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教育对自我教育的启示范文

一、派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历史演变概述

（一）前后：在爱国热潮中接触马克思主义

出于探求民族和国家出路的热忱和责任感，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和十月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建了信奉不同“主义”的各种民间文化社团，不管信奉还是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当时大多数民间文化社团都出于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如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创办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刊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社，开展各种形式的宣讲，发放传单等，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进程。在这个时期，派的创始人或参加民间文化社团的活动，或接受大学教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许德珩是1918年成立的国民社的积极人物，担任《国民》刊物的主编，并与邓康等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参加了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会，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师从布雷教授学习了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的学说，坚定了社会主义思想。邓初民在留学日本期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书，逐渐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参与发起成立山西省学术研讨会，探讨马克思主义，1922年参与创办《新觉悟》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并利用讲堂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罗承烈在中国大学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豹隐的教导，学习《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

（二）抗日战争前后：在革命实践中感受马克思主义

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关系破裂，两党武装对立，一批爱国民主人士怀抱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和信念，继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在加快。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在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双重交织下，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大批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其中的大批学者、专家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思想系统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性飞跃。的《实践论》《矛盾论》《〈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力作广为流传，影响巨大。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生动通俗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使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所撰写的《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批判当时颇有影响的国民党的反动哲学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在这个时期，派的创始人同其他爱国人士一样，一方面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如1928年至1930年许德珩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贫困》、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及《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革命》、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家庭进化论》等书，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授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另一方面关注成千上万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一现象，加深了对中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进步性和合法性的认同和肯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开始直接或间接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如罗承烈担任《新民报》总主笔，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支持民主进步活动，1945年7月黄炎培等赴延安与会谈，回来后将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以写日记的形式写成《延安归来》并在主办的《国讯》出版社突击出版，成为轰动大后方的畅销书。

（三）五一口号后：在比较中主动选择马克思主义

自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把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载入党章，党内形成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不断推进。文艺工作者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采取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适合于大众的形式，将所宣传的思想理论、反映的精神内容通俗化、具体化、民族化。史学工作者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史学，出版了一批中共党史类著作，如1946年的《奋斗25年的中国共产党》、1947年的《中共七大文献》《中央党史年表附自传》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谋求国内和平成为派的共识，但随着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民盟被宣告非法、强制解散，民主人士被暗杀，派的政治天平逐渐向中国共产党倾斜。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派热烈响应“五一口号”，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商建国大计，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派抛弃了“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标志着各派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派的选择是基于对民族大义的考虑，是谋求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格魅力的吸引，从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四）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在思想整合中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

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课题是统一，不仅是统一国家，更要求统一意志，统一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全面铺开。如艾思奇在建国后编写《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主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供全国各级党校和高等院校学习使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社会发展史》,收听和学习者有50多万人，讲稿被编印成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100多万册。由于知识分子富于怀疑和批判精神，最容易成为统一意志的障碍，正如认为“事实上必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在500万左右知识分子中，大约有10%左右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另有大约百分之几的人是反对或者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80%以上的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还不多，但是愿意研究它。”因此，先后开展了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如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的91%，大学生的80%，中学教师的75%”参加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学习运动，1952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思想改造运动由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1958年3月16日北京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门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5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开展“向党交心运动”的报告，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交心运动。知识分子的“交心”成为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整合的主旋律，党希望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基于爱国主义情感而接受中共领导，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后在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和世界观三个方面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强大的政治运动中，包括派在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不论是自愿自发还是迫于形势，选择皈依了党的思维方式。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伴随着历次政治运动，派与其他人一样，认识、理解的是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被动、强制信仰马克思主义。

（五）改革开放以后：在反思总结中信仰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并掌握，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智慧。在2007年后各派的章程中，虽然表述有所差异，但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根据2008年1月至2009年4月重庆市委重大调研课题组的调查，派对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始终相信”的约占32.5%，选择“原来不信，现在信”的约占14.8%，合计约47.3%；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途，有信心的约占68.4%，有些信心的约占30.7%，充满信心的约占37.7%。说明派成员经过长期的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系统教育，加入派后的各种教育、工作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但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信息的网络化、各种思想观念传播的自由化以及人们阶层结构与利益结构的分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高新传播技术，大规模、有组织地对我国进行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传，派新成员受到影响是无容置疑的。

