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刻刻小说到电影艺术演变范文

关于文学作品与电影改编两者关系的探讨，自电影诞生以来就未曾间断。文学与电影，虽然有着相似的内核，往往又因各自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被放在一起进行优劣比较。著名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曾表示“事实上确有可能把一部小说的题材、故事和情节改编成一部完美的舞台剧本或电影剧本”［1］。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叙事艺术，在美学及叙事上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例如，虚拟类文学的三大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对于电影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文学创作是基于现实的人类生活，从而营造高于生活的审美情趣，并塑造超越现实的理想品格;电影艺术亦从现实出发，展现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激发观众对于各类话题的思考。也正是基于这些共性，才有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可能。但这两种艺术形式又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文学以文字为媒介，借助读者的想象与联想来达到作者所预期的效果。文字符号所传达的信息是间接的，相对而言是抽象的，需要读者花费脑力来进行破译和消化。而电影艺术则是通过画面、声音等这类具体的、动态的媒介，直接冲击感官，引发观众的思考。诚如安德烈?勒文孙所说，“在电影里，人们从形象中获得思想;在文学中，人们通过思考获得形象”［2］。人们在欣赏文学和电影时会有不同的艺术体验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相较而言，文学更需要读者专注的参与和主动的投入，而电影会更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抓住其注意力。此外，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在表现人的思维活动和感情世界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电影可利用其强烈又直接的影像和声音，充分调动观众的视觉、听觉等官能，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引起共鸣。《时时刻刻》(TheHours)是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Cunningham，1952－)的作品。1998年，这部小说一经发表便得到了文学批评界的普遍好评，被《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报刊评为1998年度最佳小说，并获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奖以及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该小说是对英国著名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著名意识流作品《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1925)的“戏仿”(parody)。坎宁安不仅在写作中模仿了伍尔夫所擅长的“意识流”叙事风格，并且与《达洛维夫人》一样，《时时刻刻》也围绕着角色某一天的生活展开。作品的主要角色之一克莱丽莎(ClarissaVaughan)，与达洛维夫人虽然姓氏不同，但是本名都叫克莱丽莎，因而被朋友理查德戏称为“达洛维夫人”。《时时刻刻》的主题也深受《达洛维夫人》的影响，涉及生命、死亡、女性主义、同性之爱、心理疾病等众多话题。《时时刻刻》的书名其实也来自于《达洛维夫人》一书的曾用名。2002年底，这部小说被改编后搬上银幕，由妮可?基德曼(NicoleKidman)、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Streep)及朱莉安?摩尔(JulianneMoore)联袂主演。深刻领会原著精髓改编而成的电影《时时刻刻》也大获好评，斩获2003年奥斯卡、金球奖及英国学院奖，并获得了各个奖项的多项提名。无疑，在内容上，无论作为小说还是电影，《时时刻刻》都成功地描绘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三个女人某一天的生活。一个是1923年居住在伦敦郊区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刚从严重的神经衰弱中恢复过来的她，听从丈夫的安排来到里士满的小乡村，一边休养一边开始创作《达洛维夫人》。这天姐姐凡妮莎过来探望她，并陪她度过了一个下午。另一个角色劳拉?布朗则生活在1949年的洛杉矶，她是《达洛维夫人》的一名读者。这天是她丈夫的生日，她和儿子准备做一个生日蛋糕为丈夫庆生。女邻居意外造访，劳拉经历了思想上的变化，倒掉了蛋糕，送走了儿子，并准备在一间旅馆中自杀。最终因为一个水漫房间的梦境使她改变了主意，回到家为丈夫准备生日晚宴。第三个角色是20世纪末生活在纽约的女编辑克莱丽莎。这天她和达洛维夫人一样，出门买花，准备举行一个派对，庆祝身患艾滋病的前男友理查德获得一项重要的文学奖项。理查德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并不想参加派对，之后更当着克莱丽莎的面从窗口跳下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三个时空交错、看似毫无关联的处于不同时代的女性，因为小说《达洛维夫人》而联系在一起。在她们生命的某一天，各自经历了困顿和挣扎，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和生活的重新思考而获得了全新的认识。这是作品在内容方面取胜的重要因素。而在艺术表现方面，作为文学作品的《时时刻刻》与由此改编而成电影的《时时刻刻》存在着什么样关系呢?《时时刻刻》如何完成由文学文本到电影的艺术转换呢?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镜像(Reflection)

