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论政治在解放区文学的渗透范文

内容摘要：解放区文学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产生，因而政治对其起到绝对性的“把控”。无论本土作家群还是外来知识分子作家群都纷纷隐匿原本话语表达方式，努力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创作。本文主要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探究政治对解放区文学书写内容、模式及语言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解放区文学；政治渗透

“解放区文学”是指自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9年建国前这段时期的文学。严格来说，它是以《讲话》为界限，以政治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使文学“开始做到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开始做到真正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政治几乎成为解放区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渗透。

一.书写内容的政治化大众化的需求

迫使解放区作家书写的主要内容必须扎根乡村，但在政治背景下，传统的乡村已逐渐被政治解构。乡村的宁静恬适﹑朴素的人情在政治的渗透下显出“畸形化”。

1.乡村风景的隐喻功能解放区文学作品很少涉及风景描写，即便有所涉及，因为政治的渗入也早已“变质”。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尽管丁玲多次触及暖水屯的乡村风景描写但或隐或显的政治因素使得文本有些“不伦不类”。“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的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从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的深绿浅绿的菜……”庄稼、土地在农民眼中（甚至作者的眼中）不再是单纯的乡村风景，它是生活希望及社会地位的象征。人们对土地的艳羡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政治的影响下，传统的乡村风景已然可以上述到国家政治层面，它的拥有者亦是特定的政治阶层。自然环境在浓烈的政治氛围下成了社会环境的缩影，其文学审美性也被极度弱化。特别是对乡村空间中“河流”、“道路”、“大地”等事物的描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多次描写洋河边的路及河流，河流是自然形成的它给人的活动形成一种自然阻碍，致使人的行动变得迟缓。于是，作者刻意安排人物借助外力来打破这种天然阻碍：顾老汉驾着胡泰的车子安然地穿过泥泞，车虽多次在河里颠簸最后依旧安然到达暖水屯。相较于“河流”这种自然化程度较高的外部环境而言，关于“道路”的描写，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政治气息。道路本身含有快捷、顺畅之意，它受人工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方向（政治方向）明确。小说中，道路是连接暖水屯与外部的主要途径，一直是屯里上演政治活动的“主舞台”，是区上政治方向与暖水屯实际性实施之间的连接点。

2.政治化的人情政治因素对解放区文学作品的渗透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更渗入到人情内部。（1）人以群分。整个暖水屯村民都严格遵循着“人以群分”的交往规则。原初的亲属关系被政治性的隶属关系瓦解，沈从文笔下那种温情的乡村伦理在这里也早已被解构。暖水屯像个等级森严的小社会，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治属性。地主、富裕中农、贫农（佃户）、共产干部……这些既定的政治阶层基本在既定的空间内活动。这一点从诉苦大会便可看出，诉苦大会作为小空间能量的聚合将乡村人际的政治分层展现得淋漓尽致。《刘满诉苦》一节通过刘满与组组员杨亮的对话我们了解到，所谓的诉苦实则是观念不满的浓缩。刘满作为积极分子本想通过翻身却适得其反，“干部们可草蛋，他们不敢得罪人。你想嘛，你们来了，闹了一阵子，你们可是不用怕谁，你们要是走的啦。干部们就不会同你们一样想法，他们得留在村子上，他们得计算斗不斗得过人，他们总得想想后路啦……。”在过程中，以张裕民为代表的村干部“吃柿子挑软的”无非是考虑到群众本身的政治阶层。对待钱文贵这样的大地主他们总要为自己留后路，并不会毫无保留地去。此时，政治因素成了人情交往的关键。（2）政治性婚恋观。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顾涌女儿的婚姻、钱文贵女儿的婚姻、李子俊与其老婆的结合……都是出于对政治利益的权衡。这里也包括作者着重描写的人物黑妮，她与程仁互相爱慕但因身份悬殊无法在一起。随着的进行，程仁从穷佃户变成农会主任，他不得不从自己与黑妮的政治阶层考虑，这个地主家的女子成了影响自己前程的障碍物。也就是说，程仁是否将黑妮视为结婚对象考虑的关键因素不是婚恋本身，而是她的出身。“程仁现在既然做了农会主任，就该什么事都站在大伙儿一边，不应该去娶他侄女，同她勾勾搭搭就更不好，他很怕因为这种关系影响了他现在的地位，群众会说闲话。”单纯的男女情感﹑婚恋关系在政治面前如此地不堪一击。（3）性别政治化。在解放区政治环境下，丁玲早期鲜明而独立的女性色彩和性别立场逐渐被政治意识取代。她从女性躯体﹑精神的双重角度，展现乡村女性的生存状态直指乡村政治背后的男权中心意识。我们可以从大地主钱文贵的家庭结构以窥一二，钱家当家的是钱文贵，虽然名义上已经和两个儿子分家了但红契依旧掌握在自己手中。老婆没有主见；儿媳惧怕他这只“猛虎”；黑妮在他的权威下“涂了一层不调和的忧郁”。丁玲从政治对家庭介入的角度出发为家庭改造转向社会变革寻求合法性依据。在政治背景下，女性的性别特征已经模糊化，她们甚至放弃了经营自己身体的权利彻底服从和依附男权。尽管革命的介入以“均贫富”的方式改变了乡村宗法制社会的伦理体系与价值规范，女性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承认与默许。但这种改变不过是表象，如妇联会主任董桂花尽管领导着妇女工作与其他男性干部看似平等，可她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在为丈夫服务。在小说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解放区政治形势对丁玲创作带来的影响。丁玲在延安后期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明显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挤压和异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不再用人物本名命名女性本身，而是以“李子俊老婆”、“赵得禄的女人”这类称呼命名。这可以说是丁玲对政治化和男权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

