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论文范文

一、东亚经济发展政策的范式转型

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东亚各国始终面临着追赶西方世界现代化的脚步，现代化进程中的东亚模式同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东亚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虽然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但是从全球化发展到当前的状态看，东亚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力量，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始终存在着呼应的关系，从早期的抄袭西方的议会制度，到威权政体确立，再到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东亚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大致上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都走过了这样一个历程，或者说实现了公共政策的两次大的范式转型，从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转向自由市场的政策模式，再到对于政府政策权力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并不是重新回到了原点，而是一种超越或者说是一种升华。

(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东亚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是有着深刻的经济与社会根源，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面临发展路径和西方世界的压力导致东亚不可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进行。东亚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往往同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政策的目标取向等有着很大的关系。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确实起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效果，用政治权力强制推行市场经济的方式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1．政府制定明确的经济发展政策目标二战以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现代化具有后发性的特点，这种后发性主要是基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实际状况的审慎思考，因此，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表现出很强烈的自主性和政府责任意识。普遍看来，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情况并不占很大的优势，自发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形成，这就给政府主导进行经济政策规划提供了先决的条件。通过本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积极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制定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目标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带来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的机会。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目标明确，并且依靠强大的政府作为后盾来支撑政策目标的实现。东亚国家和地区虽然在政治上建立起威权主义政府，但是在威权政府统治下，发展的却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根据国内自发形成的市场主体不健全，很多产业需要政府介入。这样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把发展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作为长期以来政策的主要方向，致力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其中以日本、韩国和泰国的经济发展计划最为典型，也最能够体现政府发展经济政策目标明确性的特点。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计划，把经济发展计划制定得非常详细和周密，1955年12月制定的经济立国五年计划(1956－1960)，计划经济增长5．0%，实际增长9．1%，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预期的速度。而且日本经济发展计划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韩国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比日本更多，韩国政府建立详细的经济发展计划，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泰国政府“从1961年起，第一个经济建设六年计划(1961－1966)目标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总投资额为212．6泰铢，其中国家投资138．8泰铢，占65．28%，外国援助贷款69．2亿泰铢，占32．35%，重点发展基础设施、农业多种经营、替代进口生活消费品的工业生产。”［4］通过制定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特别是对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与控制，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政府参与经济资源配置的政策取向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较差，市场主体在发展经济中的动力和能力不足，这样政府通过直接参与的手段介入经济生活，直接参与到经济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由于本国的民营资本比较弱小，基础产业投资规模又很大，投资的资金回收周期长、风险大。这样东亚国家和地区往往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投资，“泰国政府积极推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印尼独立之初，政府的作用也主要表现在建立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进行直接控制与管理。”［5］采用国有企业等形式实现对工业化的直接投资，增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政府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投资建设等等，由于这些产业和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先导性的作用，但是私人资本不具备投资的条件，所以政府发挥替代作用，弥补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在韩国、日本等国家，政府还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日本和韩国政府大力扶植财阀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以私人垄断资本集团为核心的产业组织结构。……生产和资本集中度高的重化工业部门的企业形式，主要为财阀等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和公营企业。”［6］33－34政府通过举办国有企业或者采取扶植财阀等形式，兴办了很多重工业，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政府还利用金融、贷款税收等政策工具，参与经济资源的配置。东亚国家和地区居民有着良好的存款习惯，国家利用居民的存款和外国的贷款来扶持重点行业和部门的发展，韩国“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并利用其金融政策，如利率管制、信贷额度限制、信贷取向以及货币政策等各种手段，实现社会的金融剩余由家庭向企业的转移，使金融为其追赶型的工业化目标服务。”［7］99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政府支持的财阀等私营企业以及金融等政策工具，贯彻政府的政策意图，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基础产业和关键领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3．产业政策致力于发挥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致力于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来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突破口。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主要有均衡发展战略和不均衡发展战略。东亚国家和地区针对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状况，采取了不均衡经济发展政策的策略，优先发展主导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在确定和选择主导产业的过程中，“先后确立三组带头的战略性主导产业。第一组带头产业是电力工业。特别是火电，带动了石油、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等第三组带头产业的发展。这些原材料工业又为加工组装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汽车、家用电器等机械工业的第三组带动产业。”［6］32在韩国，为了实现出口导向政策的需要，扩大出口，增强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2%，创造了该时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纪录。”［8］在台湾虽然其发展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但是也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的财阀，例如力霸/东森集团，从早期的特许水泥行业开始做起，之后跨足百货、房地产、金融、媒体等产业。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选择产业的重点虽然有着很大差别，但通常做法，政府确定主导的产业，利用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工业企业之间的“联系效应”，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这样形成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

