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学术价值范文

一、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成立

中国现代大学科系的成立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南联大是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联大政治学系在其存续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传承、引进和发展政治学科系，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的政治学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杰出人才。联大政治学系汇聚了当时最著名的政治学、法学名家，是国内研究政治学的重镇。抗战爆发后，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到长沙联合办学，称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下简称“长沙临大”)。1937年10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委会”第4次常委会决议，根据教育部规定科系相同者合并设置的精神对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科系作了调整。凡属三校共有的因应归并，即一校内性质相近的也予归并整合，以节省开支，提高教学效率。归并后共设17个学系。政治学系归并法商科，教授会议主席为张佛泉。10月8日，张佛泉请辞政治学会主席获准，改推张奚若继任，但张奚若未到校时，仍由张佛泉。至此，标志着长沙临大政治学系正式成立。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长沙临大的安危成了议论的主题。校常委会经反复磋商，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原因有二:一是昆明地处西南，距离前线较远;二是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此方案最终获批，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1938年5月10日，第64次常委会决议:本校英文名称之为“TheNationalSouth-westAssociatedUniversity”。重组后，西南联大设有文学、理学、法商、工学、师范等5个学院26个系，全校教师350人左右，约占当时全国国立大学教师总数的9%－10%，云集了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的一大批精英。政治学系隶属法商学院，系主任为张奚若(后为崔书琴)，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正式成立。

二、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教员

西南联大包含其前身长沙临大，汇聚了当时国内著名的政治学和法学名家。据统计，1937年长沙临大政治学系教职员名录如下: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有浦薛风、张奚若、萧公权、沈乃正、王化成、赵凤喈、陈之迈;助教有曹保颐。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有张忠绂、钱端升、崔书琴、张佛泉(副教授)。1942年元月调查，北大来滇的政治学系教授有:政治学系主任钱端升(41岁，江苏上海人，住才盛巷2号)，吴之椿(47岁，湖北武昌人，住玉龙堆11号)，崔书琴(37岁，河北人，住青云街169号)，周世逑(浙江人)，张忠绂(45岁，湖北武昌人)，许德衎(53岁，江西九江人)，张佛泉(38岁，河北人)，邱昌渭(48岁，湖南人)。联大政治学系的系主任先后由张佛泉(1937年10月4日推定，辞)、张奚若(1937年10月8日任，未到校前，由张佛泉代)、崔书琴(张奚若因事赴渝，1941年2月12日起暂代)担任。教职员有教授张奚若、张纯明、崔书琴、张佛泉、钱端升、罗隆基、邵循恪、吴之椿、浦薛凤、王化成、沈乃正、赵凤喈等12人;副教授有周世逑、龚祥端等2人;讲师有徐义生、王赣愚(1939年3月14日聘，讲师;1942年后到联大);助教有曹保颐(1939年已任)、钟一均、翟维雄(1943年到任)。在政治学系的教员中，钱端升、张奚若和王赣愚被时人称为“西南联大政治系三杰”。针对当时有人戏称大学的政治系为“升官”系的现象，钱端升、张奚若等学者都一直坚持在在系科的名称上强调一个“学”字，即政治学系。张奚若在一次迎新会上曾讲:“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1］这些知名教授的言论和行动，部分折射出了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办学宗旨和目标方向。