二、新时期加强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几点思考

（一）在尊重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历史渊源中循序渐进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派成员最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接触、研究过各种各样的主义，最后才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有的本身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九三学社的许德珩，民盟的邓初民；有的是在当时各种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下，关注过最为时髦的社会主义，如农工的季方；有的是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铠、陈此生；有的是专注于实业救国，如从事职业教育的黄炎培，倡导中国教育改造的陶行知，探索中国农村研究的费孝通，新文学骁将郑振铎。他们通过参加自发的爱国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还没有完全做好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准备，对于政党的性质演变和发展状况是不清晰的。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践上看，建国后对那些始终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机会”，而是通过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一刀切地强化马克思主义教育，违背了思想整合的前提和规律，忽视了派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程度，忽视了思想转变的长期性和自主性，反而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持久质疑和本能反感。在新的历史时期，很多人选择加入派，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派的宗旨和政党性质，更多的是被派优良的历史传统所吸引，受到派不同时期的旗帜性代表性人物人格魅力的感召，折服于派宽松、自由、严谨、奉献的整体氛围。因此，对派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须依托派的历史传承，从不同党派自身的教育平台出发，探索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二）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突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主线

从派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派成员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其新成员普遍具有高、中级职称，知识素养较高，业务能力突出，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市场观念和市场行为，对发挥政治能量作用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有很高的期待，相对于老一代成员而言，他们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较少，中国传统的义利价值观较弱，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功底较薄，同时许多新成员缺少政治风浪的考验和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磨练，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缺乏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对我国的政党制度的认识不够清晰。新成员的状况尤其是思想认识状况关系到派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和长期共存的实现，而派组织对其成员的管理是松散型的，缺乏强硬的经济手段和威严的组织手段，因此加强和改进派思想政治工作是增强党派凝聚力、提升党派组织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认为，以人的需要为切入点，重视、关心人的需要，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才能引导人们的需要，使人们对特定需要及如何实现需要等问题的认识趋于科学、合理。从时代赋予派的历史担当、执政党对派的殷切期待、党派成员对派的发展需求出发，在思想碰撞和融合中增进共识，派的才能成长为具有更强参政能力、对我国社会发展发挥更多积极功能的参政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贯穿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都很重视对党派成员的教育，如中共统战部和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派主体班次中都有关于思想认识的课程，派的章程中都把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成员的重要义务，围绕形势政策主题教育开展思想建设课题申报、理论研讨等；九三学社浙江省委连续30年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成为其对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和品牌”。但派的学习和教育中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举办的新成员培训班、骨干培训班、党外知识分子班中侧重党派历史、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参政议政具体实务等内容，基层党派活动中注重党的重要文件、会议精神、主题教育、社会热点等政治学习，对成员中思想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如派为什么以及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派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语焉不详，缺乏系统规划和重点突破，针对性教育不够。因此，要通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开展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强化成员对派性质宗旨、目标任务、历史责任和政治地位等方面的认识，成员的政党意识才能浓厚，派才能成为具有坚定政治信仰的现代政党。

（三）拓展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路径

在探索参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建设是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理论研究的程度和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参政党建设水平的提高，各派近年来不断加强参政党理论建设，如九三学社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把九三学社建设成为一个“思想上坚定、履职上坚实，组织上坚强”的参政党，认为思想上坚定是基础和根本，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可、坚定，组织建设和职能履行就没有政治方向。但由于制度设置和参政党自身建设起步晚、不成熟等原因，参政党理论研究还存在众多的空白，如怎样借鉴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形成具有派特色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方法体系；如何理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派历史传统、核心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爱国主义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发扬民主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关系等等；如何在统一战线基本知识、方针、政策及派历史、章程等通识教育中，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结语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派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派中的学术研究型马克思主义专业工作者，要着眼于蓬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扎扎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向深入，使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的大局中有条件和时间去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魅力提升说服力和竞争力；大多数派成员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时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和指导性文件，特别是各种为民、惠民政策，一方面真正在思想深处、灵魂深处建立起对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仰，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与党派的优良历史传统相融合，升华为道德理想与人格境界的追求，转化为生命价值的尺度，提高素质、规范言行、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在工作实践中融会贯通，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针对性，并主动对所联系的群众解疑释惑，加深干部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会和认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作者：郑晓丽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