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等工程教育思考范文

一、组织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调查与研究

茅以升宣读了论文《工程教育之研究》，提出高等工程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应符合“善于思想、善用文字、善于说辞、明于知己、明白环境、科学知识知其所自来及运用之方法、富于经济思想、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等8个条件。而国内高等工程教育之所以还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是因为存在学制不统一、招生标准不一致、课程设置落后、考核不完备、教师研究能力不足、缺乏实习、缺乏服务意识等7个弊端，这7个弊端“为工校之通病”。同时，他提出开展高等工程教育研究需要着重解决4个问题：第一，工程教育之功能及责任，主要是“学校课程应如何规划，始能与实业界之需要相呼应；学生学术应至如何程度，始副实业界之期望；其专门技能应有何标准，始能投身服务；普通智识应如何发展，方能深造有得”等。第二，编造课程之原则及教法之改进，主要是“实业界之工程上及经济上各问题，在课程内应占何种地位；教授方法之改进，应有如何趋向及程序”等。第三，学生及师资之问题，主要是“招收学生应用何种方法鉴别其志趣及资质，其性格不合之学生，应何淘汰；入学程度应如何规定，始能与中学衔接；学生择科选课时，应何指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学校教员应如何养成，从何延聘，任职时应用何种方法与实业接触，以免隔阂”等。第四，工程学校之联合，主要是“各工程学校之间，应有如何结合，以促教育之进步，其政策、方针、计划应如何商定，以谋协调动作；各工程学校与工程界之学术团体，应有若何之关系”等。这些问题，触及到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多个面向，既摆出问题，又分析了原因，是对当时国内高等工程教育的一次深入剖析。

吴承洛在《国内工科学校课程之比较观》一文中，率先向国内工科学校的课程设置提出质疑。他将国内工科学校分为国立、特立、省立、私立、教会立及外国立共6种，对这6种学校课程设置、课时安排进行了比较，再将这6种学校与国外著名工科大学进行比较。通过对比，他指出国内工科大学存在很多问题：授课时间过长，学生缺乏足够的自修及实习时间；缺少社会、政治等学科，学生社会责任感不足；缺少经济、管理学科，学生缺乏足够的经济管理知识；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授业不精，等等。这些问题，抓住了当时国内工科学校课程设置上的不足，指出了由此导致的工程人才培养方面的落后。值得一提的是，吴承洛在文中还对各工科学校的体育课程提出责难，认为体育课程的落后会对未来工程师的培养造成巨大影响。茅以升、吴承洛等人的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林士桢、王崇植、徐佩璜等人纷纷发表了自己对国内工程教育的看法，与会者大多认为“现在中国工程教育问题，所最亟需改良者即是‘课程表’、‘教材’和‘教授法’三事”。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教育研究会”的召开，揭开了国内高等工程教育调查研究的序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工程从业者还是工程教育工作者，都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问题，形成了不少有真知灼见、对当局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例如1933年2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青岛大学教授张含英就发表了《工程教育管见》一文，再次批评国内工程教育存在“课程抄袭欧美”、“实习经验不足”、“‘士贵’思想未除”等弊端，提出“确定工程教育之目标及其使命；附设工厂要商业化；大学应附设专科；大学宜附设研究所；充实大学本部；教授宜兼重实习之经验；工程机关应与工校合作”等建议。同年6月，学会另一名会员、清华大学教授夏坚白也发表文章《我国工程教育今后之途径》，指出“我国之教育制度，乃由欧美抄袭而来，不幸抄袭之时，未尝顾及民族之背景，与不同之环境。既盲目，而后无通盘之计划”，提出“工程要为民生服务”，“欲以工程教育救亡中国，则今后之政策，须着眼于解决中国民生问题之工程教育”。这些问题在当时来说可谓“切中时弊”，对当时工程教育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警示和督促作用。甚至在工程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今天，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推动编写工程学中文著作和教科书

