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论文范文

一、战时研究生教育发展

1．留学教育政策的紧缩抗战开始后，受国际环境影响和外汇匮乏制约，国民政府在留学教育方面采取的态度更为审慎。1938年6月，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制定了《限制留学暂行办法》，明确严格审批出国留学。例如，专科学校毕业者须继续研究或服务四年以上并著有成绩者方能出国，且研究科目一律以“军、工、理、医各科中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9］。在如此严苛条件限制下，留学生数量急剧减少，当年出国者仅有92人。1939年4月，行政院直接出台《修正限制留学办法》，再次提高留学的门槛。该法规重申，公费生除军、工、理、医中急需各科外，“一律暂缓选派”，而“自费留学生除得有国外奖学金或其他外汇补助费，足以留学期间全部费用无须请购外汇者外，一律暂缓出国”［10］。1939、1940和1941年留学生人数分别降至65人、86人和57人。对出国留学的限制是根据战时形势和抗战需要而制定的一种不得已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少具有研究潜能的大学生出国深造的机会减少。抗战建国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出国进修的途径受阻后，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将求学深造的目光转向国内大学研究所。“大学毕业生不能不以研究院为进学之阶，政府亦以研究院为培养专门人才之所”［11］，这为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2．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具体政策1938年4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研究院所“为创造发明整理学术之机关，纯粹学术与应用学术之创造发明，应顾及国家需要，分别缓急先后”［12］。面对抗战的特殊环境，国民政府对研究院予以重新定位，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统一，强调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同时，该纲要还明确了各学科研究的重点及目标。“对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对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需要”；“对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一切适合国情”。这些规定重新确定了抗战时期研究生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的总指导方针，开启了研究生教育的新转变。随后，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创办研究院所，恢复招收研究生。“拨给经费，就设备人才较优之国立大学，酌量增设各种研究所，同时并协助原有研究院所恢复招生。”［13］同时，政府还对继续深造的本科毕业生予以经济支持。1939年6月，教育部公布了《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新修订的规程针对抗战时期的实际，对战前颁布的《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进行了部分修正，使其成为指导战时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纲领。此次修订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将“研究生不得兼任校内职务”改为“研究生不得兼任校内职务，但助教不在此限”［14］。也就是说，它重在解决在校教师攻读研究生的问题，这既有利于解决高校青年教师“工学矛盾”，稳定师资队伍、提高师资质量，也有利于扩大研究生教育的生源。同时，为保证培养质量，教育部在《助教兼作研究生办法》中对助教研究生作出明确要求：（1）须经研究院所入学考试及格及各种学期学年考试；（2）研究期限须在三年以上；（3）应读学分及论文研究须与普通研究生同。［15］11月，教育部再次强调：“国立各大学原设有研究院所者，除令充实外，近并令人才设备较优之各校，增设研究所，由部酌给各校补助费用，统令于本年度开始招收新生”［16］，继续支持各高校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同时，政府还加大了对研究生教育的资金投入，为使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规定其主要用于各研究院所增添设备。“电机、机械、土木、矿冶、农林植物、土壤、化学、物理等学部每部补助3000元；中国文学、史学、数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史地、经济、农艺等学部每部补助2000元。以上补助前一类16单位，后一类14单位，共补助费76000元。”［17］同时，教育部还规定：“为奖励研究所学生起见，每学部并由部给予研究生生活费5名，每名每年400元。学部之其他研究生，并令各校自行筹给津贴。”［18］1940年大后方物价飞涨，不仅对研究院所的正常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且还严重地影响到师生的基本生活，部分学生因经济困难不得不中途退学。为减少经济因素对研究生培养的影响，国民政府提高了补助标准：“对于研究院所补助费，亦酌予提高，按学科性质每学部发给3万元或4万元，指定作充实设备主研究材料之用。对于研究生生活费亦予增加，定为每名每年1200元，以期增加学生，从事研究。”［19］随着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与此相应的学位制度问题被提到议程，以为其实践提供制度上的依据和保障。1940年7月，作为抗战时期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学术审议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将“审核各研究院所研究生之学士及硕士学位授予暨博士学位候选人之资格事项”［20］作为重要职责之一，并制订了有关研究生学位授予的系列制度。研究生学位授予权由各校集中到中央教育部，一改以往各校自行授予学位的混乱状况，这对统一培养标准、规范学位授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进一步鼓励国人对学位制度的重视，教育部“申明本国大学研究所之硕士学位资格，与国外大学学位相等；硕士论文由部统筹印刷，以提高本国硕士学位之地位”［21］，希望通过提高硕士学位“含金量”，增强其吸引力，以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研究生教育渐入佳境，教育部又对研究生教育学籍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投考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生，应交验经教育部验印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证明书；研究生入学注册与本大学本科学生同；研究生在研究期内，不得转入其他研究院所，亦不得转移学部；研究生中途停止研究者，不给证明文件。”［22］从1943年度起，教育部颁布《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开始实施新的助学制度。其中对于“甲种公费生；免学膳食，并得分别补助其它费用”，而“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新旧研究生，一律比照甲种公费生办理”［23］。同时，除享受公费待遇外，成绩优异的研究生还可以获得津贴和奖学金。至此，研究生教育的各项政策及管理举措基本定型，后来亦无大的变化。