镜像，顾名思义，在光学上指物体通过镜面反射形成的像。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将基于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看作是原著通过大银幕展现形成的“镜像”。改编后的电影往往呈现与原著几乎一致的故事脉络，涵盖原著所涉及的多数主要人物，甚至将原著的精神内核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文学原著对于电影而言，正是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构思精巧、人物丰满、立意深远且稍加改编便可适用于荧屏的创作母本。没有文学原著也就无所谓电影改编，和光学上的源物体类似，文学作品是电影创作灵感和创作欲望的源泉。而在导演和编剧们将文学作品确立为创作母本的同时，原作的作者和读者也会对电影作品有一定诉求，也就是常见的关于是否忠于原著的讨论。虽然学界对于改编后的电影是否一定要忠于原著看法不一，但不可否认对原著的忠实性是评价电影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也因此，导演们会试图还原原著中的人物、情节、场景、氛围以及思想，以期用影像再现原著的风貌。电影《时时刻刻》恰可作为忠实于原著的一个改编典范。从人物塑造、情节铺陈到场景和基调的设置，电影《时时刻刻》无一例外地与原著保持着和谐一致，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精确的再现。在小说中，坎宁安运用自己细腻的笔触带领读者进入伍尔夫波光粼粼的意识深处，体会这个备受精神疾病困扰的天才女作家对于人生人性的各种感悟，并揣度最后将其自身引向自杀这一结局的心理因素。原作中那个困顿、挣扎、无所适从的伍尔夫，经妮可?基德曼的出色演绎，完美投射到了大银幕上。她的目光冷峻锋利，却并不时常掷向旁人，只是低垂着或空泛地投向远处，似乎始终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还有她写作时搬过写字板的利落，低头写字时的专注以及手握笔时不断的颤抖和僵硬———开场不过几个特写镜头，其精彩表演已经将原文中伍尔夫的敏感、脆弱、孤傲又神经质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惟妙惟肖。甚至对小说中着笔不多的一些象征性符号，导演也格外予以注意。“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意象。传统观念认为女性角色美貌温婉，生动可人，然而除起到点缀作用外便无足轻重，缺乏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因而在男权社会中只能处于附庸地位。女人之所以爱花，或许也在于她们感觉与花同病相怜的无奈。坎宁安笔下常不经意提及“花”这个意象。无论是隔壁老妇人窗台上的天竺葵和蒲公英，还是无数蜻蜓盘旋其上的香蒲和水晶兰，无论是花店里令人应接不暇的兰花和风信子，还是劳拉一早收到的玫瑰，这些花都不过是大布景中的小配角。此外，文中对于三个角色的描述都涉及“买花”这一举动。伍尔夫拿笔写下的《达洛维夫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达洛维夫人说她要自己亲自去买花”［3］。劳拉在丈夫生日这天收到丈夫一早起来给她买的玫瑰花，劳拉却并不领情。这天是丈夫的生日，她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包括自己去买花。而现代的“达洛维夫人”克莱丽莎一早就为举办派对出门买花，她已经有能力自己筹办一切，也在这种琐碎的忙碌中找到了价值和快乐。“买花”这一普通人的举动，对于这三个处于不同时代的女人而言，已经被赋予了女性独立以及自主意识觉醒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一般的电影中，花很容易作为背景中的一部分被忽视，而在《时时刻刻》中，在给背景的长镜头中会特意切到花束并给予特写。对于买花这样的行为以及相关台词，导演也给予了特定的表现场景。《时时刻刻》将原著还原到细节的努力受到很多观众和影评人的赞赏，被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史蒂芬?赫尔登赞为“忠实得令人惊叹的电影改编”。