在“工程教育研究会”上，除开展工程教育调查和研究，与会者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编写工程学中文著作和教科书的问题。早在1926年6月，“工程教育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就收到由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教授会寄来的《拟合全国工程教育界提倡本国文工程著述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意见书》认为“今之学校，凡关于专门学术，类皆直用西文教本，其益不过使学生阅读外国典籍之能力增多，而其弊乃不可胜举。”指出使用外文教材的弊端有：第一，中文教材比较便宜，外文教材则比较昂贵，造成学生的经济负担比较重；第二，使用外文教材对学生的外文阅读和理解能力是一种考验，对于外文比较差的学生而言，学习更加吃力；第三，外文教材多使用英美国家所著，但这些国家教材之间经常出现内容重复或遗漏等问题，而且不利于吸收英美以外德法等国家的研究成果；第四，容易养成学生崇洋媚外、重外轻内的不良风气；第五，被外国耻笑中文不能满足工程学著作的需要，等等。由此，提出要“提倡改用本国文专门学术教科书”，并制定了实施计划：（一）全国授工程学术各学校，无论大学，或专门学校，及工程学会，工程师会，与工程专门人才，合力团结组织一工程学术编译社。（二）会中公举总编辑一人，每种学术编辑一人或多人，审查稿件，委员若干人，校勘若干人。（三）编辑之书第一步以能成一部工程全书，以备各工程学校采用作教科书，凡关于工程各项学术，须成一系统，划一衔接而无挂漏。其内容包括以下几门：高等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矿物学、投射几何学、机械绘图学、力学、建筑力学、水力学、建筑材料学、测量学、营造学、机械学、原动力机器学、工作机器学、电工学、道路工程学、土木及隧工学、都市工程学、工厂建设学、铁道工程学、桥梁工程学、贝塘及铁塘（即混凝土及铁筋混凝土）工程学、钢铁建筑工程学、公共给水学、水利工程、水力机器学、河工学、堰闸工程学、海工学、港工学、农用水工学以及逐渐推广编辑参考用书，并编一部中国工程师袖珍书。（四）凡经本社编辑审查出版之书籍，各工程学校皆有采用为教科书之义务。（五）各出版书籍，一经采用，印书馆一有销路，即愿印行。（六）与印书馆商订合同，或完全售版权，或用租版方法，所得之利十之六归著者本人，十之四归本社，以为编辑审查校勘酬劳及他项之用。（七）经始需款，由各有关系学校及团体酌量担任。在“工程教育研究会”召开前，筹备委员会已将《意见书》全文转发各工科大学及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决定组织“工程教育研究委员会”，负责专门办理“本国文工程著述”事项。该委员会由中国工程师学会执行部派员组织，“各专门以上学校有愿加入该委员会者，得先加入工程学会为机关会员，然后才能加入”。同年9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修改会章，在“会员”中增加“机关会员”一项，以便于各工科大学和学术团体加入，“京师各学术团体，各著名学校均开会欢迎，表示与本会携手合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教育研究委员会”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按照《意见书》所列计划施行，但仍然在政局动荡、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大肆鼓吹，并身体力行，朝着既定目标努力。1930年前后，学会特设出版基金，资助会员编写工程学中文著作和教科书。受基金资助，“中国工程学会丛书”得以出版，《机车概要》、《钢筋混凝土学》、《机车锅炉之保养及修理》等中文著作和教科书受到工程从业者和工科学校师生的欢迎。1931年出版的《机车概要》一书，为会员杨毅所编，“译载关于机车之构造、理论及实用上之一切应行注意之点，都百余页，插图数十幅，颇合于学校教科或学者自修参照之用”。以至于书籍出版后不久即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再加印1500本。

三、参与修订大学工科课程标准

中国工程师学会开展工程教育调查与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进国内高等工程教育状况，培养出适合于中国工程事业发展的工程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学会积极参与教育部1930开始的大学课程标准修订工作，希望通过当局力量，推动国内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提高工程人才培养质量。1930年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着手组织大学课程整理工作，成立“大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聘请国内教育专家，分科担任起草。该委员会工科方面的专家，主要由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组成。茅以升、周仁、朱物华、孙昌克、刘福泰、吴承洛六人分别领衔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建筑、化工六科，会同沈怡、钱昌祚、顾毓琇、王崇植、胡庶华、贝寿同、曾昭伦等40多位会员一起，共同起草“大学工科课程标准”。该标准重新厘定了各工科学校“各学院共同必修课目”、“本院必修基本课目”、“本院分组必修课目”、“本系必修课目”、“本系选修课目”、“先习课目”、“学年学期”、“每周上课时数”、“每周实习时数”、“学分”等各项。除此之外，委员会还起草了各项课目之内容大纲及课程指导书，对各系必要之图书、仪器、标本、模型、房舍、场所、用具、物品等设备的种类及数量，也规定了最低配备标准。这项工作在之前工程教育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将工程教育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四、审定编译工程名词