二、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截至1936年年底，全国有11所大学设立了3个研究院、24个研究所，共39个学部（见表1），研究生数达到39人，这既是中国近代开始研究生教育以来培养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事业基础。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渐进佳境的研究生教育受到严重破坏。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我国研究生教育从招生恢复到规模扩大，从专业发展到学科均衡，从培养方式转变到人才质量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调整阶段（1937－1939年）日军入侵，使得高校都处于颠沛流离之中，研究生教育的正常发展进程受阻，大多数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未能继续进行，招考中断，在读学生不得不中止学习或暂时休学。到1937年底，全国大学研究所减至18个，研究生数仅23人。内迁结束后，各高校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研究生教育被提到议事日程。尽管仍然面临着环境、设备、经费等重重困难，教育部及各高校仍然重视研究生教育工作。教育部采取划拨经费等措施，鼓励人才和设备较好的国立大学适量增设研究所和学部，并恢复招生。各高校也积极谋划研究院所的恢复与重建。例如，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即考虑规划研究院的成立问题。1938年年底，中央大学研究院正式挂牌。该校是战后率先恢复研究生教育的高校。研究院下设理科、农科、法科、工科、师范5个研究所，共7个学部，由时任校长罗家伦兼任院长。随后，该校组织了23人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制定招考政策和录取标准，着手恢复招考工作。同年7月，新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奉教育部令开始筹备师范科研究所和医科研究所，以壮大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力量。至12月底，师范科研究所筹备完成并开始工作，李建勋任师范研究所主任。由于身处南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对中山大学的影响有限。一方面，研究院的师生们积极支持抗战。11月24日，研究生同学会就通电全国，号召大家起来一起对日作战，表示“同人等虽鲁钝，亦愿放弃研究室生活，肩枪荷弹，饮马‘云中’，为我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作前驱也”［24］。另一方面，研究生培养正常进行。7月，文科研究生随导师赴云南、广西考察瑶族等的生活与文化。当月，学校还举行了首届12名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仪式。随后，该校还组织了1937年度的招生工作，9月1日至3日，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同时开考。截止1938年年底，全国创建或恢复的大学研究所数达23个，已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在校研究生数已由1936年的75人下降至1938年的13人，下降幅度达82．7％，研究生教育跌入低谷。虽然研究生教育恢复缓慢，但它使得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传统得以延续，为抗战期间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保留了元气，影响深远。

2．发展壮大阶段（1939－1942年）在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调整和规范下，研究生教育开始步入正轨，发展加速。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7月，西南联大举行会议，经议决“暂不举办研究院，由三校就现有教师设备并依分工合作原则酌行恢复研究所、部”［25］。北京大学率先颁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办法》，恢复办理研究院，院长由校长蒋梦麟兼任。研究院下设理科、文科和法科研究所，各所主任由各学院院长兼任。随后，研究院相继颁布《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暂行办法》、《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复学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研究生复学工作。“凡本校文科研究所因故中止研究，或休学不满两年者，得依本办法请求复学。”［26］几乎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第24次校务会议通过了“关于续办研究院的决议”，随后公布了研究生复学名单。各高校所属研究院所还着手恢复招收新生工作。7月，《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办法》，使停顿两年之久的研究生招考工作再次步入正规。研究生招生的恢复，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申报》曾予报道：“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七七事变’后，即行停顿，规定下年度起恢复工作，并开始招考研究生十名，科目分史学、语言学、中国文学、考古、人类学五部分，修业期限两年。”［27］8月25日，该报再次报道了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名单。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恢复和招生，时任所长傅斯年事必躬亲，呕心沥血，几近焦头烂额。1940年8月14日，他给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去信时谈到：“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我自求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8月，清华大学也公布了招考广告，招收研究生。9月22日，清华大学文、理科研究所招考录取名单张榜公布，共录取研究生7名。随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亦于1939年秋在重庆开始招收研究生。1939年秋，中央大学首次以研究院名义正式招生，并增设法、工、师范三科研究所。当年在校研究生达13人。同年8月，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和理科研究所数学部正式成立，作为该校创办研究院的先导。9月，开始招收研究生，首批录取7人。武汉大学法科、工科研究所也在乐山、重庆两地招考研究生。中山大学也扩充研究生名额。为更好地指导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教育部明确地规定了设置研究所、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原则和途径：（1）充实原设学部：“原有研究所各学部切实办理，并增加补助费，并充实其设备及研究需要”；（2）增设必需之学部：“甚有需要之学科而国内无该项学部，或虽有该项学部而数量不敷者，就对于该科系有成绩之若干学校设置之”；（3）扶植优良之学校：“成绩优良之学校，准其增设学部，俾其研究所与大学本部互相配合，而收相得益彰之效”［29］。可见，经过几年的探索，研究生教育发展政策与举措更加具体。截止1941年，全国已有36个研究所，64个学部（见表2）。与1937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倍和3倍。在校研究生数已达333人，是1937年的17倍。就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而论，研究生教育能取得如此迅速发展，这种速度无疑是惊人的，也实属不易！

