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工程哲学作用分析范文

一、资源工程是对自然赋存进行改造和利用的对象性活动

资源工程处于人与自然“关系链”中的最前端,是人类“直面”自然的“环节”。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资源工程活动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一定程度上大大破坏了自然自身的承受力,地质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和大量不可降解的垃圾堆积,使得自然“不堪重负”。自然平衡的破坏必然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可持续发展,对人们的生命健康产生不可逆的严重影响,如农药在粮食生产中的“自然”累积严重影响到食品安全和人们的健康。因此,在工程活动中,如何解决“工程作为直接的生产力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同对自然的“破坏”之间的矛盾,促进人-地(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应是工程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技术哲学专家陈昌曙先生曾提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至少是根本问题之一”。资源工程直接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根本关系两大基本哲学命题。矿产资源工程更是反映着人们对自然(矿藏)的“处理”和“驾驭”,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工程哲学作为21世纪新兴的理论学科,需要且应该研究资源工程,对如何“处理”和“驾驭”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多方面关系进行哲学思考。这有利于我们在各种类型的资源工程活动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供一般性的认识路径。绿色运动、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等活动、理念的提出,以另一种方式诉说人类正在“透支”未来。绿色运动的发生是以“非绿色”为“潜在”逻辑前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的发展理念是在反思以往“不可持续”和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观而提出来的。如果延续以往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美好的未来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新的理念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指导方向———生态文明,它也应成为工程活动的新的工程理念。生态文明能否真正构建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技术是否服从生态原则,即取决于技术的生态原则与效率原则二者的较量。……要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中全面引入生态思想,用生态规律引导和规范技术工艺体系,要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生态化改造,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发展生态技术与生态经济。

二、资源工程应成为工程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工程哲学的发展需要关注和研究资源工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工业是哲学进步的推动力量。恩格斯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绝不像他们(指笛卡尔、黑格尔等哲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恩格斯这一关于工业进步推动哲学前进的思想,明确地肯定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工程技术活动对哲学发展的作用。从哲学发展史来看,相当长的时期内,工程一直是哲学研究对象当中的一片“真空地带”,“工程造物成为哲学领域中迷失的主题”。但20世纪末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21世纪初工程哲学在东西方同时兴起,改变了这种局面,哲学研究开始关注工程。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哲学就不能成为内容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在工业化经济进入“指数增长的工程时代”,资源工程迅速发展和扩张起来,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及其对工业经济的推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认为,资源工程的演化史既是一部人类打开自然之“书”的历史,也是一部“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工程(尤其是资源工程)作为这本“书”中“最容易被感知、最容易理解的部分”,还尚未引起哲学界足够的关注,其缘由是值得深思的,这一现状也需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对于资源工程,以往人们关注的是将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归之为工程技术或经济问题。事实上,它不仅关涉工程技术和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它应成为工程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资源工程活动中存在许多哲学层面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资源工程活动规模的大型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资源工程对自然赋存的改造不仅仅是单一的工程技术问题,还涉及到“自然-工程(或人)-社会”的本质联系,涉及对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问题。

资源工程活动中蕴含着关于资源工程的本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内容,这使资源工程哲学研究成为可能。资源工程活动中关于本质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自然(资源)-人(或工程)-社会”的本质联系。例如,对资源稀缺性与需求激增性矛盾的本质认识,普遍地将资源的稀缺性视作“相对的”,即相对于社会需求的激增而出现的。事实上,自然资源的稀缺是绝对的,不仅体现在时间上因自然演化促使资源的变化,人类总会在某个时限内将之消耗殆尽(不可再生资源尤其可预见这种时限的绝对性);而且体现在空间上矿产资源贮藏量的绝对性(如“矿竭城衰”的铁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自然资源稀缺绝对性的认识,促使我们反思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必须在工程开发方面有“非线性”思维,寻求新的矿藏、提高资源采收与利用率、寻求“替代”资源等是基本途径,但从长远来看,及早依靠科技研究推进资源“替代”才是可持续的。此外,资源工程活动主体企业的本质问题,矿业定位的本质问题都值得探讨,这对矿业和资源开发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创新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一般层面研究自然资源(如矿藏)客观性问题,资源工程知识的生成、发展与传播问题,资源工程开发利用的一般方法论问题(如客观性方法、联系性、发展性等),资源工程的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问题等,应当成为资源工程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资源工程需要工程哲学和工程哲学的智慧。同时,对资源工程的研究也必将影响和丰富工程哲学的具体内容。“工程哲学虽不创造具体的资源开发利用理论和技术,但在二者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下,会对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工程科技、工程师、乃至工程哲学学科,形成一种无形的但有足够深度的渗透性的相互滋养。这种相互的滋养会让资源开发利用更有效、更生态,让工程哲学更丰富、更鲜活!”

