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测验技术范文

在心理学中，问卷测验技术对我们来说最为常见，因为从人格测验到临床心理测验，大都采用问卷技术。投射测验技术虽然在国外曾经盛极一时，但在国内却仍属鲜见。情境测验技术是继问卷测验、投射测验之后，伴随着评价中心技术(AssessmentCenter)而兴盛起来的新技术，国内现在亦有引进与探索。如此三大技术，孰优孰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三大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是何种现状与局面？本文试作一番评论与探讨。

一、引进西方心理测验的困惑

在大陆、香港和台湾，主要的著名的心理测验量表几乎都是从西方引进、修订的。这种情形在大陆尤甚。我们的人格评定、智力测验、心理卫生评估等方面的量表几乎全是国外引进修订的。“量表热”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今日，并未“冷却”多少；研究者修订国外量表的热情高涨；培训班曾经遍及全国；像《韦氏智力测验》这样一些需要保密的重要测验工具甚至出现了盗版。杨中芳等人曾对社会心理学方面使用量表的情况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大陆几家心理学杂志的编辑部都曾提及、呈交的社会心理学论文中，几乎全都是使用问卷调查法来收集资料，其中大多数是使用西方引进的量表；并对台湾出版的《中华心理学刊》1976-1986年间发表的30篇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报告作过统计，发现其中29篇使用问卷测验作为工具。平均每个研究使用了2.62个量表；所使用的量表中，25%未经任何修订直接翻译于西方量表；42%经过修订；4%是根据西方理论编制的量表；三者共计71%。[1](pp.212-214)

这种大量地引进、修订国外量表，过分地依赖于国外量表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批评与反省。概括有关研究，以下几点是值得深思的：

1.西方心理测验的文化背景难以完全适合于中国人：其量表的编制，是对西方人的心理研究的结果。也就是说，当西方人编制量表时，对变量的选择、解释，是基于西方人的特点。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等心理特质上有很大不同，所以，西方的心理测验很难完全适合于中国人。譬如人格测验，如果完全是基于对中国人的研究，可以断定，所选择的人格变量肯定不会是卡特尔的16种因素(16PF)，也不会是高夫的23种因素(CPI)。

2.中国人不适合于做西方人编制的心理测验：杨国枢提出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人在做心理测验时，有着不可忽视的与西方人不同的反应心向或方式。其一，社会赞许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而是按照社会的期望作答；其二，默认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作答，答“是”或“赞成”的倾向比答“否”或“不赞成”的倾向要强；其三，“中庸”心向：中国人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往往倾向于选择折衷的、中间的答案；其四，避免反应：能不回答则尽量不回答。所以，西方的量表用于中国人时，肯定存在不少问题。[2]中国被试在做测验时，所面临的是一种矛盾困境。此外，中国人习惯于向亲朋好友倾诉衷肠，而不习惯于对陌生人、外界、公众披露、评价自己；不真实回答的倾向较大。中国人有较强的“社会取向”，从众性很强，在问卷中倾向于选择多数人可能回答的答案而不是真正自己的答案。所有这些，无疑会严重影响到测验结果，难以真正解释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

3.中国被试在接受心理测验时的“外国线索”效应。杨国枢和彭迈克发现，香港中英文双语训练的学生，在做英文问卷时，比做中文问卷更能与中国文化认同。他们称此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3]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又发现中国被试有时显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有时又出现相反的“民族自我妥协心向”，即指在用英文回答问卷时，有时也有向西方价值观靠拢的现象。[4]在另一个研究中，Bond发现被试在做同一份问卷时，会视题目所牵涉两个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标准回答。表明被试对原量表所属国家的文化愈了解，回答时造成的偏差愈大。也就是说，中国被试对量表的“外国线索”颇为敏感，并会因此而改变其反应。[5]所以，一味照搬外国量表，其弊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