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学科建设实践论文(共8篇)范文

第一篇：学科评估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一、我校学科评估情况

第三轮学科评估开展以来，我校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等3个一级学科参评。其中中医学学科全国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高校有16所参评，还有部分具有“博士二级”授权和硕士授权的高校参加了评估，参评高校共计26所。我校中医学学科排名第一，学科整体水平得分93分;中西医结合学科在全国高校中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单位本次参评18个，具有“博士点”授权的单位本次参评7个，其中我校西医学科排名第一，学科整体水平得分89分;中药学学科在全国高校中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单位本次参评18个，具有“博士点”授权的单位本次参评7个，还有3个具有“硕士一级”授权和8个具有“硕士点”授权的单位也参加了本次评估，参评高校共36所。我校中药学科位排名第三，学科整体水平得分84分。新的学科评估结果显示，我校继续保持了3个一级学科的总体领先地位，各学科整体水平得分均有上升，体现了近年来我校学科建设的成效。

二、新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对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轮学科评估突出“质量、成效、特色”的指标评价体系，倡导新的“学科评价质量文化”，使我们对之前的学科建设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深入地了解我校学科建设的现状，反思其不足之处，为今后学科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明确目标和方向。

1．学科建设将更加注重高水平、标志性、辐射力强的科研成果。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学术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声誉等方面，这表明一个学科能否成为重点学科，主要看该学科从事科研人员的结构及科研成果是否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性措施即是科学研究。大学科研活动是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过程的集中表现，其科研水平通常成为判断该校学科建设实力的重要指标。而第三轮学科评估强调质量，淡化规模，采用多项代表性指标代替总量指标，同时对规模指标设置数量上限。在统计各学科科研论文、科研获奖等内容时，较以往更加注重标志性的成果，数量的影响因素逐渐淡化，质量的重要性日趋明显。例如学术论文评价得分要看申请单位推荐的最能代表该学科发展水平的相同篇数(各学科有所不同)论文的情况来确定，数量与得分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本轮评估首次采用“定量与定性、质量与数量、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多维度学术论文评价”方法，不再以“SCI论文数”单一指标评价学术论文。SCI(科学引文索引)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其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综合性检索刊物。南京大学率先将SCI引入考核体系，随后被视为中国学术科研界评价科学家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将论文“他引次数”及“ESI高被引论文数”与最新发表的高水平期刊论文纳入评价指标，创立了学术论文评价的新质量文化，这也提示我们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更加注重高水平、标志性成果的提炼，而不是单纯数量的堆砌。

2．学科建设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学科建设是高校一项长期根本性的战略任务，是实现逐步自主持续地培养学术带头人及高层次人才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基础。重点学科是培养与国际水平人体相当的博、硕士生的重要基地和摇篮，如何加速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培养大批高层次人才，适应社会需求，是学科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而科研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研究生也只有参与科研，才能得到创造性实践的锻炼和培养，了解学科前沿的信息，从而明确研究方向，产出创造性的成果。本轮学科评估改革了旧的人才评价方式，强调学生为本，注重在学培养质量与毕业后发展质量相结合的评价理念。引入用人单位对“学生毕业后质量跟踪评价”;新增学生派出留学、交流指标，鼓励对学生培养的投入;首次引入全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情况指标，促进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全面提高。从多个方面创新学生质量评价模式开创了人才质量评价的新视角。

3．学科建设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更加强调学科的社会服务能力。当科技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巨大并成为综合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时，社会需求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就更为显著。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高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受社会发展制约;另一方面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依靠高等学府作为获得新知识的重要机构，并作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社会对高校的这种动力作用是通过高校的学科建设来实现的，因为学科建设是高校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结合点。本轮学科评估改革了科研成果评价模式，强调专利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在主观评价部分增加了社会服务和学术道德等内涵，邀请大量行业和企业人士及所有参评单位本学科专家对学科的社会声誉进行全面评价，形成了“崇尚创新、重视质量、社会参与”的科研评价新模式。至此，科研专利的数量不再成为学科水平高低的惟一代表，对于己经申请或授权的科研成果专利，应大力推进其转化应用及产业化过程。

4．学科建设将更加突出优势与特色。学科建设要体现学科优势与特色，努力实现重点突破，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发展比较好的大学的一条成功经验。一个学科的建设，需要大量投入，即使是世界一流大学，也只有个别学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另外，一流学科的示范作用。一所学校，重点建设优势学科，使其成为学校学科建设的“标杆”，从而影响和带动其他学科的建设。而我校“211工程”和“985”中医药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都落脚在重点学科的发展。通过重点建设，得到支持的学科不仅办学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好转，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也得到了较大的增强，学科竞争力、影响力明显提高。综上所述，学科评估工作的开展不仅为高校了解学科现状、促进学科内涵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提供了客观信息，为广大学生选报学科和专业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工作指明方向、提供指导和借鉴。

作者：王娟赵慧辉王伟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第二篇：治安学学科建设思考

一、培养精干学科队伍，建设稳定学术团体

治安学学科建设必须有相应的组织形态。“学科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依赖于一定学术物质基础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实在存在的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组织系统。”学科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要有大量从事该学科研究的科研队伍和学术团体。“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学科知识理论的创立、传播以及建设与发展，都必须依赖、依托于一定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们通常会围绕着某一学科开展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成果应用等多侧面的实践活动，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一些不同的学科团体和机构应运而生。”由此可以看出，学科队伍和学科研究机构是学科发展的组织性因素，是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的人文力量。从全国公安院校来看，治安学科专业研究队伍专业成分复杂，梯队层次不清晰，知识结构老化问题突出。缺乏专门研究机构，全国学术团体虽然有全国治安学研讨会、全国治安系主任论坛和地区性年会等，但是并未形成全国性的稳定的学术团体，更缺少相应的学术期刊、专门网站、网页等学术平台，较之其他成熟学科相差甚远。

培养一支精干的学科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其一，要选好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厚的相关知识积累，还要有较长时间的治安管理实践，并有与公安实战部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优势和能力;既要有较高学术造诣，严谨学术作风、开阔学术视野，还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竞争意识。其二，要通过引进人才、进修提高等方式培养一大批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学历结构、和学源结构合理的学术骨干，构建层次分明的学术梯队。其三，发挥治安学科的优势，充分利用公安教育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和与各级公安机关的天然资源，建立双向交流机制和定期学习锻炼机制，不断提升学科队伍的实践水平和为公安实战服务的能力。第四，建立全国性、地区性的稳定的治安学科学术团体，并充分利用期刊、网络等，为各种治安学科学术交流活动提供宽广平台，同时也为吸纳社会各界、其他学术团体以及公安机关实战部门领导、专家参与治安学研究开辟更广阔的通道。