三、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学生

联大政治学系培养了一代优秀的政治学学者和国家建设人才。1938－1945年度政治学系转学生、借读生名录和人数(转入一年级学习者列入该年级学生名录内):1938年度二年级有张寰和等16人，三年级有邹谠等12人，四年级有陈必蒙1人;1939年度二年级有刘俊华等18人，三年级有梁德汉等9人，四年级有王传福等4人;1940年度二年级有邹和等3人，三年级有陈志竞等2人;1941年度二年级有周炳等3人;1942年度二年级有邵金声等3人;1943年度二年级有贾方需等2人;1944年度二年级有秦冠宇1人，三年级有王大昕等3人，四年级有陆钦原1人;1945年度二年级有徐钟师等2人，三年级有黄循悦1人，四年级有陈焕道1人。其中，西南联大分发至北大和清华政治学系的学生名录:北大有沈叔平、赵宝熙等57人;清华有周广渊等26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赵宝熙先生，1942年，为摆脱日本占领和黑暗统治，赵宝熙毅然抛弃汪伪政权把持下的北大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学籍，经历千辛万苦，辗转数千里南下到达昆明，并于1943年1月进人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学习。次年，为致力民族救亡，转入政治学系，师从张奚若、钱端升、吴恩裕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学习政治学专业。从此，赵宝煦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的学习、研究、发展和建设，为我国政治学的一代宗师。当时清华大学研究生大多因各方面的影响而未能继续研究院学习。其中，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法科研究所的政治学部也培养了自己的研究生。［2］他们分别是1940年的翟维雄、吴明金、屈哲夫，1941年的胡树藩，1942年的钟一均、罗应荣，1943年的端木正，1946年的罗应荣(毕业)。联大政治学系是群英荟萃，人才辈出。学生钱能欣把自己68天日记整理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反映了旅行团的生活，留下珍贵资料。新中国的著名政治学家赵宝熙先生就是西南联大政治学系1944级学生;国际知名政治学者邹谠于1938年作为转学生、借读生进入联大政治学系三年级学习，1940年顺利毕业。

四、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

实际上，联大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源自于北大和清华，譬如，在国立北京大学时期，政治系开设有演习课，是根据专业需要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演习分调查和译书两种，由学生自由选定一种或两种，采取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讨论的办法进行。调查办法，由选修学生就理论、历史和现状等方面任选一题目，与指导教师商定后，请教师指定参考材料及指导研究方法，自行调查研究，并在一定期限内写出报告，轮流在规定的演习时间上堂解说，再由教师和同学自由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每人每学期至少报告一次。译书办法，由学生一人或两人与教员商定选译书目，请教师指导翻译方法和参考材料，自行翻译，于两个月后，轮流上堂报告译作的内容大略，批评其书的长短处，并述翻译时的疑难，报告后由教师和同学自由质问或批评，最后由教师评定分数。译书每人至少每两月做一次报告。规定调查或译书的成果须交存本系教授会，供各演习员和本校师生参考。演习课对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有一定的作用，、周鲠生、陶孟和等都担任过这门课的指导老师。在联大期间，政治学系同学积极参与时事报告会。其中，专业课程设置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法与外交三方面内容。政治学系的专业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外语除必修大一、大二英文外，还需学习第二外语(法文)两年。四年需修满132总学分，方可毕业，其中，必修专业课约40学分，公共必修课48分，选修课44学分。实际的选修课程大约30余门，每学年开设6－7门，最多时达10门。此外，还开设系列讲座，譬如1944年历时两月有余的“宪政问题”系列演讲，1945年举行了“战后的中国”系列演讲，等。为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1939年秋政治学系成立了一个由钱端升主持的行政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既是主要负责收集一些中国行政制度资料的图书工作室，也是一个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学习与研究的场所。［3］该研究室原计划的资料收集工作包括:(1)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如中央、省、市的行政机构;(2)各项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济行政等机构考察。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仅以《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丛刊》的名义，出版过陈体强的《中国外交行政》和施养成的《中国省行政制度》两种。期间，也有一些著作出版，譬如《比较宪法》(1938年)、《民国政治史》(1939年)、《战后世界之改造》(1942年)、《中国地方政府》(1945年)等。

五、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学术价值

联大政治学系全体师生本着“刚毅坚卓”的校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无不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大师云集、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较为先进。联大政治学系荟萃了当时国内一流的政治学学者，他们不仅有系统的西学背景，而且有良好的国学功底，中西通融，成就了一代大家。在学术理念上，他们拆掉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间的壁垒，将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譬如，浦薛风以历史参证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理念就是一个典型。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大多受过系统专门的科研训练，关注国际前沿，视野开阔。张奚若研究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验证结论的一般理路中的独到之处令人叫绝;萧公权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融合其中的“综合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运用上;陈之迈明确的“问题意识”和“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等等。