(二)发挥市场机制的经济配置政策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建立，政府选择替代性的发展战略，起到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渐完善的作用，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产权和基本的法律制度结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政府的干预性政策选择对于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传播，市场经济主体的健全和成熟，政府的政策逐渐向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转变，突出表现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确立以及倡导政府减少干预的努力。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东亚国家和地区受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观念的影响都比较大，特别强调经济生活的自由、倡导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被市场机制的经济配置功能所替代。1．自由主义理念主导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的要求提升，政府强制性的干预市场经济往往带来众多的副产品，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为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在经济发展政策倡导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席卷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模式进行重新地思考，危机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有资料显示，“金融危机打断了东南亚新兴国家15年来8%－10%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局面，1998年一些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经济倒退5－10年，多年享受到高增长成果的广大群众重新陷入贫困之中，印尼1998年将有9580万人(占印尼总人口48%)处在贫困线下。”［9］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应对这场始料未及的金融危机，纷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同各国合作的过程中，积极倡导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取向，为各国开出的医治金融危机的药方往往附加上希望减少政府干预，强调政府间接的管理职能，倡导金融自由化等措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造虽然没有起到很好的医治金融危机的效果，但是其倡导的自由主义的政策价值取向往往对援助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韩国政府在与OECD进行合作的过程中，针对在韩国高度管制和政府干预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金融和物质生产部门的运行效率低下，企业的竞争力明显下降等情况，在OECD的帮助下，给韩国带来了先进的专业技术，提供同其他国家交流的机会，制定了比较有特色的竞争政策，倡导国家的宏观调控，加入OECD后，韩国与其他OECD成员一样，专注于构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而政府负责完善制度体系的经济模式。在高速、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基础上，韩国较快地完成了市场经济范式的定位，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管治架构。政府的规模由大化小，职能由干预型向服务型转变，减少直接行政干预，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进行间接调控。”［10］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面临重大危机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原有的政府干预政策进行怀疑和否定，从西方发展的路径中寻求解决办法，这样自由主义的政策范式在一定时期确实改变了原有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范式。2．政策权威的合法性转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东亚奇迹”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神话，这种模式与西方那种自下而上自发建立起的市场经济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有人总结的是“强人政府+市场经济”或者威权主义政府和亲市场的战略。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创造经济发展成就的过程中，在政府积极干预的政策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引导社会组织发育壮大，特别是加强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培养，发挥市场机制在政府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强调经济发展政策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模式下，也注重对于其他政策主体的培育与发展。政府干预主义的政策取向存在的问题暴露的愈加明显，政府在面对复杂的经济和国际国内环境显示出政策能力不足，不足以应对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市场经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风险等等。政府干预性政策失效，使得社会民众对于政府的政策能力和政府自身的合法性进行重新审视，民众的民主参与性增强也对政策权威的转移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企业等社会组织自身实力的增强，他们也有信心和能力参与到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和其他政策领域，政府面对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不得不采用新的手段来面对这种政策的合法性危机，这样政策权威的合法性发生了转化，政府不再是能够左右经济政策的唯一力量，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等等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促成了政策权威的合法性转移。3．经济发展政策的时效性减弱在自由主义政策理念的指引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往往对于经济发展政策从最初的积极参与到逐渐淡出，这种转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自我决策、进行经济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长期以来的政策干预性的政策导向，使得社会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环境的能力不足，企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贸易信息等所具备的条件不足。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政府又急于从纷繁复杂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抽身，这样就势必产生经济发展政策中的时效性问题。时效性降低一方面是与政府对于经济部门监管的淡出，放宽市场准入，倡导市场主体的自由发展有关，另外也和政府的政策能力弱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不能够有效的调整自身的功能，不能够认清自身的能力，导致政府忽视了对于某些部门的监管，出现“政策真空”的状态有关。这点在政府的金融政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一些东亚国家，政府为了实现短期的经济发展目标，盲目地大量引进外资，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开放了资本市场，大量吸引外资进入，促成了大量短期资本的逐利行为，带来了始料未及的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政策对于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敏感性差，不适应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难免出现政策时效性降低的情况。

