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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紧张的心理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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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患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速效,也没有单方。但不能因此而无所作为,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心理因素的调控是一个可以立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切入点。

关键词:医患关系;心理成因;对策

所谓医患关系,广义上可涵盖医疗服务供需双方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狭义上仅指医疗服务中直接发生联系的医务及其辅助人员与患者及其亲友之间的医疗服务关系。医患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既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的内容,更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高度。没有健康的医患关系,就没有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但近年来,医患关系空前恶化,已经到了医务人员被辱、被殴、被伤、被杀事件频发,医学院校难以吸引优秀生源,医院因天价赔款而濒临破产,警察入驻医院,社会舆论一边倒地谴责医方等渐成常态的地步,并呈现继续恶化的趋势。据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提供的全国调查数据显示,从趋势看,暴力伤医事件2009年10余起,2010年50余起,2011年80余起,2012年近百起,2013年130余起,2014年150余起,2015年仅前4个月就已逼近60起,从广度看,13.07%的医务人员遭受过身体上的伤害,59.79%的医务人员遭受过语言暴力,未遭遇过暴力侵害的医务人员仅有27.14%。当然,任何社会中医患关系的改善都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必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不可能速效,也没有单方。但医患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容忍、难以为继的程度,我们不能坐等社会文明,坐等法治完善,坐等政府政策,坐等万事俱备,而必须立即有所行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笔者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心理因素及其调控就是这样一个牵涉方面较少、物质成本较低,因而难度较低,可以立即做起的切入点。

1医患关系紧张中的医方心理因素

1.1角色冲突

所谓社会角色,通俗地说,就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中被赋予的社会身份及该身份应发挥的社会功能。在中国现行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医务人员的社会角色不仅是双重的,而且是彼此冲突的。患者对“好医生”的角色期待是无私奉献的爱心天使,既能提供满意的医疗服务,又不增加个人负担。但现实在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占比虽然从最高年份2001年的60%大幅下降到2012年的34.4%,可是其绝对值对患者仍旧是一个相当沉重且不断增加的负担。医院对“好医生”的角色期待是创造利润的生产力,因为医院运营、员工收入都依赖医生创收。“目前医院90%~98%的收入是靠医疗收入,如果没得到这个收入,无法保证其正常运营”。这意味着,基于现行社会医保体制和医院运营体制,这两种角色根本无法共济,这是面对医患矛盾时医务人员不知所措或举措失当最根本的心理因素。

1.2职业焦虑医护职业

一向以其“救死扶伤”的职业性质和“与病魔打交道”的专业技能而得到世人的仰慕和尊敬。怀着“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一向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人生追求。但医疗科技的进步在不断丰富诊治手段、方法及设备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多疾病,推高了医疗成本,吊高了患者的期望值。当这些又与中国医疗服务体制的弊端相叠加时,医务人员就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因而首当其冲的替罪羊、出气孔。医护职业的社会评价不升反降,不仅没有职业尊严,甚至没有职业安全。广大医务人员因此陷入深深的焦虑,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职业选择是正确的吗?焦虑心理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有些人选择了放弃曾经钟爱的职业,更多的人力阻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医护职业从高尚的白衣天使沦落为不那么理想的普通饭碗而已。有数据显示,2004年以来,医师不愿子女报考医学院校的比例一直超过60%,其中最严重的2011年这一比例竟高达78.01%,选择愿意子女报考医学院校的比例仅6.83%。

1.3社会压力

首先是生活压力。除极少数名院名医外,绝大多数普通医务人员,特别是年纪轻、职称低、非热门科室、低级别医院的医务人员,收入普遍偏低,与学历要求高、求学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职业责任重等职业要求相比较,更应该说低到极不合理。其他职业存在的住房、物价等生活压力,对于他们而言只会更重。其次是职业压力。各种新观念、新技术、新药品、新装备不断涌现,社会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永无止境,使得医疗职业成为对继续教育、终身教育需求最为迫切的职业之一,没有持续的学习和不断的提高,无法适应职业需要。再次是管理压力。医疗本属经验科学,医疗实践应摆在首位,但社会上重科研、重论文、重学位,轻实践的弊端,在医务人员的管理中同样普遍存在。特别是一些缺乏科研条件和环境的低级别医院的医务人员,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当然最为突出的还是工作本身的压力,永无休止的加班、加点、值班,不尽合理的制度、考核、评比,时刻悬在头上的技术风险、职责风险、法律风险,恶意的闹事与身心伤害,不分青红皂白的社会舆论,一概息事宁人的调解与判决,自身人文观念与技能的结构性、先天性缺陷等,令医务人员常处于力不从心和透支状态。上述种种压力之下,医务人员大比例出现亚健康状态及心理问题,自杀率高居50种职业之首,也就不难理解了。据学者对某大型综合医院的调查显示,医务人员抑郁、焦虑的总检出率分别为22.5%和34.2%。这种情况下,要求医务人员全身心投入医务工作,百分百从患者、治疗角度考虑问题是不现实的。