三、“四矿”问题是资源工程哲学的重要领域

“四矿”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乎经济和社会的问题,还是一个工程哲学问题。它反映或蕴含着与工程观、价值观、本体论等相关的理论问题和认识内涵。现实的、错综复杂的“四矿”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工程哲学层面,对“四矿”发展中的各方面关系和联系进行本质追问,以寻求有关规律,寻求解决“四矿”问题的理论方法指导和启示。矿业、矿山、矿工、矿城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系统,资源工程活动是“四矿”之间联系与作用的纽带。解决“四矿”问题的关键在于“四矿”关系的相互协调和统筹发展。因为,“‘四矿‘是以矿业为内涵,以矿城为舞台,以矿山为基础,以矿工为最活跃因素的、相互紧密联系的一个系统。”“四矿”问题的实质是“四矿”系统的协调与统筹。从资源工程的特点来看,矿业是因矿产的发现以及资源工程的开发而创生的产业部类,是一类“无上游”的基础性产业,这是由资源的自然属性决定的。以往人们对矿业作为基础性产业的认识,往往是从矿业为其下游产业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等经济社会功能层面来理解的。W•配第、A•费希尔、C•克拉克等人依据经济史提出的三次产业划分,确实反映了产业发展的基本过程。这也是当前我国将之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的理论依据。但“要将其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理论就要慎重对待了”。产业究竟是如何创生和发展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而对产业的划分,离不开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离开了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无法对此作出回答”。有人认为,基于技术与经济关系的产业划分,矿业应属于基础产业,隶属于第一产业的B部类,而不是如当前国民经济产业划分中将之归为第二产业,同制造业并列。实际上,矿业与制造业之间更多的是纵向产业“链”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这种关于矿业基础性产业地位的新认识,可以为我国矿业结构调整、机制体制创新、相关政策环境建设等方面提供认识论依据。矿业“无上游”的基础性地位,使得矿业的发展成为一个“单向度”的历史过程。矿业的发展受到矿储量、资源工程开发速度、规模与程度等因素的限制与制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矿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相对的,是受限的。根据国际上矿业发展经验,增加资源勘探,寻求新的矿产资源,是延长矿业“生命周期”的一种途径。另一种途径是,在现有资源工程开发中,依靠技术、管理以及体制机制创新,提高资源采收率和利用率。

大庆油田自“二次创业”以来的战略和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前我国矿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合理”指合规律性、有计划性、勘探与开发利用的理性,“有效”则在于提高效率、更加适用和不断创新。对矿山企业的本质认识有助于深层次地看待矿山企业的发展问题。从工程哲学层面来看,矿山企业是负载广义价值的社会主体,是一个“功能”的集合体,而不仅仅是经济“单元”。正如李伯聪教授所说,企业不仅是创造经济价值的主体,还是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环境价值、伦理价值等广义价值的主体。从广义价值主体意义上的企业本质来看“四矿”关系,现代矿山企业在矿业发展中具有广义价值的“细胞”功能,而不仅仅是具有生产功能;不仅仅有对矿工的吸纳和保障功能,还具有激发矿工创造力的功能;不仅仅是促进矿城发展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主角”,更是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生产等多元功能的集合体。在“四矿”关系中,“矿”与“城”之间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关系需要加以厘清。总体上,“矿”、“城”之间既要适当分离,也要相互“依存”。“分离”在于对以往二者在空间布局、体制管理等方面的交互错位进行必要的剥离。存在的“依存”关系包括:矿山企业的部分社会职能(如社会保障的统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依赖矿城的统筹;矿山与矿城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二者在生态保护上有着共同的责任与义务。矿工是资源工程活动中的操作者、实践者,是矿山企业广义价值的创造者(经济效益)、传播者(企业精神)以及坚守者(企业责任与伦理)。但同时他们也是工程共同体中的弱势群体,是矿城转型中利益和思想受冲击最大的群体。如何很好地解决因矿城转型中大量的矿工分流、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激发矿工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创造力,而不致成为矿城持续发展中的“累赘”,将是“四矿”问题的焦点。矿城是“四矿”问题的“承载主体”,也是解决“四矿”问题的“主战场”。矿业城市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具有特殊的演化进程,具有特殊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矿山企业的文化对矿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矿城作为承载“四矿”问题的“主体”,不仅要通过政府的行政主导和经济因素来寻求解决“四矿”问题的途径,也要从文化因素中寻求解决“四矿”问题的精神动力。

作者：蔡乾和尹文娟单位：河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