二、营造浓厚学术气氛，加大学科建设投入

学科建设应当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缺乏有效的交流形式、良好的辩论氛围，学科的发展将是死水一潭，学科的拓展也必将是后劲不足。治安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得学科研究多局限于公安院校和少数政法类院校的治安系之中，因此，研究人员数量较少，研究规模上不去，往往呈现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状态，亦很难与其他学科形成争鸣，从而导致整体学术气氛不浓厚。治安学科在正式称为公安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之前，诸多学人就已经对其学科建设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和研讨，近两年的“全国治安学学术研讨会暨治安系主任论坛”，更是把治安学科建设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并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治安学学科的建设中来。但是从相关的学科建设研究来看，无论是规模、水平，还是影响，都难以与其现有的学科地位相称。从公安院校自身来讲，兄弟院校之间治安学建设与发展也常常是各自为政，交流多局限于教材的编写和学术会议方面，缺乏经常性的深入的、有质量的研讨与交流;从外部来看，由于专业设置的特殊性乃至一些研究的涉密性质，警察院校治安学科与其他高校之间的交流就更是少的可怜了;从国际层面来看，国内警察院校与国外警察院校的交流基本只停留在高层，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很少甚至是没有机会到国外警察院校进行参观、学习和交流。整个学科研究呈现出封闭有余，开放不足的样态。

第一，进一步加强公安院校之间治安学科的交流。除教材编写外，可以采取互派教师进修、授课，参加各种学术交流等，建立稳定的学校之间的学术交流机制。第二，拓展公安院校外其他高等学校、其他学科和公安实务人员参加治安学科研究的渠道，并建立相应机制。第三，在现有全国、地区性学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交流规模、吸引社会更多方面的人才、学者参加到治安学科学术交流中来，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四，加大对治安学科建设的投入。治安学科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吸引引进人才，要有优惠的政策和条件，需要财力支持;必要的科研实验设备和丰富的情报图书资料，还有网络条件更是需要加大投入。这些都是治安学科建设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三、创新学科研究机制，开放学科研究领域

学科建设离不开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学科建设，二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学科建设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动力，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与拉动力。［5］治安学作为新兴学科，其科学研究人员少，规模小，成果不丰硕是不争的事实。其中，研究机制缺乏创新，研究领域相对封闭是关键性因素。为此，应当积极推进治安学科学研究机制的创新，一要注意发挥公安高校人才聚集，多学科的优势，发挥集体攻关的科研传统，力争完成高、精、尖的研究课题。二要注意发挥各级公安机关的资源优势，创新校局合作机制，尽快将治安学科研成果转化为治安管理的生产力。三要提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要反对治安学研究上长期存在的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也要防止重理论轻实践的纯学术研究，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促进学科的建设发展。四要创新研究方法，改变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面。治安管理警务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广泛，治安学学科从其内容而言，与哲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除了沿袭以往经验总结的方法，更应当及时运用其他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融会贯通于治安学科的研究中，从而创新更多的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基于学科的划分而各自独立以后，所谓的学科壁垒开始形成，各个学科之间基于知识类型的差别而形成的学科界限开始为因利益驱动而形成的学术壁垒所替代。治安学学科建设应当借鉴其他学科建设的经验，不再走自我封闭的老路。首先，在目前初创时期强调学科特色的同时，也要积极开放研究领域。由治安学的演变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以治安管理的专业性，甚至保密要求为借口，长期封闭研究领域是制约治安学科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科学之间本身就是相通的，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不断积累、不断进步。更何况治安学科本身就是交叉学科、应用学科。其次，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才，组成庞大的研究队伍。要改变只有公安机关，公安院校的领导、专家、学者才是研究治安学科的传统的封闭观念，积极吸纳其他学科的学者一起组成庞大的研究队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治安学新兴学科研究队伍不足的局面。第三，加强国际间交流。虽然治安学科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但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治安学应当也必须对国际开放，积极吸取发达国家治理社会治安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第四，引领治安管理实践。

长期以来，治安学科的研究似乎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区，只能围绕治安管理的实践来展开，并对已有的治安管理实践进行注释，缺乏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理论研究往往是人们发现真理的又一重要途径。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的前瞻性、指导性，它来源于实践，引领实践、指导实践，同时被实践所检验。治安学科的建立为其理论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更理想的物质、人文环境和条件，其创新性、前瞻性研究的丰硕成果必将会引领治安管理实践的不断创新和改革。

作者：王精忠单位：山东警察学院治安系

第三篇：影视学学科建设研讨

一、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在戏剧与影视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的情势下，应该明确学科建设的目标与理念，认识学科建设的规律与通则，规划学科建设的领域与步骤，这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大家就学科建设规划、学科发展方向、学科教育的理念与课程及考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季水河教授认为戏剧与影视学研究大有可为，各学科点要凝练学术方向，根据学科特点及国际国内做法进行前瞻性设置，既要突出自身特点，又要兼顾学科要求，注重学科带头人的培养，重视重大科研成果的突破，争创省级重点学科，全面推进我省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发展。何春耕教授指出戏剧与影视学成为艺术学下的一级学科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规划应依照国家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指标体系，找到学科的突破点，注重自身特色，突出本地优势。中南大学刘泽民教授提到近期新闻报道的文科专业就业不理想的情况，认为戏剧与影视学作为人文专业学科，其学科建设发展不能走工科和理科的发展道路，应加强自身与业界的联系沟通，不断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准确定位专业方向，注重成果展示、专业基地建设以及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

长沙理工大学罗璠教授则认为在学科建设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学科带头人的领头雁作用，对学科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亲力亲为，敢想敢干;要善于与学校领导和有关方面协调沟通，取得学校信任和支持。肖燕雄教授提到:目前我省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都为学术型，其申报与培养应该注意与专业型硕士点的申报与培养有所不同。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应该借力于中国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借力于本科专业，借力于电影学、电视学成果，借力于“电视湘军”，走产学研发展之路，服务于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湖南工业大学阳海洪副教授从网络媒体作为影视传播的载体出发，认为应对传统精英化、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进行反思，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应该整合新闻传播学资源，培养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戏剧与影视专业人才，建立新的人才评价体系，注重学生传媒能力、策划能力的培养。

