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工程教育初创的文化特点范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我国清末的教育方针，由此形成了当时教育在整体上处于“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状态。教育的本质是文化的传承，“中体西用”坚守的是封建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传承。甲午之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按此方针办学的失败。甲午之后兴建的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西学体用”和“中西竞择”的办学思想，突破了文化环境的束缚，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传播了新的文化。

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文化的源起

众所周知，现代高等教育滥觞于欧洲，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工程教育则是在欧洲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才出现的。高等工程教育在欧洲的出现取决于两个主要条件：一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全球通史》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1］工业革命中大量蒸汽机的使用要求增加钢铁和煤的供应，而这样的需求通过采矿技术和冶金技术的改革得以满足。蒸汽机的发明带来连锁的反应，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和新技术的应用，引起了炼钢、电气、化学、能源、交通、通讯等工业部门的飞跃发展。作为工程教育的学科内容，例如采矿冶金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学科也相继出现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蒸汽机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文明。二是生产者的变革，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日趋成熟，具备了指导工程和生产实践的功能，传统的工匠开始摆脱手工操作转而重视工程技术的应用，作为学者的科学家也开始由重视基础科学转而关注科学理论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应用。工匠与学者的结合，促进了工程技术的变革和发展，并进入了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新时期，工程领域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相结合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工程学科。工程学科既属于科学研究领域，又属于教育领域。仅以美国为例，1802年美国开办了历史上第一所开设工程技术学科的院校———西点军校，到南北战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培养民用工程技术人员的中心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基地。1824年，伦塞勒多科性技术学院在纽约正式建立，该校最初以培养农科教师为主，从1835年开始增设土木工程学科和新兴科学技术学科。到19世纪中期，已发展成为“培养建筑师、土木工程师、矿冶工程师、测绘工程师”的名符其实的多科性技术学院。随着实用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中期，美国掀起了开办多科性技术学院的热潮，包括像哈佛这样的传统大学也开始创办新的学科和专业，增设了土木工程、矿山冶金等专业。随着工业革命取代农业经济，高等工程教育逐渐成为欧美工业社会中的主要教育形式。高等工程教育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它表现出工业社会的文化特征。例如在德国，以教育家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奠定了柏林大学及以后德国高校的基本模式，“洪堡把引导学生走向科学作为教育的最终旨趣”［2］，研究型大学和工科大学构成了德国近代大学的基本类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融合影响了全球高等教育的走向。欧美的高等工程教育是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之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变革而产生的，教育的文化形态与社会当时的文化形态相吻合。而中国则不然，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是“舶来品”，由西方移植到中国清末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清末高等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的无奈选择。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加剧了对于中国的瓜分。面对侵略者的危逼，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对策，自己主动开办工程学堂，以培养能够使用现代工程成果的技术人才。但是，这种教育是在“中体西用”方针前提下有限度的文化学习。清末“中体西用”的教育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传承，“儒家教育的人才选拔标准的典型特征就是伦理至上，它强调了道德修身教育的优先性，然后由‘学’而‘仕’，由‘内生’向‘外王’转换，以实现伦理道德教育的政治功用。它强调了‘修身为本’，突出了教育的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责任意识，适合于封闭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的需要。儒家人才选拔的泛道德主义特征也扼杀了多样化专门人才的成长。”［3］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的强烈伦理政治色彩，与西方工程教育凸显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明显不同。正是由于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工程教育，被移植到当时还处于封建农业社会的中国，因此，客观上呈现出晚清教育“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整体格局和文化形态。但是，这种客观情况却引起了清政府在政治上的恐慌，在害怕西方军事进攻危及到政权稳固的同时，也担心教育文化侵蚀其政权的稳固，可是又幻想能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依赖引进西方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教育挽救摇摇欲坠的晚清统治。在这样的政治要求下，清政府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方针，也是一种对于教育和文化的要求。中日甲午之战的结果证明，中国这种不触动封建文化根本的教育变革，显然不及日本“脱亚入欧”、“西学体用”的文化学习彻底而进步。随之而建立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不得不突破“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和文化要求，选择了“西学体用”和“中西竞择”之路，体现了工程教育属于工业文化的本质属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的：“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欧洲的生气勃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4］