2．诠释(Interpretation)

虽然说电影改编可看作是文学作品投射在大银幕上的镜像，但文学作品与电影改编之间却并非是一对一的完全对等关系。如前所述，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基础扎实的创作母本，其自身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即便基于同样的故事情节、关键人物和社会背景，由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导演进行改编，也将产生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影视作品。正所谓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便从同一母本出发也能衍生出不同的理解，这与导演自身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等的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电影改编最后所呈现的无非是编剧、导演及演员对于文学作品的个人诠释。导演对于影片基调的定位、故事情节的取舍、人物形象的塑造、关键场景的处理，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倾向，会加入自己对原著的理解。例如，不同导演对于同一作品的主题会进行不同程度的简化，或在详略安排上保留自己的想法。电影艺术作为一项大众艺术又与商业挂钩，需要迎合并兼顾各个层次的观众的品味。而文学作品往往兼收并蓄，立意深远，表现手法与目的主旨不一而足。那么，这就要求电影改编在原作的基础上将主题明确化、简单化。“原著主题无论是单义的还是多义的，在影视剧改编中，改编者必须首先明确地赋予未来的影视剧一个简洁明晰的主题”［4］。小说《时时刻刻》涵盖甚广，牵涉到生命的意义、生死的选择、同性之爱、女性主义、女性自主意识、自我认知等众多主题。任一主题都可大幅展开，衍生出人物丰满、极具张力的故事。而具体到影视作品中，导演需要确立一个比较单一的、能吸引大众又能发人深省、同时不违背原作精神的主题。《时时刻刻》的导演根据自己的理解，最终将生与死的探讨定为电影的最大主题，这无疑是十分明智的选择。而同性之爱和女性主义等虽未作为主要话题进行表现，也通过情节的推进和演员们的表演进行补足，并作为影片的重要支撑得以反映。

3．再创造(Re－creation)

文学转化成电影究其核心是文字和影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之间的转换，包含着异常繁复的信息处理过程，这个过程不仅需要导演运用镜头展示和诠释原著，也需要导演基于原著的再创造。法国导演马赛?莱比耶(MarcelL’herbier)认为，“图像无法完全忠实地反映文字，这显而易见。我们站在镜头的后面，需要时不时地进行创造，从而用镜头捕捉到能够替代文字的图像。”［5］文字能够表现的范围和效果与声音图像所能够达到的可能存在重合之处，亦有各自所独有的部分。克拉考尔认为电影和小说各有侧重，电影是物质的连续，而“小说的世界主要是一种精神的连续”［6］。尽管小说中也常出现对实体的描绘，例如外貌、物体、风景等，但它其实更善于直接深入表现人物内心，表现人的情绪、思维、心理冲突。所以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常常面临无法用图像精确还原文字的困境，尽管有“忠实原著文字语言”的“描红式”改编，即充满画外音的电影改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受到原著形式束缚所拍出来的电影往往难逃枯燥干瘪、索然无味的命运。而成功的电影改编往往从原著中汲取其最需要的部分，包括故事架构、人物特点和主旨立意等，然后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改编，例如增加情节的戏剧效果、将心理描写外放至对话和动作等形式，使文本更加利于银幕表现。作为后现代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时时刻刻》模仿伍尔夫意识流的叙事风格，将笔墨集中在对几个主要角色的心理描写上。伍尔夫遭受着精神崩溃的折磨，丈夫和她一起移居乡村，和仆人一起监视她的一举一动，生怕她重蹈覆辙。对于这一切，伍尔夫了然于心却无从抱怨。她的姐姐带孩子一块儿来看望她，大多时候她也只是静默。她内心所经历的害怕、苦闷和无助只存在于她的思想活动中。要将伍尔夫的心理精准地传达给观众对于导演和演员都是不小的挑战。过多使用画外音或独白不仅不能充分体现她的落寞与挣扎，反倒会削弱原本期待出现的效果。所以，电影《时时刻刻》选择增加许多原著中没有的对话，将很多内心活动外化成角色之间的对话，不仅能充分表达角色的情感，也艺术性地加强了电影中的戏剧冲突。伍尔夫在与姐姐告别之后，只身来到火车站，打算逃回伦敦的那幕，小说中伍尔夫的心理活动非常激烈，但与丈夫莱纳德的对话却很平静，也没有明确表达自己希望回伦敦的原因。但影片中基德曼饰演的伍尔夫，在丈夫追来阻止时，情绪起伏很大几近崩溃，俩人之间出现激烈的对峙场面。莱纳德声嘶力竭地告诉弗吉尼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是希望她能康复，是出于对她的爱，是害怕她再伤害自己。因为她“有病史”还“自杀过两次”。而弗吉尼亚也无法自持，自白道:“我的生活被偷走了。我住在一个我不想住的镇上，我过着一种我不想过的生活。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挣扎，深深的黑暗，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选择不住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郊区，而是混乱喧闹的都市。这是我的选择。即使是最卑微的病人，也应该允许她能对自己的药方有一定发言权……你不能通过逃避生活来寻求平静。”［7］这一段新增的对话不仅交代了丈夫莱纳德监视伍尔夫并搬家到里士满以及造成伍尔夫心理状态的背景因素，也充分体现了伍尔夫所感受到的压抑和桎梏已不堪忍受以及她对于自由的强烈渴望。原著小说中伍尔夫内心的斗争与挣扎通过剧中人物歇斯底里的怒吼和眼中带泪的陈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同时也强化了戏剧效果，增加了电影的可看性。