二、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应用

戏剧与影视学升格为一级学科既与学科自身的特点有关，也是艺术、技术与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结果。高校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发展的关键是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实践教学问题。与会代表特别重视专业实习、毕业设计、实习基地建设、与业界联系等问题，有的代表还提出了以高校为依托直接成立制作公司的建议。罗璠教授介绍了自己所在的长沙理工大学新闻和中文专业的特色建设经验，该校的新闻专业“国际化”、中文专业“应用化”的思路与举措，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大家认为值得我省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建设的学习和借鉴。刘奇玉教授介绍自己所在的湖南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学生实践教学的情况:一年级主要进行基础学科的学习，二年级进行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深入到地州市文化群和非遗址中心进行考察、研究和创作。周清平博士认为学科建设的培养方案中应注明学生实践能力应达到的预期成果;专业实训方面，学生应该完成相应作品。他介绍了自己所在的湖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的实践教学情况: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湖南广电中心、无锡影视城等地方参观学习，定期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湖南大学廖艳君副教授指出:戏剧与影视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贯穿“大传播”的理念，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当前社会中企业注重员工的动手能力。舒欣博士指出技术、艺术、文学如何结合在一起，是未来将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他说目前长沙市政府很支持长沙学院实习基地的建设，长沙学院与长沙电视台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现在已合作拍摄100多小时的《韵味长沙》。阳海洪副教授提出要保证实践教学的比例分配，完善校内实践内容，对实践教学进行有效管理和监控。湖南一师龙永干副教授建议有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点的学校与省文化厅戏剧研究所合作，并利用当地的剧院、影院资源。有业界背景的谢杰老师与欧阳世芬老师，认为以高校为依托成立制作公司很有前景，制作一个节目，研究一个好的模式，很有前途。

湖南师范大学肖燕雄教授作总结发言，认为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要为学界与业界的交流搭建桥梁，要深入了解业界对人才的需求状况。他对培养既有学术理论修养又有创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寄予厚望，提出在该学科建设上将本土化与全球化相结合，搭建学科建设平台，加强与各方面的合作，实现定期交流研讨。同时，他还指出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学科建设应该把握学科前沿及发展趋势，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关健，以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为重点，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走产学研发展之路，瞄准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服务于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最后，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甘智钢教授对与会代表的发言作了简洁精当的点评，并代表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各地专家学者的与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省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建设如何国际化，如何产业化，如何引进师资，如何培养学生，都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湖南省首届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会议在湖南工业大学的成功召开，为未来的发展建设开了一个好头，具有非常积极的助推作用和建设意义。

作者：郭金龙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第四篇：车联网的学科建设

一、车联网系统研究目标

车联网系统的成功开发首先需要明确车联网系统的设计目标。通过运用数学、交通系统建模以及系统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车联网的基本特性，建立车联网体系结构模型以及网络流量模型，并提供车联网网络性能评测方法；应提出车联网感知层异构网络交通信息融合理论，感知层网络分布主要包括WSNs等异构网络，通过异构网络采集交通信息，实现车辆对外部物理环境的感知、对自身属性的识别以及对相关信息的采集和捕获；从网络功能上看，感知层网络都应具有信息采集和路由的双重功能，同时感知层异构网络间还需互相协作完成特定的车辆交通疏导任务，因此建立完整的基于车联网的交通信息智能化理论体系结构，对于车联网的大规模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决网络中感知交通信息的不确定性，实现基于车联网的交通流量环境实时监测，应提出网元之间信息交互的信息处理技术，分别提出对同构网元的交通信息融合与压缩、异构网元的协作信息处理机制；解决车联网自组织分配管理技术，实现车辆的智能化诱导和整个网络的动态自治，包括异构网络管理、资源与任务管理、数据管理以及整个网络的部署、初始化及维护管理；为了保证网络系统的安全性，提出基于车联网特性的安全协议架构、授权认证方式、密钥管理和入侵检测技术，并对车主用户的相关数据和隐私实行有效保护。

二、车联网系统课题设置

首先，针对车联网的技术特点和发展方向，拟解决以下四个关键科学问题：（1）无线网络通信技术融合问题；（2）基于车联网智能交通大规模应用信息交互问题；（3）车联网自组织分配管理问题；（4）车联网安全问题。其次，车联网的课题设置可以围绕研究的总体目标，针对四个关键科学问题，将学术思路划分为七个课题。课题1“车联网协议体系结构模型”是其他六个课题的研究基础和技术支持，贯穿于车联网研究的每个阶段；课题2、课题3、课题4、课题5围绕车联网系统中拟解决的四个关键科学问题，分别从“车联网异构网络融合技术”“车联网信息融合、压缩、协作处理”“车联网自组织分配管理”“车联网安全保障系统”四个方面进行理论和应用的研究；课题6“泛在车联网智能交通综合服务平台”是上述五个课题的实现和应用；课题7“车联网面向应用的验证测试平台”满足对各种车联网实现模式、执行原理和设计方案的测试，同时实现对车物联网网络性能指标的评估。七个课题覆盖了关于车联网的相关重点研究内容，一些研究内容会在不同的课题中出现，完善了研究的准确性和层次性。与此同时，每个课题之间联系紧密，在保持课题独立性的同时，共同促进课题的研究进展。

三、车联网系统网络架构

车联网系统的网络架构可以从公共网络架构和私密网络架构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从公共层面上看，泛在车联网智能交通综合服务平台可以获取任何路面环境下的交通信息，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该平台完成交通流量诱导服务。该平台以内置在汽车上的无线通信嵌入式车载单元为信息感知载体，路侧传感单元和ZigBee通信协议为信息传输载体，将信息传输到局域路况执行机，不同区域内的局域路况执行机通过互联网、蜂窝网以及卫星链路将相关交通信息传送到泛在车联网智能交通综合服务平台，在智能交通综合服务平台上实现对所有交通信息的处理、融合，并根据不同的路况交通需求作出相应决策，对所有车辆进行反馈监管或者提供配套的综合性服务方案。整个公共网络架构不仅可以实现“实时路况”服务，为车主提供更高效的行车路线，而且可以减少汽车能源浪费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从私密层面上看，车主用户通过内置在汽车上的无线通信嵌入式车载单元、路侧单元以及ZigBee通信协议，将搜集信息和数据的愿望发送给局域路况执行机，局域路况执行机利用互联网技术、无线通信技术以及卫星链路技术与后方的泛在车联网智能交通综合服务平台进行信息和数据的交换，为车主提供相应的需求服务。其中主要包括：(1)安全服务，如车辆防盗、道路救援、事故多发路段路况信息实时提醒等，因此安全服务对于每个车主来说意义重大；(2)车辆信息服务，如车辆维护提醒、远程诊断等；(3)个性化资讯及娱乐服务，如自驾游车队组网导航、获取各种生活资讯等；(4)驾驶辅助，如实时获取交通流量信息和路况信息、车辆运行状态实时报告和智能控制、动态交通信息使用等。