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初创时期的文化选择

首先，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是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文化环境中扎根的。虽然“西学为辅”，但是洋务运动所办西学为其后高等工程教育的生长扩展了空间。清朝末期，在实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下，工程教育开始在中国建立。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开始兴办民族工业和军事工业，洋务派在洋务事业的经营活动中，深深体验到新式人才的急需和重要。在洋务派集团掌握的船、煤、电、纺四大企业中直接管理三大企业和银行业的实力人物，被称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的盛宣怀就曾多次提出：“窃世变日棘，庶政维新，自强万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与夫海内识时务之俊杰，莫不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5］；“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开始兴办西式学堂，其中不乏工程技术类学堂，如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的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福州设立的船政学堂，1880年天津设立的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设立的电报学堂，1892年湖北矿务局附设的采矿工程学堂等。还有军事学堂，如1881年天津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6年开设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设的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南京设立的江南水师学堂，1893年天津创办的军医学堂，1895年湖北设立的武备学堂等。这些工程技术类学堂吸收西学经验开展不同方面的探索，如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学模式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培养模式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北洋水师学堂开设驾驶和轮管两科，引进了西学的学科设置和分科培养模式；天津武备学堂课程内容包括了学科和术科两方面，反映了西方教育“重学轻术”和“重术轻学”两种主流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些学堂设立西学学科、开设工程技术课程、采用西学培养模式、注重人才实用技能的培养、灌输科技思想，为高等工程教育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此时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1872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合“奏选派幼童赴美肆业办理章程折”得到清廷批准，决定派120人分四批出国留学，其中詹天佑和欧阳赓等人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从事工程建设事业，不仅带来了美国工程教育的经验，而且在中国开辟了工程教育的实践。此外，一些学者将工程教育学科介绍到中国，也促进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建立。

其二，甲午之战造成的民族危机，打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常态，开始了“西学体用”的尝试。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中体西用”洋务教育的失败。1895年，“公车上书”抨击洋务教育，主张教育改革要“废科举，兴学校”。梁启超在《学校余论》中指出：“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期间，以效用于天下”，洋务派西学“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端其本”，学习西学不彻底，“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因此不赞成“中体西用”，而主张“西学体用”。严复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盛宣怀更是明确提出“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他在奏折中提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7］1895年9月，盛宣怀将兴办新式大学的奏折上报光绪皇帝，经光绪皇帝批准，以现代工程教育为主要学科的我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于1895年10月2日正式建立。北洋大学堂执行“西学体用”的办学主张，以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为办学目标。其学科设置是“三工一法”，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建筑水利）、矿务（采矿冶金）和机器（机械制造和动力）四个学门。这些学科都是当时世界著名大学开设的前沿学科，至于工程类学科更是当时的新兴学科。盛宣怀在设立北洋大学堂的章程中提到：“职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8］丁家立是美国教育家，熟悉美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为盛宣怀提供了美国大学的经验作为北洋大学的办学蓝本。这一时期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社会工业化步伐加快，哈佛、耶鲁等传统大学开始向现代大学转型，芝加哥、克拉克等新的研究型大学建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美国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发展趋势。此时的工程、矿业、机械等学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兴学科。通过1916年南洋公学向工程院校转型时的会议案纪要，对此也可有所了解。纪要中写到：“世界著名工业学校，英国格城皇家实业学校，有土木、机械、电机、矿务、船政、建筑、纺织等科。美国麻省理工学校1865年设教授土木、机械、电机、化学制造、卫生工程、船政驾驶诸科。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分建筑、土木、机械、船政、化学及冶金诸科。”［9］可见，北洋大学工学学科的设立是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和工程科技发展前沿的，其法科的设立更体现了工业社会的法制文化。北洋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专门学分为五门：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械学和律例学。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例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并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10］，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为“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11］选修课的开设明显吸收了哈佛大学的做法，而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又都是西方高校培养工程类大学生所必需的教学环节。北洋大学堂不设儒学课程，不读四书五经，也不祭拜孔子，而英文则是必须掌握的知识，不仅教材选自英文原版，作业也要求用英文完成，就连平时生活中学生没有使用英文对话也要处罚，可以说北洋大学堂是当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一所完全西式的大学。

