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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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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话语表达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化特征: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隔离化,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程式化以及话语体系的祛价值化。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割断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消解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阻滞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活力。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修正,应从如下方面着手:汲取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的精髓,积极关注日新月异的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以批判的目光学习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反思;修正

通常意义上的话语体系是指,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话语体系不仅是语言符号体系、言语内容体系、理论知识体系,更是思想理论的表达体系[1]。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是在公共管理实践提炼出来的有关公共管理的概念、观点、思想、方法等学术话语的总称,是对公共管理实践各个环节、各个构成部分特征的描述和概括,是公共管理学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应该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理论交流的功能,即话语体系是本学科的研究者相互对话以及本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的工具和载体;二是理论与实践沟通的功能,即话语体系承载着理论与实践之间信息沟通的使命,实践通过话语体系获得理论指导,理论通过话语体系及时了解实践的进程,进而不断丰富、修正、完善相关的理论研究。但是,反观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却未能很好地发挥上述功能,尤其是理论与实践的沟通功能较为欠缺,即公共管理学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学科话语体系,未能实现与公共管理实践的对接与互动,话语的表达变成了“自说自话”,话语体系从公共管理实践中不断汲取发展营养以及对公共管理实践进行的指导功能未能得以充分体现。

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

(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形成

应该说,有了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就有了对其进行观察、分析和描述的话语,但在公共管理学科建立之前,这些话语属于一种非学科化的话语。非学科化的公共管理话语是建立在话语主体个人的观察、思考与实践的基础上,反映的是主体对公共管理活动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主体都是从自身的立场、视角去看待和阐释公共管理现象和问题,其对公共管理话题的论述没有程式化的固定模式,在话语中所表达的行政理想、价值取向等具有鲜明的人格化、个性化特征,由此产生了多种有关公共管理的独特话语风格,老庄、孔孟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论述政府公共管理问题时,其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即具有这些特征。例如,孔子在论述其为政主张时,采用了大量对立、匀称的概念和范畴:“天”与“人”、“性”与“命”、“智”与“愚”、“损”与“益”、“善”与“恶”、“博”与“约”、“教”与“学”、“上”与“下”、“言”与“行”、“远”与“近”、“学”与“思”、“多”与“寡”、“生”与“死”、“义”与“利”、“讷”与“敏”等等[2],凸显了孔子博大精深的行政思想和高超的话语表达艺术。又如,孟子在阐述其治国理念时,往往以“准确生动的用词、鲜明突出的对比、气势恢宏的排比、排列整齐的对偶、形象生动的比喻、蝉联而下的顶真、丰富灵活的问句、层层深入的递进等,增强其语言准确、缜密和生动的特色”。[3]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成语如“明察秋毫”、“绰绰有余”、“不言而喻”、“言近旨远”、“一曝十寒”、“金声玉振”、“出类拔萃”、“左右逢源”等均是孟子治国理政思想的话语体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学(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演进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一些学者翻译和引进了国外的一些行政学著作,如美国学者的《行海要术》、《行政纲目》,日本学者蠟山政道所著的《行政学总论》、美浓部达吉所著的《行政法撮要》等[4],这些译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诞生。建国初期,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然而在1952年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直到1979年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而使得包括行政学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学科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5]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始恢复发展至今,在对西方公共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全方位引进中,中国公共管理学也借鉴了西方公共管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话语表达模式,进而使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化特征。

(二)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特征

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是指,在公共管理学话语表达中讲求严密的逻辑性、体系性,其所采纳的基本模式是从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出发讨论公共管理问题,努力在公共管理学的各个范畴和概念之间建构起内在的逻辑关联,也就是从预设的理论框架出发,用它来对公共管理实践进行阐释和分析。例如,从下面的论文题目上就能发现上述特征:“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的中国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推进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等等。这种话语体系的学科化,是西方工具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物,它使中国公共管理学形成了一种单一化的话语模式,陷入了自我建构的学科话语藩篱之中。具体而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1.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隔离化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学科化的进程中,各种非学科化的、不能被纳入学科逻辑结构中的公共管理思想、观点逐渐被隔离在学科话语体系之外,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分离,进而使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指导价值乃至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多方的质疑。