四、车联网系统接入技术

车联网系统需要将各类交通信息传输到后方的泛在车联网智能交通综合服务平台进行处理，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技术就是车联网的接入技术。从目前来看，车联网的接入技术主要分为有线接入和无线接入两类。有线接入主要包括光纤接入和铜线接入，如以太网或者电话线，而无线接入主要包括移动通信网络和无线个域网技术。在车联网系统中需要传输的交通信息种类众多，而每辆汽车必须成为可以实时接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的终端节点，并保证信息接入和共享的稳定、快速和可靠。对于无线接入技术的移动通信网和有线接入技术来说，主要负责局域路口执行机以上的交通信息接入，其组网及传输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非常完善，而无线个域网作为感知层交通信息传输的基础是车联网系统能否成功组网的关键。

五、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车联网通过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资讯，为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这也正是可以作为重点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群体要不断深化发展新兴学科建设工作，要解决具有实际研究意义的重大问题；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建设挖掘新知识新方法，这样才能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贡献力量，为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的高科技人才积累经验和财富。

作者：王义君单位：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第五篇：美学文献学学科建设

《论文字学》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力作，从文献的角度，我们能够发现以下几个有趣的现象:首先，文字既成为他的写作手段，也成为他的解构主义哲学立场;其次，在逻辑思辨作为主导语境的西方，德里达将文献解读发展成解构策略;再次，德里达行文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需要用文献的方法加以疏导。现就《论文字学》第一章“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为例加以说明。第一，在题记中，德里达引用尼采的话说，“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并说亚里士多德持有“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的立场，他要解构的正是希腊先贤这种言语凌驾于文字之上的哲学立场。在德里达看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重视语言，贬低文字是显而易见的，其结果就是中心与边缘、所指与能指、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就产生了言语中心主义及其派生者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因此贬低表音文字，钟情于中国象形文字。他要做的就是，拆解言语中心主义思想，终结承载该思想的书本的历史，让文字在书写中分延和播撒。可以看到，德里达把西方人一直视为本质的“存在”或“存在者”驱逐出本源之地，故意让含有歧义色彩的“分延”和衍生多样性语义的“播撒”更接近本源意义，建构言说解构的意义观。当中国在用文字进行文献学校勘的时候，德里达把文字学提升到哲学高度，取消了一切本体观念，在解构主义道路上走得可谓彻底。此时，如果说有本体的话，那就是文字以及对文字的诠释，文字因此具有了本体诠释学的意蕴。以成中英为代表的谙熟中西哲学的学者，把握了西方对言语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学术潮流，看到中国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以及中国哲学圆融一体的特质，提出本体诠释学的概念，主张文献诠释时“‘本体与诠释’互释生义，因此本体观念与诠释观念必须同时提出，两者的意义才能相互决定，才可深入‘本体与诠释’的关系问题”，以此形成本体论、诠释学、美学之贯通。

按照这种方式，一切文献都具有了衍生意义的特征。德里达和成中英等人的观点，也警示我们重新审视美学文献文字校勘工作，提高其在美学学科建构和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为梳理浩如烟海的中国美学文献，提升文献学文字校勘的学理水平提供借鉴。第二，西方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建构了形而上学体系，要想推翻这一体系是相当困难的，德里达通过文献解读的策略完成了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章包括了“计划”、“能指与真理”、“写下的存在”三个部分。在“计划”部分，德里达对以言语和文字为代表的种种二元对立进行了分析，以期引出并批判在场的形而上学，恢复文字应有的地位。在“能指与真理”部分，他批判了从古希腊三圣到现代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语言观及其背后的言语中心主义思想基础，一再申说文字与真理的必然联系。在“写下的存在”部分，德里达把形而上学视为现象学、“显学”、“在场之学”;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分延”、“痕迹”和“播撒”，把“显现”和“在场”隐去，把文字变成非表音的象形文字。为了实现他的解构主义目标，在第一章中，他引用文献超过三十处，其中直接引用大段文字达十二处之多，全章约一万六百字，五万五千字符，这十二处引文就达一千一百二十七字，五千六百八十一字符。①他还先后提到了近30位学者的名字，在重点解析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象学哲学家兼美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芬克等人的同时，一些非主流作者也被纳入他的研究视野。在专注于对这些人的文献进行解读的同时，他还利用文中小括号注释、脚注等形式，对引文进行了认真爬梳。他所论述内容涉及的理论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德国古典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法国解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诸多流派。这其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文献学功底，德里达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拿胡塞尔来说，他的哲学手稿有40000多页，“他的哲学具有分析的性质，很难将他所做的大量个别分析系统地组织为一个整体”。身为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更是著作等身，要想批判以二人为代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德里达的工作量可想而知。第三，德里达在文本中有意无意地犯下的一些文献错误，表明专科文献学的价值。这些错误包括字形的，如diffrance(分延)、diffrer(推迟、延迟);字义的，如parousie(古意为“显现”，字面意为“基督显灵”)、l＇exgtisme(demStatarischen，古德文词，不动的，静止的);还包括引文的，如他引用了G?H?冯?舒伯特一段文字，中文版译者汪堂家注释说:“德里达的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参见G?H?VonSchubert，DieSymbolikdesTraumes(《梦的象征》)Leipzig1862年版，第23－24页。———译者。”