(三)政策与市场两者之间优势互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存在两者之间绝对的平衡。政府政策和市场的替代关系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东亚经济发展政策中，政策与市场的关系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面临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和本地区实际的政策模式，对于应对金融危机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逐步形成了政策与市场互补的经济发展政策格局，实现政策范式的转移。1．政府的政策引导遵循市场规律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在现代社会不存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也不存在绝对的计划经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都是两者的混合物，所不同的只是两者程度和结构方面的差异。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是由政府强制性进行的，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求政府的政策干预让位于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决策。但是政府也不能够完全采取西方早期那样的“守夜人”式的政府。而是在政府政策的干预的过程中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政府的政策不能够违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策条件不仅要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要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政府要通过政策导向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注重科学技术在经济产业中的应用，还要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政府政策的预见性与前瞻性。按照产业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策略，实现政府的政策真正与市场经济结合，发挥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两者之间的合力。针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早期的不均衡发展战略，在经济规模和发展程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的政策要考虑经济和地区的均衡发展，“泰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主要是按照政策引导遵循市场规律的思路进行的，经过1997年严重的金融危机，泰国采取了新的经济发展政策，整顿金融机构的呆坏账，减少人民负担，恢复个人信用，巩固农业基础，实现农民复兴，建立农村和城市周转基金，提高农业部门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保持谨慎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将政府借款限定在主要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增加收入的项目上。”［11］一些经历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反思政府的政策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在两者之间寻求恰当的均衡，而政府的政策则更多依赖市场机制发挥作用。2．市场经济的法规制度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从初始条件并不占优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始终伴随着政府的政策干预与扶持。在市场主体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需要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的、强制性的干预性政策，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政策也需要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更好地发展经济。通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需求，激励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政策诱导，达到实现政策目标的目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情况下，越来越扮演着制度的供给者而非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通过制定适应本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法规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针对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管理体制上的漏洞，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弥补市场经济的制度供给匮乏。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致力于改善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政府由此转向旨在减少干预、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场秩序、创造稳定的市场环境上。政府这种由主导经济向重点规划经济的角色转变。”［8］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形态，经济交往活动需要进行合理的预期，这样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和市场主体才能够积极性进行扩大再生产，进行投资和技术改造等活动，东亚地区各国政府通过规范经济活动的基本秩序，逐步完善了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经济调控的手段日益多元化和间接化，政府的政策调节越来越具有规范性的特点。3．经济发展政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在政府的政策活动中，特别是经济发展政策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则是有着深远影响的公共政策。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影响着国家和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市场经济主体也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时机，经济主体的政策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促成了在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中的多元参与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东亚国家或地区对于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有所削弱。经济增长的一个较为显著的结果是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发展政策的多元参与机制逐步形成，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或者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往往以降低政府的干预性政策为主，而其主要政策工具和方式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长期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发明显，而中产阶级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对于自身权利的诉求凸显，这样在国家的政策层面政府的政策权力发生了转移。经济发展政策也要获得社会组织的认可、普通社会公众的支持，这样在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中，各种利益群体必然要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日益强大的市场经济和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迫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进行权力的让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权利，“人们已经认识到，仅靠国家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随经济增长而多元化和增大的各种需求，而是要更多地通过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来加以满足，这就需要把更多的权利和责任下放给他们，并使他们发展和成熟起来。”［7］283－284随着政府政策过程中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化，正在对原有的政府组织结构和政策输出方式产生着影响，一些社会组织往往通过向政府施压等形式，倡导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要以人为本，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更要重视政策中的公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

