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哲学研讨范文

一、创新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提到创新，这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词。在当今中国，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个人角度，人人喊创新、个个要创新。但何为创新?如何创新?为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要依靠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关乎文化传统、涉及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从哲学上讲，所谓创新，它是指人的实践行为，是人类对于发现的再创造，对于物质世界矛盾的再创造。②通过这种再创造，人类制造新的矛盾关系并解决这种矛盾，从而形成新的物质形态，推动人类的整体进步。欧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正是通过创新，才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知道，近代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通过人文主义与科技革命两条腿走路实现的。人文主义源自于西方国家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使人类从基督教哲学的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极大的解放了人类的创造力，使西方国家进入一个科技理性大爆发的时期。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正是西方世界的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向前动力，使西方国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然而，与之相反，拉美国家是一个典型的不能创新的例证。他们的发展源自于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政治上引进西方民主、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科技上引进成熟技术，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却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没有社会进步的深层文化与思想根源，因此，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中国与拉美国家当然不能相提并论，拉美国家没有创新能力有其历史根源。在许多人的眼中，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其思想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旧邦新命”③的古老传说早在《诗经》时代就诠释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甚至今天的中国人能从易经中寻找到中国人创新的渊源。比如《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④;《周易》《系辞传》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⑤、《易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亦”⑥。然而，恰好是这些所谓的创新，制约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几千年来，中国的核心学术是儒家学说，它的一个特征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学问者以阐释经典为学术之最高方法，这种论证模式得出的学问必然趋向于道德论证。几千年来，中国成为一个道德资源极其丰厚的国家，因为道德理性与经验生活天然的亲和性，以致于中国哲学的关注兴趣仅仅局限于经验。

相反，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先验的。从最古老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列斯开始，哲学家便不关心人事而关注天象，从而开创了西方哲学抽象思辨的先河。⑦赫拉克利特更以其“抽身而去”，代表了哲学思考与世俗的分离。⑧从此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就重先验而轻经验、重思辨而轻实证，这种传统使哲学家们沉溺于抽象思辨之中而发展出理论理性，更以其理论理性催生资本理性和科技理性，科技理性奠定了西方哲学“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传统，更催生了各种形式科学的产生。毕达哥拉斯早在几千年前就以其作为灵魂的数为基础发展出作为形式科学的数学;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以卓越的二元论架构为基础发展了解析几何;莱布尼茨更以其单子论的伟大构想成功构造出高数;近代思想家更以离散思想发展了数学拓朴。这才仅仅是哲学和数学的关系，自亚里士多德进行学科分类以来，有关哲学催生科学的例子数不胜数，西方世界哲学家同时是科学家的伟人灿若星河。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技术的背靠是科学、科学的背靠是物理学、物理学的背靠是数学、数学的背靠是哲学，而哲学的背靠是宗教神学。西方人将人生的终极背靠交给上帝，而将其主要精力都投入理性思辨之中，这种抽象思辨形成一种演绎体系，这个演绎体系逐渐成为一个编织了几千年的科学技术之网。

二、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要依靠创新

我们看到，正是“六经注我”的学术方法，使中国人不具备创新能力;而没有创新能力，将会使我们在近现代的发展道路上，仅仅局限于模仿西方。我们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而趋于僵化，我们引进西方的经济制度而趋于保守，我们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趋于实用，这样的一种局面将导致我们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部分中国人认识不到这一点，还陶醉于中国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说我们发现“勾股定理”比西方早了五百年，然而，他却没有看到，中国以“勾股定理”为代表的数学虽然在古代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但却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未能发展为形式科学，从而不能为进一步发展做奠基。《周髀算经》在表述勾股定理的时候用了145个文言汉字⑨，而毕达哥拉斯阐述毕达哥拉斯定理只用了一个公式X2+Y2=Z2。很明显，后者是一种形式科学，这种科学发端于对世界的“惊讶”、“闲暇”与“自由”⑩，形成于纯粹的理性思辨，发展于严密的形式逻辑，从而易于形成积累而奠基于具体科学。

这种奠基并非如儒家传统学术一样，后人的发现围着前人的故纸堆打转转。与“我注六经”相反，西方哲学的发展往往是“弑父而生”。就拿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而言，柏拉图首先注意到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并提出了“理念论”;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上代之以“质料形式说”;基督教哲学彻底颠覆了古希腊哲学，但是，正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成为基督教哲学的特洛伊木马，引发了基督教哲学的崩溃瑏瑡，使人类进入启蒙时代。作为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坚信上帝的笛卡尔以其卓越见解整个转换了基督教哲学的主题，而胡塞尔继承了笛卡尔又颠覆了笛卡尔，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又颠覆了胡塞尔，今天海德格尔的后继者又在思辨海德格尔哲学的不完善性。中国哲学对前人的注解在于论证前人的伟大从而为自己的观点做论证，而西方哲学对前人的论证在于批评前人的不足从而推动了哲学的发展，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学术思维方法。我们看到，西方哲学这种传统也深深影响了科学。就物理学而言，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的阐述解释了物体运动的规律并统治人们思想几千年，直到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才予以颠覆，而牛顿的物理学是对伽利略物理学的完善总结，牛顿的物理学号称经典，但它也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爱因斯坦以其相对论给予了断然否定，在爱因斯坦那里，牛顿物理学只适用于中观领域，而相对论适用于宏观领域，微观领域呢?我们今天都知道适用于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由此可见，中国哲学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哲学，尽管我们的哲学家反复的论证它有许多优于西方哲学的地方，然而并不能掩盖其创新能力不足的缺陷，因为它的核心范畴是伦理道德的而非理性思辨的。从某个角度而言，中国哲学实际上是伦理学。所以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没有哲学家，只有一些“实际的世间智者”;中国没有哲学，“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瑏瑣。这种观点也许会深深刺痛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尊，但是毫不客气的讲，正是我们的缺陷，使中国人不能创新、不懂创新、不会创新。我们的文化血管里面没有流淌创新的血液，因此我们在面对所谓的“中等收入危机”这个创新的时代大课题时彷徨失策、无所适从。

然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瑏瑤在学习西方富强的道路上，日本和韩国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到创新的道路，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所有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典范。瑏瑥今天，我们面对的形势也许更加严峻。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瑏瑦我们只有深刻认识到我们传统文化中创新能力不足;才能致力于我们的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陈双泉珏作璧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