对德里达有意无意制造的这些错误，我们应该做辨证的分析。那些有意而为的“错误”，其实不是错误，是他的一种解构策略，是他解构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光鲜亮丽的组成部分。他用生造文字、使用古语、常用隐喻、反常使用术语、意义播撒、故意引起文本歧义的方式作为手段，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中言语的确切意义性。汪堂家就认为，“diffrer既表示‘区分’，又表示‘推迟’、‘延迟’。德里达之所以说‘分延’是个经济性的概念，是因为这个词能同时包含两种近乎相反的意义”。那些无意而为的错误，则主要因为德里达作为学术研究的个体，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时，忙中出错、没有在校勘中及时发现，缺乏有力的文献学支撑的结果，这也为人们对德里达学术进行传播、开展研究带来了麻烦。汪堂家把《论文字学》翻译成中文版前后历时七年，“对译者来说，翻译上的困难既在于德里达生造了不少新词，又在于他好用词的古义，也在于他喜欢使用隐喻，并反常地使用一些习以为常的术语。然而，最困难的莫过于他为体现‘意义像种子般播撒’的思想而故意在同一段话甚至在同一句话中使用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除此之外，该书至少涉及九种语言，“德里达写作时总是旁征博引，有些引文出处交代不详，有些引文与原书有较大出入，有些页码不够准确”。虽然《论文字学》意义相当艰涩，但贯穿全文的是对逻各斯、在场、语音等核心范畴的解构，对表音文字形而上学秘密的拆解，以此实现对这些核心范畴支配着的传统思维方式、日常语言、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的批判。西方文献一定对逻各斯、在场、语音这些范畴进行过梳理和研究，但是，如果真正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工作，那么，作者德里达就不会犯这么多“无意的”错误，译者汪堂家也不会在瑞士、德国、法国图书馆校对德里达的引文遇到那么多麻烦，以至于“另有一些因一时找不到原书只好留待以后补校”。现在，既然建设中国美学的西方基础已经发生动摇，既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使用的文献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和遗憾的经验，既然成中英等人发现了中西美学对话、交流、沟通的文献学渠道可以搭建，那么我们所进行的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事业就顺应了学术潮流。

二从美学发展角度出发，文献学有纳入美学学科建设规划的必要吗?首先，中国美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学科。在中国美学学科发生、成型期，西方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交互辉映。该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美学文献从儒释道思想中析取，同西方哲学、心理学、艺术门类学交叉融合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美学学科走向深入发展期，实践美学成为主流，审美活动论出现转向，后实践美学展露头角，生态美学生长茂盛，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得以发展壮大，这些都与中国美学文献的贡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文献成就了中国美学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识。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王国维引入美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力图用具有哲学意蕴的美学，改造中国的经学乃至文学。在具体的《红楼梦》研究中，他引入康德审美无利害观点，认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美学之术———本文注)，而美术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李泽厚在考察了陶器上蛙纹、鸟纹从半坡时期，经庙底沟、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四坝到汉墓帛画的演变后认为:“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是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王国维用康德美学思想阐释《红楼梦》，李泽厚用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观点分析中国远古陶纹，都表明中国学界希望将西方思想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推动美学研究进步，促进中国美学学科发展的诉求。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美学，不仅要求它与世界主潮沟通，与中国的现代性相连，还要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相契合。此时，文献发掘、整理、研究的作用日益突出。宗白华认为，学习中国美学史特殊的优点是，美学思想蕴?8?含在哲学著作、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理论中，材料特别丰富;各专科艺术体系独特且相互影响乃至包含，因此各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共通性容易寻获。于此同时，如何在各种丰富的材料中寻获美学思想，如何把握特殊性、打通共通性，就成为了难题。宗白华重视美学史中的文献问题，章学诚就把史的研究者分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著作之史”与专门进行文献研究的“纂辑之史”，并认为从宋朝往下，“著作之史”并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因务求博雅，校雠精准而“错综排比，整练而有剪裁，斯为美也”。由此可见，建立发展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是发挥中国文献优势，促进美学体系开放发展的重要措施。其次，文史哲文献学学科建设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的美学文献，蕴藏在数千年的文史哲古籍之中。中国的文史哲研究历史悠久，分别形成了文学、历史、哲学学科。即便在文献资源丰厚、研究历史悠久、学科分类完备的状态下，这三科的文献学建设工作也在顺利进行。

1982年，谢灼华撰写《简论文学文献与文学文献学》，就文学文献学的建设意义、学科属性、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后一大批文学文献学书籍出版发行(表1列出了部分著作)。这些著作在实践和理论上总结了该门学科主要研究内容:1．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指导思想、研究任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相关学科与文学文献学的关系;2．历代文学书籍的出版、演变情况与沿革;3．文学文献的类型;4．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与重点作家的著作版本;5．文学工具书知识，包括编制原理与使用方法。与此同时，这几本书的差异相当明显。张君炎、侯晓明所著《中国文学文献学》，具有相同的体例和内容。书的前七章对中国文学文献体裁、类型、版本、目录、校勘、注释等情况作了较全面论述，具有专科文献学概论性质，后七章分别对综合类、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文献等文学类型文献作出说明，并介绍了检索方法和工具书，具有简明的要籍解题性质。薛新力、段庸生的《古典文学文献学》分为“古典文献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古代各体文学文献述要”。其编撰体例大致和《中国文学文献学》相当。刘跃进的《中古文学文献学》分为“总集编撰与综合研究”、“中古诗文研究文献”、“中古小说研究文献”三个部分，内容涉及从南朝到清代关于中古文学的研究文献，全书抓住了文学文献的主要类型，提出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具有文史结合、资料方法结合的特征。查洪德、李军的《元代文学文献学》以元代诗文、词曲、戏曲、小说笔记、诗学词曲学文献及相关文献作为研究主体，以20世纪对元代文学史、研究论著和史料考订钩沉为补充。文学文献学学科建设发展势头相当强劲，已经从文学史、文学作品的领域，拓展到文学批评的领域，孙立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就是其中的例证。从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分支学科，文艺学被称为艺术美学的角度看，孙立其实已经在做文艺美学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再就历史文献学来看，白寿彝撰文《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以主客问答的方式，就研究历史文献学的功能、学科属性、建设必要性、历史性、研究者、学科内容、与文学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后历史文献学著作不断出版(如表2所示)，该学科建设日趋成熟。这些著作对该门学科的建设包括:1．相关范畴和规律建设;2．分期文献及其工作的研究;3．历史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这些著作也有自己的各自特征，如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用文献学方法梳理典籍文献、人物研究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则将要籍解题和专科文献的论述相结合;张家璠、黄宝权《中国历史文献学》完全按照文献学的体例言说历史学的内容;曾贻芬、崔文印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探讨了历史文献学的内容资料以及专科文献学的理论问题。?9?值得一提的是，张舜徽走了一条文献学建设开道，史学史建设跟进的道路。1982年，张舜徽出版《中国文献学》时说:“我们的最大目的，便是要在对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终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