二．“大团圆”结局书写模式

解放区文学随无产阶级新政权而产生，这必然要求文艺要最大限度地参与革命，与民众产生共鸣，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故而解放区作家们自觉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以政治任务作为创作责任承诺，表现工农兵革命题材内容，善意描绘乐观团圆的胜利结局。于是，传统的“团圆”情节模式开始备受作者青睐。无论文学作品中情节多么曲折，主人公命运如何凄惨，矛盾多么复杂，最终都会迎来圆满结局。解放区主要的文学作品：《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一例外地都是大团圆模式，对“大团圆”结局模式的追求，俨然成为文学创作追求的普遍现象。“大团圆”的书写模式虽常为人诟病但在革命现实面前，这类作品体现了解放区作家在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尽管强烈的政治性已消解其内在的文学性审美性，但从文学史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自“五四”开始提倡的文学大众化问题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眸与反拨。三.文本语言的转变解放区文学在语言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昔日繁复冗长的抽象化﹑欧化表述已被民族化的短语结构，经济传神的白描甚至是土语方言取代。解放区文学作品的语言整体上向政治化﹑大众化方向发展。小说中，丁玲在语言的叙述上多使用短句且人物语言较为粗疏。“要是有那些软骨头，稀泥泥不上墙的角色，就别叫他当干部嘛……穷人当家了，穷人都敢说话，别说这几个尖，还得请他滚蛋呢。”与以丁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不同的是，本土作家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故而书写语言丝毫没有欧化的气息，本土味儿十分浓郁。一方面，他们注重语言的简洁紧凑，缺乏雕饰。由于身处解放区所以写起反映工农兵生活、农村斗争的作品便格外得心应手。另一方面，本土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本身就是扎根民间的，因而在描写人物事件时擅长运用快板、评书、地方戏等民间元素。《小二黑结婚》里直接引用当地群众口语安排人物对话；《王贵与李香香》全部采用陕北方言叙述：“人有精神马有劲，麻麻亮时开了枪。”我们应当明确的是，解放区作品这种富有流动性、意境明朗的语言结构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五四”欧化语言的反拨，对民族风格的继承，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语言是为解放区政治策略及相关活动的传播开展服务的。特殊的政治背景为解放区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民族救亡的紧要关头，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影响。也许，政治性书写会略显粗疏，但可贵的是，他们为文学探索出另类的书写模式，创造了别样的书写可能性。仅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创作在政治渗透中的改变，政治使文学的宣讲、战斗功能逐步强化，文学明显地缩短了与接受对象的距离。解放区社会结构的变革决定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趋势，构成了这一特定时空下文学的独特个性和色调。我们要将这种文学现象放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加以探讨，客观看待政治对解放区作家创作渗透这一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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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