3．巩固提升阶段（1942―1945年）1942年，研究生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教育部核准筹设研究学部之大学计有国立中央大学等10校，共13单位”［30］，同济大学、湖南大学、东北大学、上海医学院等都开始招收研究生，且医科研究所设置较多。经过几年的发展，综合实力较强的公私立大学都开始从事研究生的培养，全国已有20所高校建立起44个研究所，75个学部，在校研究生人数已有相当数量。若进一步扩张规模，必会受到师资、设备等条件的限制。随着抗战局势的转变，出国留学的限制也开始松动。针对这种状况，教育部及时调整政策，将稳定规模、提升质量作为此时研究生教育的重心。（1）集中人力物力，积极充实原有各研究院所；（2）已设置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学部，不再增设；（3）有特殊需要而尚未设置的学部，可斟酌实际情形，指定设备及师资优良的大学创设。可见，在前期积极恢复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基础上，考虑到当时各方面条件，教育部已对研究院所及学部的设立相当谨慎，采取了“紧缩”的政策，以着力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例如，1942年底，浙江大学曾致函教育部，请求增设研究所及学部。教育部明确回复，全国各大学共有“研究学部七十五单位，且重要学部均已具备”，决定“不得增设任何研究学部”［31］。1943年前后，研究生教育达到巅峰（见表3），此后进入相对平稳阶段。1945年战争结束，全国研究所49个，学部90个，与1937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1个和67个；在校研究生人数连续三年突破400人的规模，呈现扩大趋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中央大学为例，研究院设7所23学部，1943至1945年分别招收研究生44、51和59名；1945年在校研究生人数达116人，成为发展研究生教育规模最大的高校。在私立大学方面，金陵大学形成“三所六部”的研究生培养格局，整体规模列私立大学首位，相较与许多公立大学亦不逊色。从1939至1946年，该校毕业研究生达61人。

三、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特色探析

我国研究生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30年代步入良性和规范化发展轨道。抗日战争时期，研究生教育不仅能连续发展，而且还能根据特殊的战争环境，结合高校所属地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了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发展模式，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借鉴。