相关学者,如陈振明等认为,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当前存在的以下一些问题:第一,缺乏关注现实问题的学术旨趣;第二,倾向于对西方理论进行研究而忽略社会发展实践的实际需求导致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或是理论指导实践产生偏差等等。[6]而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具有明显实践特性的学科,其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其学科特点,应在基于公共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相应的话语体系。2.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程式化公共管理学话语与公共管理实践紧密相关,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决定了公共管理学话语的种类多且数量大。然而,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存在着试图从某种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出发来分析公共管理活动并以此来引导公共管理实践的倾向,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被抹杀。公共管理中出现的盲目决策、官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等实践偏差,大多是由于“拿来”主义导致的外来理论“水土不服”以及学科本土化不足所致。一方面,总是秉着“拿来”主义,没有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进行对比就盲目指导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没有进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特有的学科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同时,这类话语所呈现的是对公共管理实践程式化的理解,而非对公共管理实践本来样貌的把握,这也是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逐渐丧失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原因。3.话语体系的祛价值化在学科化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从思维到方法乃至文字的表述,追求的是理性主义,在貌似理性、客观的话语表达中,丢失了话语体系的价值判断和实践关照。此外,在工具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完整的公共管理活动被主观认定为是由孤立存在的单独要素组成的,尤其是在缺乏价值导向的话语中,像效率、模式、流程、绩效评价等具有工具化色彩的词汇不加辨别地充盈其中,对精确性和可计量性的追求使公共管理的意义和精神世界被压缩,有机统一性被瓦解。

(三)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弊端

1.割断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任何学科的话语体系都有其赖以生长的文化根基,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之中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由于深受西方以逻辑实证为导向的话语体系的影响,出现了与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断裂现象。在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文化缺乏系统的梳理,引进的西方理论也未能与本土传统文化实现有机融合,以致有关公共管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逐渐被西方模式的话语体系所取代,把作为整体的公共管理实践划分成若干个部分,进而形成了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体制、公共管理机制、公共管理方法、公共管理评价等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单元,框定了人们研究和探讨公共管理问题时的话语构造和表达方式,使传统公共管理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修齐治平等优良传统未能得以很好地接续,公共管理学话语的可持续发展丧失了文化根基。2.消解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公共管理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活动,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具有丰富情感的有机生命体。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作为对公共管理主体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的言语体系,应该在字里行间渗透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然而,学科化的公共管理学话语秉持的分析式话语方式,在技术理性的框架下,无形中祛除了公共管理话语中的人文要素,变为纯技术、操作性的话语。这种罔顾公共管理活动中主体情感去把握公共管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消解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3.阻滞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活力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产生,是引进西方理论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开始恢复与发展后,又大量引进了西方的理论成果。在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理论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几乎全面接纳了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话语模式。由于未能对舶来的公共管理学话语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盲目追随”的后果是造成了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轻视实践以及对中国公共管理经验的总结提炼不足,进而丢失了与时代共振的创新活力。

二、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修正路径

(一)汲取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的精髓

中国的公共管理活动历史悠久,其间产生了丰富的公共管理思想,要修正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倾向,需要从传统的公共管理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中,讲求“天人合一、明德慎罚、德刑相济、仁政礼治、礼法兼用”等公共管理思想,采用的是“感性的整体体悟”的话语表达方式,与西方的“经过严格的理性检验和细致阐述”话语表达方式截然不同,但恰恰是这种“感性的整体体悟”的话语在延续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的话语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营养基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修正,不能离开它的滋养。

(二)积极关注日新月异的中国公共管理实践

话语是实践的表达,实践是话语的源泉。修正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倾向,还需要积极挖掘和总结本土的公共管理实践经验。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又处于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时期,公共管理实践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这为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优越的时代背景。我们要从公共管理实践和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将其纳入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之中。同时,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更新自身的话语方式,丢弃过时陈旧的话语,创新创造出新的本土化、时代性的话语。

(三)以批判的目光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

修正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倾向,还要以批判的目光和辨证方法去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对西方的公共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借鉴和吸收,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简单地移植或一味地“盲目追随”。判断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是否适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当下状况要考虑它是否与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并能准确地反映时代的精神;是否能够与我们的公共管理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并能够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新的思想、观念和话语。只有充分考虑了这些条件,才能在积极引进的同时有效地消化吸收,才能为我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外来营养。

[参考文献]

[1]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兼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立场和原则[J].学术界,2017,(2).

[2]聂长建.孔子的语言观和语言美[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3]陈明富.《孟子》语言修辞特点刍议[J].现代语文,2015,(9).

[4]黄达强,刘怡昌.行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薛澜,彭宗超,张强.公共管理与中国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管理世界,2002,(2).

[6]陈振明.公共管理学科定位与知识增长[J].行政论坛,2010,(4).

作者:王枫云;任亚萍

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反思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