可以看出，他的《中国文献学》并未有专门性学科归类，我们不便于把该书归为历史文献学，其实它具有历史文献学的意义，张舜徽出版该书的目的，是要借用文献的特殊功能写作史学史，他是用文献学方法进行学科建设的典型代表，在他那里，文献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有方法论的意义，还让文献学建设比史学史建设具有优先发展的权力，这无疑说明专科文献学对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相对起步较晚的是哲学的文献学学科建设。李申的《中国哲学史文献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资料学”，内容涵盖从古代到近代(清朝后期)的哲学典籍;下编为“文献的理解和整理”部分，包括训诂、考据、文献校勘与标点、版本优劣、古籍文献理解问题、古籍今译六章。纵观该书，借鉴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套路，对解决中国哲学史问题很有帮助。中国古典美学的严整体系，一直通过文、史、哲等相关文献而隐匿地显现自身。如何通过卷帙浩繁的文献，客观反映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特征，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史、哲三科的文献学建设事业，为我们进行美学文献学建设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将要建立的中国美学文献学，有它自身的学科品性。②就文献学科目划分而言，它应该属于专科文献学。所谓专科文献学是文献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相交融的结果，它体现为向古典、现代文献学的双向拓展，推广新技术、新方法在以前成果的应用，也促进技术创新和方法理论创新。它的研究对象是专科文献和专科文献工作，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学科发展概貌、学科文献知识、检索工具及使用，他密切联系特定专业的学科知识，研究该专业的文献产生、沿革、分布规律，以便揭示、控制、指导利用专科文献，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综合研究的方法，促进了专科的发展。

中国美学文献学，对学术活动起怎样的作用?首先，自在的文献需要人们考镜源流。中国是文献大国，如何从各类文献中寻获美学文献，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当代美学界已经在着手做这项工作，并取得了不小成绩。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已经走过了拓荒期、复苏期、深化期，只是处在有学无科的状态。即是这样，所取得的成绩也为推动学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拿古典美学文献辑录来说，象《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国古典美学举要》、《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等，都是很好的中国美学文献资料集。②这些工作的意义在于:第一，增强人们对于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认识。经过上千年的天文、地文、人文浸染，中国古典文化在美学上形成了自己一套范畴、原理和规律体系。这些美学思想常常以文字的方式隐藏在音乐、诗歌、舞蹈、绘画以及各种器物之中，隐匿于甲骨、金石、竹木、帛纸等材料之内。如果没有相关的资料辑录，使用者将会重复性地做很多工作。中国美学界学人前赴后继，用数十年的时间去挖掘、整理、开发和应用这些文献，其价值不言而喻。第二，这些资料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所辑录的集子选取资料权威，多采用校勘、目录、辑录等文献学方法，既方便初学者阅读理解，又方便深入研究者按图索骥，掌握中国古典文献中美学资源的分布规律，为学习使用带来了便利。历史上目录学做得好的，其学术水准就相对较高。文献学家张舜徽“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认为汉代郑玄，宋代郑樵学问做得大。郑玄自不必说，单从郑樵非议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通志序》)的话中，我们就能知道章学诚说郑樵《通志》为“独断之学”应该不为假话。郑樵学问做得好，与他善于以“类例”方法掌握书籍有密切关系。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

这明“类例”就是在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第三，便于研究者发掘尚待研究文献的分布。中国美学文献的很大一部分，蕴藏在儒释道的典籍里。在对古典美学文献进行挖掘、整理、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学界并没能促成这三方文献协调发展，而是建立了一种近乎暴力的儒家文献开发利用处于强势地位，道家文献开发利用紧随其后，释家文献尚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的主次等级秩序。在强调消解主次对立，主张中心和非中心沟通对话的学术语境下，中国美学文献辑录研究所留下的空白，成为很好的学术增长点，等待有识之士进一步开发研究。

其次，学术的自为需要进行文献审视。前面已经提到，解构主义通过解构范畴，进而解构传统理论，促进了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也客观地推动了美学事业的发展。与西方相比，中国学人对美学范畴的认知程度又是怎样的呢?以1996年到2011年我国出版的11部关于范畴研究的著作为例(如表3)，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特征。涂光社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对范畴的基本含义、民族的思维发生机理、汉字的功能特征、范畴的哲学依据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属于发生学研究。第环宁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范畴辑论》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二十几个重要范畴，作了历时的旋律性和共时的和声性研究，其独到之处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文艺美学范畴进行的研究。夏昭炎的《意境概说:中国文艺美学范畴研究》对“意境”进行了界定，对它的形态、创作、鉴赏和源流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葛路的《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是兼范畴研究、绘画特质功能研究与作品鉴赏于一体。因体制短小，家法渊源尚待梳理，该书的权威性就受到了质疑。赵建军的《魏晋南北朝美学范畴史》、王耘的《唐代美学范畴研究》、王振复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李欣复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史》则属于断代性或通史性范畴史研究。这些书因将范畴研究与美学思想史爬梳相互结合，往往显得意蕴较为深厚。曾祖荫的《中国美学范畴论》、胡雪冈的《美学范畴新探》属于思想散论，并无严密的逻辑体系可循。能够分条析理的要数张皓的《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该书分为二十章，将影响中国美学的二十个范畴一一剖析，因为能够朔源导流且与深层的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所以它的学术价值相对较高。

通过对这些著作的解读，我们会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思想流变是范畴形成发展的主线。如魏晋时期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兴起，佛学的渗透，儒释道的融合，催生出禅、般若、涅槃等相关范畴，推动了人们对道、气、有、无、自然、心性等范畴的深入理解。但凡能将思想文化体系与范畴研究结合紧密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就相对较高;但凡那些体例散漫的作品，其学术水准就有所欠缺。其次，范畴研究有待进一步规范。在所有这11部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被相对统一地进行研究的范畴。这从学术多样性的角度讲是件好事，显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从文献使用的角度看，研究者的功力多寡决定了这些著作的参差不齐。本来功力和学问就是两回事，有功力的人不见得学问做得好。章学诚说:“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闻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12］205要想把学问做好，我们还是先认准文献学正途，做好搜遗、编纂、考订工作，然后走闻精微，启津逮，喻隐微，言学术的道路。第三，考订范畴要有系统的文献利用观念。王振复所编《中国美学范畴史》考察了中国美学范畴的酝酿、中国美学范畴的建构中国美学范畴的完成三个时期。书中认为:“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气、道、象’所构成的动态三维人文结构，由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与艺术学意义上的‘象’所构成。”