二、东亚经济发展政策范式转型的成效评估

东亚经济发展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与转型，大致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很大的关系，当新问题的出现依靠原有的政策范式无法得到很好解决，这就需要对于政策范式进行转型，以适应政策问题的挑战。促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转型的动力主要有政策系络的变化、政策参与的多元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异变性事件的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由于国力比较小，国内市场狭小，因此国际环境对其出口政策影响很大，特别是主导产业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加明显，这样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而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组织的经济关系日益复杂，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市场主体的影响缺少敏感性，这样政策系络的变化导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弥补国际和国内因素的不确定性。从东亚经济发展政策转型变迁的过程看，一般来说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政策对于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政府由于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没有完全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显得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僵化和“锁定效应”，因此，出现了对于金融体系政策的真空，政府干预的成效则大打折扣。然而政府在强烈的危机事件中，比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萧条中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针对自身金融政策领域的真空，也在积极探索维护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经济发展政策范式转型的积极成效1．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政策弥补了经济发展初始条件的弱势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起到了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弱点，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面临的问题不是市场失灵的现实，而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或者残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问题。所以，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东亚的经济发展政策也不同于西方那种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范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的投资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导向和市场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一方面对于政府的投资项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私营资本的投资取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政策一方面促成了政府对于基础性行业和产业的投资，比如交通、能源、通信等等具有投资大、资本收益时间长等，弥补了私人资本物力投资的行业和领域;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经济发展政策对于私人投资进行鼓励，通过金融、信贷、税收等政策工具来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私人投资进行政策性倾斜。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制度的需求应该是最迫切的，因此具有特色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致力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力，对于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在制度层面上，不断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制度，政府成为制度的有效供给者。把诱致性制度变迁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有些学者把这一个过程看成是政府替代的过程，“从战后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看，政府替代的手段、途径和程度尽管各有不同，但总的来看，都是政府通过对资源配置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推动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垄断竞争市场的形成、发育和发展，因而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以行政力量强制扭曲某些市场价格的办法，培育主导产业及其主要企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目标明确，工具得当，并且执行有效，所以起到了政策应有的效果。2．经济追赶政策促进了经济腾飞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政策中往往具有经济发展的“追赶性”的政策导向。利用国际的有利时机，发达国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东亚国家和地区积极吸纳美国等国家的过剩产业，通过对于国内资源的有效整合，“大力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促进有关改善资本、劳动、技术、信息等市场的制度和设施的发展，建立起多层次、多种类、多功能的市场网络体系。”［12］通过国内市场经济要素的有效整合和配置，与此同时制定并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政策，利用外国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外向型的经济，政府大力鼓励出口贸易，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吸引和利用外资，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著名的“东亚奇迹”。经济追赶政策之所以能够起到发展经济的良好效果，主要得益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经验，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效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经济的发展增强强劲的动力，政府的政策能力比较强，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体现得还不明显，这样往往能够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发挥产业的集群效应，政府的经济追赶政策起到了经济发展的作用，强国家的政策能力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使得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时机。3．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以后，尝试进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实践，但是先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纷纷建立起威权主义政体，产生了一些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政治领导人，但是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虽然在政治上建立起来强权统治，对于个人自由以及政治参与进行严格的限制和控制。但在这一时期的领导人往往致力于国内经济的发展，积极发展市场经济，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往往被认为是儒家思想影响颇多的地区，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的整体性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对于社会的稳定实际上起到了正面的效应，同时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一直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整体的教育和科学文化水平，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和技能，以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工业化对于技术工人等的需求。在进行威权主义统治的过程中，统治者有目的地宣传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利用意识形态等工具为服从现存的威权主义政治秩序和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制性措施的补充性条件。宣传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为早期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的相对剥夺感降低，社会成员为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性的目标而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市场经济的培育、发展与完善的过程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政治上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都享受到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样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稳定的现实状况。