4．互补互利(Complement)

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叙事和表意方面各有所长。关于两者关系的讨论一直无法避免掉入比较两者优劣的窠臼。不少改编理论认为，文学具有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所无法企及的高度。文学能够传达的思想深度和广度是电影难以匹敌的。电影过度在意制造视觉刺激，吸引大众眼球，又因自身的局限无法深入探讨人的内心。也有人声称他们意识到了文字的局限性，看到了电影的潜力，认为电影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文学作品的不足。这样的讨论必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过分讨论孰优孰劣其实并无意义。若能让文学与电影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在其擅长的领域内充分发挥各自独有的特点，必能达到互补互利的双赢效果。毫无疑问，文学作品是不少影视作品灵感的来源，创作的根本。而优秀的电影改编不仅能够忠实反映原著的风貌再现原著的精神，能够充分体现导演的个人意志和演员的精湛演技，也能够通过这种调动视觉与听觉的艺术形式弥补文字的遗憾，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小说《时时刻刻》围绕着三个主要角色由三条故事主线构成。小说在三条故事主线中来回切换，以“伍尔夫夫人”、“布朗太太”、“达洛维夫人”为小节标题，通过独立的章节来交代各个角色在不同时间的不同经历和她们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这种时空交错、碎片式的叙述方式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色之一，它既巧妙也别具一格，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阅读体验。但这对电影叙事则构成不小的挑战。这样在不同角色不同故事线间的自由转换，处理不当的话，很有可能让观众觉得不知所云，失去继续往下看的兴趣。在《时时刻刻》的开场几分钟，影片导演非常聪明地抓住了三个角色间的共同点，譬如她们躺在床上的睡姿、醒来后迷茫的表情、洗脸时在镜前的审度、室内鲜花的摆放等等，运用平行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和流畅如水的背景配乐，成功地解决了时空转换的问题，并把三个角色的大概背景向观众交代清楚。影片画面的色彩配合与适时出现的电影配乐，都有助于消除时空的巨大差异，使电影的镜头剪辑显得连贯自然。仅这点来说，电影甚至超越了原著本身。

文学创作的繁荣无疑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资源宝库，汇集了古今中外各位名家的创作精华。电影作为20世纪新兴的艺术形式，不仅能够把文学作为现成的资源，也能够从文学创作中获得不少拍摄方式的启发。相应地，优秀的电影改编能够将“曲高和寡”的文学所希望传达的思想和理念，用更为直接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反过来也能提高文学的关注度，促进文学价值的传播。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同服务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