这一观点将美学范畴和范畴发生的学理背景有机结合，表现出相对成熟的学术面貌、相当水准的方法论基础。之所以会这样，与编著者王振复长期从事古典美学研究，既有《中国美学重要文本提要》这样的文献辑录，又有《中国美学史新著》这样的美学新思维不无关系。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学术创新离不开新方法新理念的产生。当德里达通过文献学方法取得学术成就时，我们是否该审视总结如何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呢?在建设中国美学文献学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禁得住拷问，即便自己也应该多站在国际视野，学科发展视域和学术昌明的视角，对该学科建设的条件进行追问。可以说，在国际学术界争取话语权，在学科层面获取发展权，在学术层面夺取创新权，都离不开文献学建设工作。因此，中国美学文献学的建立和发展势在必行。

作者：皮朝纲潘国好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六篇：高职学科建设研究

一、基于升本愿景下高职学科建设的现实困境

1.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系统问题。第一，人才培养文化的差异是制约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系统满足学生升本意愿的关键。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在于满足实业界对实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而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理念在于培养具有较强引领性和创新性的高端人才，后者更为重视通过非功利性的通识课程来重塑学生的精神世界。传统的高职教育与高度功利化导向的商业文化更为接近，这种学风与崇尚学术传统的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理念相背离，隐匿在商业文化背后的浮躁学习心态将伴随升本学生一同冲击本科院校的主流学术传统，从而威胁本科院校的办学理念。第二，高职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与本科教育相同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相冲突。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分属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其人才培养计划是依据本类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特质来制定与实施的。部分高职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深度上与本科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相冲突，导致部分学生重复学习同类或类似课程，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学习成本，究其原因，主要是高职院校没有从专升本学生的学业生涯全程角度来思考并设计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

2.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的升学考试问题。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的升学考试问题涉及如下内容。第一，高职学生升本考试制度与以实用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高职院校办学目标相背离。当前的专升本考试大纲主要以满足本科教育的理论教学所需的人才类型为考核要点，在考试内容的设计上偏重于考核高职学生的理论修养而忽视对其从业技能训练水平的考核，这使得部分具有较强升本愿景的高职学生在入学之后，将全部精力投放到专升本考试的基础理论课程学习上，忽视了对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学习。实践性职业技术教学是高职教育的精髓，掌握与理论知识相匹配的实践技能是确立升本学生的核心竞争力、确保其在职场竞争中胜出的关键。但部分高职院校为满足部分学生的升本意愿，削减实践技能型教学内容，将人才培养重点放在课程教学上，从而影响了高职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人才培养质量。第二，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学分制管理制度相对不完善，制约了学生个性化学习模式的有效建立。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管理权限，体现为通过设置达到指定专业毕业标准所需的学分分值及相关学分管理制度，并同步赋予学生以更多的课程自主选择权，从而充分满足高职学生包括升本和就业在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当前部分高职院校偏离以学生为本的学科建设理念，为节约生均教学成本而限制学生的选课范围，从而使高职学分制建设偏离了初衷，弱化了学生的升本能力。

3.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教学方法问题。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影响具有较强升本愿望的高职学生的学习效能。第一，高职教育阶段的教学方法忽视对高职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高职教育生源质量与本科生源有着显著差异，高职教师通常运用填鸭式教学方法来促成高职学生的被动式学习。基于外部强力的填鸭式教学法固然在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促成其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等方面有一定成效，但却间接影响了高职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第二，高职教育阶段的教学方法忽视对高职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高职阶段的最终教育效果是培养学生掌握一定的实践操作技能，但这种教育目标在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参加升本考试的高职学生既缺乏较深的理论功底，又缺乏将其实践能力与相应理论知识联系的能力。

4.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课程衔接问题。第一，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课程标准界定模糊，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尺度难以测定。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阶段课程标准要阐述高职阶段教学工作对具有升本愿景的人才规格的具体要求，其重点在于明晰高职学生应当学习的内容和通过学习应达到的知识与能力水平。当前高职阶段的课程学习目标制定随意性较大，没有从高职教育与本科阶段教育衔接的战略层面考量高职课程内涵与外延设置的恰当性，导致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在课程内容上的脱节。第二，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的课程结构设置循规蹈矩，与本科教学目标相背离。高职的主流课程结构设置主要包括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及实训课程等内容，其中，实训课程是高职课程设置的特色所在。但在升本教学指挥棒下的高职院校，将升本考试的相关课程作为其课程教学中心，从而忽视了实训课程的教学工作，导致高职学生的实践技能水平和理论素养下滑，降低了在就业市场上的有效竞争力。

二、基于升本愿景下高职学科建设的路径探析

1.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系统衔接。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系统的衔接工作可从以下方面展开。第一，高职院校应当立足其办学特色，实现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衔接。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学科体制衔接的要点，在于达成两者在人才培养目标层面的共识，这一共识指两者对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的认同。高职与本科教育的课程建设应当以升本愿景为导向，以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建设为基石，以建构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为理念，推动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学科建设一体化进程。这要求高职院校应强化与对口本科院校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质量管理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并形成具有实质内容和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以有效确保高职教育的教学质量满足本科院校的生源需求。第二，高职院校应当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与实施层面，强化与本科院校的衔接，夯实学科建设基础。高职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当符合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并凸显其办学特色，在满足行业用人需求的前提下，坚持知识结构与课程体系建设整体优化的目标；在充分促进学生的素质、知识与技能水平提升的前提下，满足部分学生的升本诉求。高职院校应结合高职与本科同类专业的特点，在确保课程相对完整的前提下，以课程为设计单元来衔接高职与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高职教育应建构涵盖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课程的课程框架，并将专业课程划分为桥梁式专业课程和高职特色专业课程，其中，桥梁式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建设应考核高职升本学生的素质与能力，是实现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衔接的关键。高职院校可通过桥梁式专业课程来推动本科学历课程下移和高职学历课程的拔高，以强化高职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职业性、连贯性与纵向深度性。