无论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学术理念，还是研究方法都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学人。其次，廓清大学政治学系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系主任张奚若坚决把政治系定位为政治“学”系，而不是“政治”系。虽仅一字之差，却鲜明地体现出了政治学系的教育理念和目标追求。他认为，政治学系的目标是研究政治学的理论与知识，传承政治文化，为培养高素质的政治学研究人才打好坚实基础，而不是生产官僚的流水线，因此，教师需要的是探求学术的独立精神，学生需要的是刻苦钻研精神，而不是投机钻营手段。在一次迎新会上，张奚若向新生大泼冷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不但对新生如此，对毕业班的学生，他照样浇冷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为了生活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这纠正了之前有人把大学里的政治系谑称为“升官系”的观念误区。浦薛凤曾两次婉拒好友邀请他弃学从政。

尽管1939年3月，浦薛凤飞渝从政，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7年。但正如浦丽琳在《浦薛凤回忆录》代序中说，“因爱国心切，应国家召，以学者身份从政。”浦薛凤自己也说:“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属短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教师是这样，学生也如此。政治学系毕业生沈叔平建国后长期在北京国际书店工作，改革开放后先后到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87年离休后，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翻译出版了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边沁的《政府片论》、西塞罗的《国家篇•法律篇》(与朱苏力合译)。总之，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或供职于新闻、出版单位，也许这和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浦薛风等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再次，生源良好，治学严谨。大家知道，开初西南联大的学生，原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肄业生，学生素质较高。1938年后，由于报考联大的人数较多，且多属高分段学生，因而学生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仍位列前茅。联大名家汇聚、学术造诣高，又具有民主和宽松的环境。所以尽管战时交通十分困难，家庭经济情况困窘，都阻挡不住青年学子对联大的向往。有人宁可舍弃在其他大学的学历重新报考，成为联大的新生。联大每年都招收转学生，其中不少也是由于仰慕联大的学术水平而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转学生为文、理、法商、工各科都带来不少人才，如国际知名学者邹谠(著名政治学者)、李政道，好几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学部委员)，朱光亚、萧健、李荫远、何炳林、杨起、张滂、高鼎三和龙驭球等都是转学生。在教学和研究中，大家风范的言传声教无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譬如，联大数学系许宝禄先生的一些言论在学生中流传甚广。他曾说:“教出状元来的老师是值得尊敬的，至于做状元的学生那就没有什么了。”关于成果的事，他说:“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倒是希望杂志因为登了我的文章而使杂志出名。”“一篇论文不能因为获得发表就有了价值，其真正价值要看发表后被引用的状况来评价。”［4］政治学系张奚若也有其特点，他的课好上不好下，特别重视学生对思想家原著的阅读，课程考试极其严格，课程论文的材料引用、注释、参考文献等方面要求有良好的学术规范，以至于学生对选修张奚若的课是“望而却步”，这与19世纪初叶欧洲杰出数学家阿贝尔(Abel)曾表述过的经验和见解———“直接攻读名家原著才能最有效地学到看家本事”———不谋而合。

最后，敢于质疑，挑战权威。质疑作为一种探索的思维品质，它是人类思维的精华，它不迷信权威，不为旧观念所束缚，敢于冲破传统理论的羁绊，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的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归功于怀疑，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这可以说是道出了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的秘密，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人才得以成功的一个内在因素。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政治学家萧公权曾对国际公认的政治学大师拉斯基从学理上进行过系统的批评;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曾称钱端升为尖锐的中国政治分析家。总之，在学校内部具有高度张力的学术讨论、争鸣甚至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学者的理论素养，开阔学者的学术眼光。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类在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开辟出新的天地。

作者：周朗生 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