2医患关系紧张中的患方心理因素

2.1观念错误

医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包医百病。医疗是科学不是巫术,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治愈率和成功率。这些本是基本常识。西方曾有医生将“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中国民间也一向有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这样虽不科学,却能抚慰心灵的传统观念。但如今,在市场经济中浸淫日久,习惯了等价交换、钱能通神等商业思维的公众,面对日益高涨的医疗服务价格和未必百分之百满意的疗效,在无力改变社会体制和个体命运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将一切不满记在直接为其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头上。

2.2猜忌心理

患者求医是性命相托,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本来是基本的前提。但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大背景下,患者往往习惯性地预先把医务人员的一切行为都假设为职业欺诈与逐利行为,一旦对治疗效果不满,就会将所有治疗措施都归结为医务人员图财害命。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就“医生信任”提供的调查数据,2011年到2012年的1年之内,调查对象选择“不太信任医生”与“完全不信任医生”的人数占比就由8.56%上升到17.43%,升幅超过100%。在“东亚社会对不同职业的社会信任感”的调查中,对医生的信任感,在官员、警察、律师、教师等9种职业中,中国台湾、日本均位列第1,韩国位列第2,中国大陆则低于老师和中央政府官员位列第3,是东亚地区对医生信任感最低的。

2.3负担过重

一方面,医保覆盖面有限,保障水平不高,大病医保更是短板中的短板,迅速攀升的医疗成本有相当部分是由患者直接承担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短缺,医生与护理人员、服务人员之比不合理,所以很多应该由医方提供的医疗及相关服务,最终转化为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负担、精神负担、体力负担,独生子女政策更将这些负担推向极端。以医护人员之比为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医护比才从2005年的1∶0.97提高到2011年的1∶1.16,并规划到2020年提高到1∶1.25,但这也仅是国际平均水平。

3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心理因素的对策

3.1换位思考

从根本上说,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有赖于社会、政府、医院等从法律、政策、体制、管理等各层面,明确医疗服务的性质、医院的性质、医生的角色,承担起各自应负的责任,使一线医生能专心于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在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医患双方都要学会换位思考,多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信任对方、理解对方、体谅对方,尽可能维持矛盾的平衡,不要因自己的片面、偏激、冷漠或冲动等激化矛盾。

3.2更新观念

医患双方都应理解,医学的本质是尊重生命,为人类提供人文关怀,医学无论怎样进步,也不能单纯归结为技术科学、生物科学。医者应怀仁心,不仅要设计更合理方便的就医程序、开发更高效廉价的新技术及新药品,也要向患者传递推广正确的就医观念和医学知识。患者须秉理性,随着文化水平提高,信息渠道发达,也要学会理性就医、文明就医、科学就医。目前我国不少医务工作者自发地将工作延伸到诊室之外,通过写作、演讲、参与大众媒体活动、开发自媒体、建立与患者的互动渠道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3媒体责任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又缺乏沟通渠道是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医患之间做好信息的媒介,推动医患沟通,是媒体当然的社会责任。但在当前医患关系中,不少媒体缺乏这个自觉,在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上,往往只考虑新闻价值,只考虑收视率和点击率,有些媒体甚至违背真实、客观、公正等基本的职业道德,缺乏对生命的尊重,有些媒体缺乏起码的医学知识,听凭想当然和情绪化的支配。建议媒体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的精神,调整媒体在医患关系中的角色和角度,从医学伦理和医学知识两个方面入手,做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同时,政府医疗管理部门、医院和医务人员也要摒弃封闭意识,支持媒体工作,学会与媒体打交道,借助媒体力量。

3.4人文教育

医学教育长期以来被简单划入“理工科”范畴,使得人本观念、生命哲学、医学伦理、沟通技能、情商培养等人文素质教育出现系统性、结构性缺失,医生沦为纯粹技术性的“医匠”。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医学教育中的这一短板,在医学院校中普遍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教师、学生、学校等各方都有意无意地将其归入非主流课程,与业务课无法相比。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医学教育中充实人文教育,应该尊重其观念教育、素质教育、能力教育、职业教育的特点与规律,不能局限于在医学院校增加几门照本宣科、死背通过的教条行课程,而要重能力、重实战、重实效,并全面、持续地贯穿于医务人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之中。

3.5社会力量介入

医学的进步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技术进步上,更应该体现在社会对患者及其家庭的关爱和支撑上,体现在社会对医疗服务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理解和分担上。保险、护工、社工、义工等社会力量的介入,可以切实有效地从经济、时间、身心等各方面减轻医患双方的负担。深圳市儿童医院设立了“医务社工”岗位,仅2015年1年,该院的两名医务社工就通过媒体、网络及公益基金等渠道,为全院60多个患儿家庭筹集善款150多万元,在患者及其家属中留下了“雪中送炭”“有困难,找医务社工”的好口碑,这是任何医术高超的、医德高尚的医生也无法做到的,被公认是医患关系的“减压器”。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医务社工制度在国内搞得最早、最好的深圳,一百多家医院也只有125名医务社工,平均每家医院只有1个人多一点。而且这些为患者争取到成千上万善款的社工,自己的年收入只有7.6万元/人,因此流失率高达22.2%,前景堪忧。

综上所述,心理因素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成因,心理因素的调控是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切入点,调控医患关系紧张的心理因素事关全社会,有赖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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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涛 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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