(二)经济发展政策范式转型消极影响1．经济发展目标定位于“追赶”而非“赶超”在肯定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促进快速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政府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政策中政策的能力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主导的政策模式对于经济发展确实功不可没，但是在市场经济建立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导向却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经济发展政策频频出现问题，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往往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政府干预的负效应更加明显，政府对市场经济部门的干预在这一时期往往造成了市场价格的扭曲，市场主体的发育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的替代效应呈现下降的趋势，而面对着经济发展政策中的对于政府的能力需求更为增加，政府面临社会多元化的利益需求和市场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倾向，导致政府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政府的政策往往出现保守主义的倾向，经济发展定位于追赶，而非赶超战略，这样难免在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就会出现政府的政策前瞻性不足，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促成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不足，因此导致了政府的很多经济政策出现问题，最为严重的是金融政策领域中的问题，西方自由化思想的侵袭，导致东亚各国和地区过早地开放了国内的金融市场，长期的经济繁荣的背后被掩盖的问题随之出现，东亚金融危机促成了政府全面危机的爆发。2．政策范式转型滞后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纵观东亚国家和地区政策范式转型的过程，存在着政策变迁的主动性不足，政府的社会学习能力相对于所需知识的复杂程度来说显得力不从心，不足以应对经济生活的复杂情况。随着威权主义政治上的合法性程度的降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社会大众政治参与性的提高，使得威权主义政治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各国和地区纷纷进行民主化的改革。虽然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内在逻辑使然，但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明显地带来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政治上民主化改革带来了社会生活的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降低。但是政府干预的手段和方式依然陈旧，政府政策能力相对弱化的后果可能带来了政府的政策学习积极性和有效性降低，这样政府在面临新的政策问题的前提下，出现了所面临的问题不知从何入手解决的困境，迫切需要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以增强政府适应能力。然而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的多元化利益需求与政府的政策能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政府自身的保守性和惰性日趋明显，这样导致了政策范式的转型落后于经济发展。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自然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必然要选择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不论从经济发展的资源还是从产品的出口来说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都比较高，相对来说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敏感性高，特别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比较紧密，其经济发展往往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体系，这样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化直接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对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很大的制约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日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也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效应，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不突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的影响，政府的政策自主性和能动性越来越受到制约。东亚国家和地区地理面积狭小，国内统一的市场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能力有限，而地区之间的合作和联合的态势不明显，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进行政策范式的转型往往收效甚微。因此，面临着强大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东亚国家和地区不论从经济结构，经济总量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转型同经济环境的变化相比显得比较乏力。3．政策创新能力的持续性和创新性不足政府的公共政策对于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敏感，需要针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问题，及时地制定并实施，才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政策作用与经济发展并非一次简单的过程，需要有持续性，这样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作为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需要面对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环境变化来提出应对性的经济发展政策，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少不确定性，给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提供基本的制度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合理预期。这样经济发展政策就对政府各个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往往政府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显得政策创新性不足，这样不仅不利于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社会生活的稳定。在东亚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状况的变化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代议民主制形成的委托———关系往往造成政府行为的短视效应，政府的政策缺少战略性的思维方式和预见力。政府的政策创新力不足，政策的时效性又很差，这样在国际经济环境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则体现得更为突出，政府忙于应付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缺少政策的持续性与创造性，与此同时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创新能力的培养与获得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政府部门的学习能力的提升。

三、结语

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如今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颗新星，虽然对于东亚模式的讨论仍在继续，西方学者更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来审视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经济发展面临的境遇和环境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通过政策层面的努力获得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这一过程是一个艰难的摸索和蜕变。与此同时，根据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特点，东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两者之间关系的争论依然在继续，但东亚国家和地区要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范式。在这一摸索中，虽然西方国家可以提供一些经验，但要发展一种积极有效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未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中，政府要加强区内的合作，形成地区内部的协同方能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在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更要注重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克服经济发展政策中的“真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东亚地区的政府的政策范式转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取得更好的转型效果。

作者：李明杜雁军张喧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