其三，中西文化的碰撞推动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多方面探索。北洋大学堂“西学体用”的办学模式在清末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并且成效显著。在短短的四年中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资送出国第一批大学留学生，开启了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先河。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这一新文化萌芽再次遭受到了旧的文化环境的挤压。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筹办，在其开办章程中明确将“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定为教育宗旨，明确规定设置经学科，开设诗、书、易、礼、春秋等课程，再次强调了“中体西用”的主流文化。“当时担任经史课程教习的大都是翰林院的官僚腐儒，他们既不懂新学，又不懂旧学，名为讲解古代典籍，实际不过是教一些八股文的做法，以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手段。”［12］“政变后，完全恢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大学堂学生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得中后，才能取得举人、进士出身，获得做官的资格。因此，每届科举试期，学生便纷纷请假赴考。”［13］由此可见，京师大学堂虽然是清政府理想中的模式，而事实上“中体西用”的教育之路是行不通的，落后的封建政治体制和先进的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1901年以后，清政府被迫实行“二次变法”，各省开始建立大学堂，在“中体西用”的文化氛围中，“中西竞择”的办学道路出现。1902年山东大学堂建立，办学章程中回避了“中学”、“西学”之分，采取了“中学”、“西学”并存，“中西竞择”的方法，在办学的过程中优胜劣汰自然选择。山东大学堂的章程不同于京师大学堂的“中体西用”，也不同于北洋大学堂的“西学体用”，而是采取了西方教育系统中的层次教育模式。学堂创立之初，实行的是分斋督课，设立专斋、正斋和备斋。专斋相当于专科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除了经学外，开设了20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主要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采取了“中”“西”学并存、不分“体”“用”的办学模式。这样的办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为各省设立大学堂所效仿。1902年在《贵州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中就确定贵州大学堂创办后，先设备斋、正斋，其后再设专斋。备斋以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兼习经史、文艺、图算，两年毕业。正斋学习经史、中外政治、西艺等为主，四年毕业。1902年山西大学堂创立之时，亦仿照山东大学堂的模式，分设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中学专斋的课程分为经、史、政、艺四科。西学专斋以英国大学为样板，设立了法律、矿学、工程和格致4个学科，完全按照英国高等教育模式办学，到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而中学专斋因学生毕业后无人问津而自然淘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初创之路反映了当时文化大环境的客观情况和教育的多样探索，既有文化的选择，又有文化的碰撞，表现出高等工程教育文化的多样特征。

三、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初创后期的中西文化融合

选择不同的探索之路，本质上反映了对于教育文化的选择，这种选择一开始区别很明显，其后随着封建体制的瓦解和中华民族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包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出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态势。1912年1月1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摒弃了“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的封建教育文化，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体现了现代大学文化的本质。辛亥革命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实现了一次新的转型，一次与世界当时先进的高等教育接轨的发展和融合。1920年，我国的工程院校中开始有了零星、自发的研究工作。北洋大学建有材料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机械实验室、水利实验室和冶金实验室等实验设施。交通大学建有电机、材料、无线电和机械4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主要是为了教学服务的，但由于装备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仪器，因而也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北洋大学聘请的美籍化学教员福拉尔（H．V．FuUer）博士“留心中国实业，研究华靛，至年余之久，所得甚宏”［14］。《北洋大学校季刊》记载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工作的尝试，还取得了引人关注的成果。这些自发的、零星的研究型工作，既无专门研究机构，也没有专用设备、专门经费。尽管如此，它意味着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机构在科学研究上实现了零的突破，这种崇尚科学的价值取向和倡导学术研究的风气逐步形成。1926年，南洋大学工业研究所由当时校长凌鸿勋发起创办，初期主要研究工作是承接社会各界委托的化学、电气及材料等方面的分析试验项目。1928年由北洋大学教授、水利工程专家、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仪祉发起组织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北洋工学院和河北省立专门学校合作建立了“天津水工试验所”。这些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大学有了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同时一些学术专业学会建立，学术刊物也大量涌现，开始培养工科研究生。1931年，当时教育行政部门“通令全国国立各大学酌设研究所，推广科学研究”，由此大学的科研功能被正式提出作为大学的任务纳入了教育体制，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由教育型向教学、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转型。20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在中国大学摆脱了封建教育文化的束缚、接受西方教育文化之时，中国大学产生了第一批校训，如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浙江大学的校训“上善若水”等等。这批校训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适用于现代大学教育，这标志着中西文化经过碰撞后的融合、经过选择后的升华。

综观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初创时期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高等工程教育在我国的出现适应了近代中国在民族危亡下寻求自强的文化心理。工程教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否定，而是对于封建桎梏的破解，它满足了中国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对于人才的需求。“西学体用”和“中西竞择”是在“中体西用”渐进中对工程教育文化认识的深化，反映了近代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更是对作为西学一部分的工程科学整体价值的肯定。高等工程教育这一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之所以能从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移植到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是因为这种新型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高等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创建不仅推进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形成了完整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体系，而且其尊重知识、尊重科技、学术自由的思想，树立了中国高等教育文化的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