审定编译工程名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重要工作，学会为此专门组织了“名词股”，“以审定各种工程学名词以求划一适用为主旨”。为便于开展工作，名词股分设了土木、化制、电机、机械、采冶五科，规定“各科主任应督同该科股员将若干厘定名词分期印出，发交本科会员听其矫译，或采择曾经访问所习用者，然后由该科主任督同该科股员将结果比较，选出一二名词附以解说，以贡献于股长，为审定之预备”。为了保证工作效率，还规定以3个月为一期，“每期应讨论之字数由各科主任酌定”。学会总部在美国时，由于会员人数不多，交通和通信又不便利，因此虽然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但成效并不显著。仅“电机”一科成果不少，汇集了不少底片，拟编译的《电机词典》已经脱稿，其余各科均进展缓慢。股长苏鑑在年会中报告称：“现在已审译之名词，虽有千余种，然尚非经精细规定”。此后不久，苏鑑等人相继回国，名词股工作陷入停滞。学会移归国内后，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多和交流渠道的畅通，审定编译工程名词的工作进展顺利。

1925年杭州年会上，会员张济翔提出“统一中国工程名词案”，钱昌祚、王崇植、周琦、恽震、张贻志、程瀛章等积极响应。会后，中国工程学会“工程名词审查委员会”成立，由各专业代表共10人组成，程瀛章为委员长。1929年，中国工程学会开始陆续出版由工程名词审查委员会编辑的《英汉对照工程名词草案》。《草案》共分土木、机械、航空、汽车、道路、电机、无线电、化学及染织等9种，其中化学工程名词有900余则，土木工程名词有1800余则，染织工程有1300余则，电机工程有2500余则。《草案》发行后，“各界函索，纷至沓来，其适合社会需要，可见一斑”。很快土木、机械两种名词就已经不敷使用，学会于是聘请茅以升和杨毅主持修订增印。

1931年两会合并后，工程名词审查委员会继续工作。1934年，委员会又组织顾毓琇、刘仙洲等工程专家增补修订机械名词11000余则、电机名词5000余则，“较初版增多四五倍”。1935年，恽震、朱一成、许应期等人汇总交通部《电气名词汇编》（1920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无线电及电机工程名词草案》（1929年）、建设委员会《工程应用名词》（1932年）、物理学会《物理名词》（1932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电工名词》（1934年）进行比对选择，并搜集增补，“编译电工名词六七千以上”。工程名词审定和编译，是开展工程研究和教育的重要基础，是工程学术与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其他近代科技团体一道，共同推进近代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和编译工作，为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五、设立工程教育奖励设立工程教育奖励，通过奖励和资助工科学校优秀学生开展工程研究和实习，来推动工程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其中设立较早、运作时间较长的是“朱母奖学金”。

1933年7月，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朱其清为纪念其先母顾太夫人逝世三周年，特设立奖学基金，金额1000元。本金由中国工程师学会基金监负责保管，存入银行生息，基金利息每年100元作为“纪念奖学金”，“赠予是年度本国青年，对于任何一件工程学术之研究，有特殊成绩，经本会评判当首选者”。为此，中国工程师学会特制定《朱母奖学金应征办法》，规定如下：1．应征者之资格：凡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女青年，无论现在学校肄业，或为业余自修者，对于任何一种工程之研究，如有特殊兴趣而有志应征者，均得声请参与。2．应征之范围：任何一种工程之研究，不论其题目范围如何狭小，均得应征。报告文字，格式不拘，惟须缮写清楚，便于阅读，如有制造模型可供评判者，亦须声明。3．奖金名额及数目：该项奖学金为现金一百元，当选名额规定为每年一名。如某一年无人获选时，得移至下一年度，是年度之名额，即因之遽增一名。不获选者于下年度仍得应征。4．应征时之手续：应征人应征时，应先向本会索取“朱母奖学金”应征人声请书，以备填送本会审查。5．评判：由本会董事会聘定朱母纪念奖学金评判员五人，组织评判委员会，主持评判事宜，其任期由董事会酌定之。同时期《工程周刊》登载的《应征人声请书》，还要求“应征人”必须详细填写研究之时间、动机及目的、心得、方法及仪器、工作地点、研究计划、研究结果应用及价值等各项，可见学会对奖学金的管理非常谨慎而且严格。除“朱母奖学金”外，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设立或管理的工程教育奖学金还有很多。虽然学会的收支状况常年窘迫，但仍设法募集资金以奖励工科学校学生，即使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都在西南地区尽量维持，可见中国工程师学会对高等工程教育之重视。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学会始终保持着对国内高等工程教育事业的高度关注。在学会会员中专门设有“学生会员”以吸引在校学生加入，同时利用学会影响组织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调查与研究，推动编写工程学中文著作和教科书，参与修订大学工科课程标准，审定编译工程名词，设立工程教育奖励，为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的本土化、体制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房正 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