1．呈现制度化的发展在烽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各高校克服重重困难，在招考、培养和授予学位三个环节中，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研究生教育，体现出制度化的发展特征。从招考上看，有一系列明确的要求。各大学研究院所根据《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的要求，对研究生报考资格、考试方式以及考试内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以北京大学为例，其颁布的招考办法对招生名额、报考资格、考试程序、考试科目、修业期限、待遇、报考时间和考试时间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已具现代研究生招生简章的雏形。此外，各研究所还对报考者的专业背景也做了要求。如金陵大学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要求报考者为农科或者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毕业生；农艺学部要求报考者为农学或生物学系毕业生；园艺学部要求报考者为农学毕业生。可见，这些规定对规范招考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研究所招考都组织入学考试。考试科目通常由公共课和专业课所组成。公共课往往由学校统一命题，主要包括国文和外文两科。专业课则由各专业导师自主命题，主要考察学科基础知识。例如，北大、清华的数学专业入学考试是《分析数学》、《几何》、《高等代数》等，命题人分别是江泽涵、陈省身和华罗庚。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部专业课是《逻辑》、《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命题人是金岳霖和冯友兰。金陵大学史学部的专业课包括《中国史（通史及断代史）》和《西洋史》两大核心部分。化学部则由《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等4门课程组成。除笔试外，口试考核也是重要一环。例如，北大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等组成口试考核组。任继愈是该所在抗战时期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中的一位。他曾回忆到，当时史学组导师陈寅恪先生在昆明主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口试……对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历史各专业考生耳提面命，环连线索、启发点拨，为甄选最优作用极大。获选者喜不自胜，落选者亦受益匪浅。从培养上看，有一套严格的规定。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大多实行学分制，除助教研究生外，通常学习年限为两学年。第一学年的主要任务是课程学习。研究生围绕必修课、选修课和基础实习课进行学习，以获得相应的学分。其次是围绕着专题查阅资料、做读书笔记或是社会调查、实验操作等，以切实提升研究能力；最后在在导师指导下确定论文题目。第二学年主要是论文写作和审查。论文撰写完毕，还须送给校内外专家审阅。各学校还聘请各领域的校内外专家，举行学术讲座和讨论会，以扩大研究生的视野。同时，各导师还带领研究生参与到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中，以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从授予学位上看，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后，研究生就要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学校依法成立由该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考试委员会。随后，各高校要向教育部提交考试委员会名单及研究生的学籍档案等材料。审核通过，方可进行学位考试。硕士学位考试包括论文考试和学科考试。其中，论文考试成绩占60％、学科考试成绩占40％。考试通过后，该生可称为硕士学位候选人。学校再次将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报告书、研究期满成绩表、考试试卷、论文等提交教育部审核。教育部审核通过后，方可授予学位。

2．体现时代特点，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抗战期间，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应用性色彩明显加剧。同时，抗战建国对高层次、紧缺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研究生教育发展适应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求，在研究所及学部设置上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从表4来看，抗战时期各科研究所的数量均有增加，但增长幅度则有差异。理、工、农、医等实科类研究所增长迅速，1935年仅7个，占研究所总量的47％；1941年有19个，占53％；1946年增至29个，占57％。尤其是医科研究所增幅最明显，1938年起仅有1个，而到1946年就有8个；工科研究所战前仅有北洋工学院、武汉大学设置的2个，到1946年则有7个。同时，文类研究所数量也在增加，但所占比例反而下降。1935年文、法、教育和商等研究所共有8个，占总量的53％；1941年有17个，占47％；1946年有22个，占43％。从学部来看，理科、医科研究所的学部数增长最多，商科、教育科研究所的学部数增长缓慢。抗战前，医科研究所学部数为“零”，排在末位。至1946年，医科研究所已设置13个学部，跻身于各科研究所学部数的前三位。同时，文科研究所在抗战期间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在抗战期间均创设了文科专业，使得文科研究生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究其原因，抗战期间，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为凝聚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更为抗战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相关高校都非常重视文科研究所文史学科的建设及人才培养，促进了文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3．采取专业式的培养模式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模仿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研究生教育创立初期，培养模式主要仿照德国和日本，以学徒式为主，即注重学生独立的科学研究，而不重视系统课程的学习和学分的积得。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英、美的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开始影响中国。抗战期间，专业式培养模式已基本定型，其最主要特征是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包括了修习课程、积累学分、研究专题、撰写论文、参加答辩和授予学位等较为严格的程序和环节。各研究所都专门制定了相对系统的培养计划，通过课程学习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及最新研究动态。除要修满规定学分外，研究生还要从事专题研究，以培养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专题研究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需制订出研究的方法、步骤与进度，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明确指出，专题研究坚持“学理与实用两项兼重，务期学生于毕业后对于经济学之基本与专科，皆有相当造诣，而能作独立之研究工作”。最后是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各高校对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相当重视，各个环节都严格操作，决不因战乱而压缩程序走走过场。英美专业式的培养模式之所以盛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留美学成归国的学生把美国当时盛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引入我国，并在实践中推广。二是由抗战时期对人才的需求所决定。英美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重视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讲授学程之目的，在使研究生有充分之学术之基础，俾能正确应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学生广泛吸取各个教师的长处，拓宽视野和思路，为科研积累坚实的知识基础，更符合当时对人才的需求。抗战时期的研究生教育的开展，使得历经60余年探索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体制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探索和高层人才培养历程未被中断，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得学术薪火得以相传、存续不绝，并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同时，从事研究生教育的各高校，高瞻远瞩，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栋梁，并成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作者：郑刚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