出4家半。山东的民营企业内迁均为自行自发内迁，“仅仅青岛的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济南的陆大铁工厂和成通纺纱厂，以及枣庄的中兴煤矿的720吨机件”［11］。对于青岛的占领，日本内部产生分歧，陆军主张军事占领，而海军则希望缓进。商界人士因为有大量资产存在于青岛则希望不使用军事方式占领。青岛市长沈鸿烈一方面同日军秘密谈判，拖延时间。一方面秘密策划组织对日本纱厂的爆破。沈市长在日侨撤离之后加快了日系工厂的爆破布置行动，他从军队和纱厂技术人员中抽调2000余人，组成3个爆破大队。爆破组用浸过汽油的棉花、布条将机器、厂房链接，设备底部放置干柴和棉花，并挖沟连通9家日本纱厂并放置燃料和引火物品。在敌军占领潍县，青岛告急之时。沈市长紧急疏散学生市民等30万人后在12月18日按照预定计划实行爆破。经过15日的焚烧日本在华的棉纺工业大本营化为灰烬。青岛的工业爆破毁坏的多，迁出的少。其毁厂运动是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对日本侵略者的以牙还牙。广东省的民营工商业内迁，更是延误了时机。工矿调整处致电广东省府，要求其组织工厂内迁广西。1938年4月6日得到其回电称“汕头、顺德、新造等地均遭日军轰炸，工厂损失重大，已无法继续生产，如果拆迁，则运输困难，费用甚巨，请筹划善后办法前来”。工矿调整委员会翁文灏对粤省企业充满希望，于4月7日复电提出4点迁移建议:“(1)可迁者速迁;(2)肥料硫酸等厂与永利化学范旭东商洽合作办法;(3)重要工业地区应与军事机关联系，增加防空设备;(4)派林继庸赴粤面商工厂迁移具体办法，地方有可协助之处自应设法助成。”［12］

林继庸满怀希望地参与广州的工商企业的迁移大纲的制定，经过各方商洽，以经济部代表的名义草拟18条迁厂大纲，送交粤省军民当局参考采纳。由于迁厂大纲内容过于注重产权归属和权利分配，导致广东省府的拒绝。粤省府代表谓奉省府命令，粤省厂矿暂不迁移。是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广东省内企业或被炸毁，或被抢占。丝织厂成为日军军械厂，造纸厂和硫酸厂被拆运日本。总体而言，民营工商企业的内迁在不同空间格局下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和结局。不同空间下的企业其所出的抉择得到了差异化的发展命运。不管是西迁大后方，还是被迫毁厂，都是为抗战大计贡献力量。尤其是上海以外各地民营工商企业，或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或获取信息不及时，或对国民政府内迁调整部门不够信任，以致于影响了内迁的进程。但在战争形势明确后，组织能力强的地区则为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青岛地区的爆破毁厂运动最为壮烈，也为世人所称道。其他地区虽然毁厂运动相对较少，但各类民营企业在战时作出牺牲，将私人企业贡献给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统筹管理，为在特殊时期进行战时经济统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同样是对国家抗战的贡献和支持。无论是迁厂、毁厂，还是配合进行经济统制，民营工商企业在抗战的艰难时期为抗战所作出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民营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为抗战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也将永载史册。

作者：刘斌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