2.改革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对口升学考试模式。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实现相互衔接的主渠道是升本考试。改革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对口升学考试模式，有助于增进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衔接水平。第一，高职院校应当与本科院校合作建立统一的考试平台。高职教育的重点偏向于培养学生实践技能，而本科院校则偏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知识素质。高职院校应当与本科院校携手建立统一的考试平台，以有效弥合二者在人才培养重点方面的差异。高职与本科院校统考平台建设的内容与方式直接影响高职教育的办学方向与教学内容，故应当在省级乃至全国层面实现统一规划，并由各省教育主管部门结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特色来统一建设。高职与本科院校的统一考试平台应当设计专业综合理论大纲，并据此分列知识考试准则和技能考试准则，细化各专业课程的知识与技能考试的比重分配。高职与本科院校的统一考试平台设计应当在重视对考生专业理论素质考核的基础上，适当契合高职教育特色，强化专业技能考核所占分值的比重，弱化以考试为纲的传统教学模式，充分激励掌握高技能的优秀人才进入本科院校深造。第二，高职院校应建立与本科院校相贯通的学分互认机制。这要求高职院校以综合从业技能素质培养为根本，以项目课程建设为主体，强化面向升本愿景的高职与本科相衔接的课程建设，为推动高职与本科学分互认机制的有效执行提供课程贯通基础。高职学生的毕业方向呈现直接就业与升本的分流状态，高职院校可通过开发选修课程体系并强化选修课程学分占毕业总学分比例的方式来满足学生的多元化需求。高职院校应当建立高职与本科教学质量评估联合数据库，具有对高职及本科学生的学分数据信息进行管理的权限，从而为高职与本科学分互认制度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考虑到学分制度难以有效衡量考试过关学生的学习绩效的差异，高职院校有必要建立与学分制度相配套的绩点制度体系，以准确衡量同等学分学生的差异化学习能力，提升本科院校对预备升本学生的能力与素质考核的准确度。

3.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在教学方法上的衔接。高职教育应在充分考虑学生升本意愿的基础上调整其教法，以适应本科教育的教学要求。第一，高职教育应发掘和建构适应学生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教学论，提升高职教法的有效性。传统高职教育的教法偏重于技术导向。以实践需求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教学内容，在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同时，亦存在理论教学层面相对薄弱的问题。高职院校应当在摒弃传统的缺乏深度的职业教育教学法的同时，探寻从大量直接的感性经验基础上概括出抽象理论的教学法，从而为具有升本意愿的学生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第二，高职教育应破除传统的学科分类式教学模式，建构模块化课程体系及与之配套的教学方法。高职教育应当面向有着较强升本意愿的学生来设计具有扩宽基础课程、创设灵活教学模块特色的模块化教学法。模块化教学法要求高职院校对当前教学内容进行分解和重新组合，实现高职教学内容按功能特性的重新整合与优化，以充分满足学生升本及就业所需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质的要求。模块化教学法对各教学模块的内容进行分层设置，并依据各个专业所需知识与技能的交互关系来将各教学模块细分为若干子模块，并通过各子模块间的功能组合来满足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学习需求。实施模块化教学法，有助于弥合不同理论知识背景与实践技能基础学生之间的差异，促使不同高职院校根据其个性化学习需求来选择学习内容，避免因不同课程的教学内容重叠所造成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时间的浪费。

4.基于升本愿景的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课程衔接。整合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方式，有助于厘清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专业课程不对口的问题，有效开发高职院校学生的潜力。第一，以课程标准化建设为切入口，强化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课程的衔接。当前我国的高职院校一千余所，各高职院校通常依据学校驻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特点来设置课程设置结构及课程内容，其课程建设从教学大纲到教学计划再到课程标准都不尽相同，这导致不同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使得高职毕业生需额外支付更多的学习代价来达成其升本愿景。通过建立横跨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统一课程标准平台，推动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的课程衔接，可有效降低学生的额外学习成本，提升其升本概率。第二，高职院校需要以就业与升本双目标为基石来展开课程建设。考虑到直接就业是高职院校毕业生的主流毕业去向，高职院校的课程标准设计应当在充分考虑学生直接就业需求的前提下，满足部分优秀学生的升本愿景。因此，高职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统一课程标准的制定，应当在邀请高校教师的同时，力邀行业专家与资深人士，共同设置高职与本科课程衔接委员会，专职制定统一的专业门类与课程标准，有助于确保高职与本科课程衔接工作的课程设置层次鲜明，课程内容普适性强。第三，高职院校应当重视基于高职与本科课程标准体系平台的课程二次开发工作。高职院校在课程标准体系建设领域与本科院校达成共识后，应当将精力转向课程的二次开发建设，形成与之配套的且具有较强执行力的课程建设实施方案，并将其融入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中。

作者：陈军民单位：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第七篇：重点学科建设的外文期刊研究

1提高利用率的措施

提高外文期刊的利用率，应该从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容和形式上着手。高校图书馆都建立了学科馆员和学院之间的良好联系，在此基础上，第一，应充分调研重点学科专业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外文文献信息需求，了解他们所需要的外文期刊的种类及名称；第二，对馆藏的纸质外文期刊和电子外文文献进行，做到查漏补缺，尽可能完善馆藏；第三，对重点学科专业科研人员所需的外文文献信息进行专业的检索，并形成二次、三次文献传递给他们；第四，还可以通过专栏、信息快报等形式主动及时地宣传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科研动态，激发科研人员的兴趣，扩大外文期刊的影响，从而提高外文期刊的利用率。要做到以上几点，图书馆信息服务人员除了加强自身的服务意识以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专业外语知识，并将所搜集到的前沿科技信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科研人员。因此，在对重点学科专业的信息服务中，专业的图书馆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2外文期刊合理馆藏的构建措施

2.1馆藏外文期刊采购策略的调整纸质外文期刊曾经是外文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近几年来，纸质外文期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排挤，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出版业方面的原因。①外文期刊的出版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原来的纸质期刊向电子期刊侧重，特别是专业的学术期刊。比如著名的科技刊Nature，不仅原有的纸质刊出现了电子版，干脆某些新出版的期刊只以电子版出现。②纸质期刊的定价非常高且不断上涨，高校图书馆经费紧张，迫使图书馆不得不采取措施。第二，读者用户方面的原因。由于电子期刊的大量涌现，加之其获取方式简便，读者用户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纸质期刊的使用率进一步降低。因此，高校图书馆外文期刊的采访工作不得不进行多方位的调整。从2010年起，河北联合大学外文期刊的订购经费和形式已经从纸质期刊向电子期刊发生了转移，特别是学术专业型期刊已从纯纸本、纸本+电子版向电子版+纸本、纯电子版发生了转变。以重点学科专业建设的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为出发点，并结合馆藏现有馆藏纸本、电子外文期刊的种类，经由专家论证，确定最佳外文期刊采访方案：①继续订购数据库捆版的外文纸质期刊；②对于纯纸本的外文期刊，根据用户喜好方式和利用率进行选择性的删减；③对于有纸本+电子版捆绑销售的外文期刊可继续订购，电子版全文的更新有数据商进行更新；④可获取电子全文的纸质外文期刊原则上不再进行订购。

2.2高校图书馆与重点学科资料室共同出资的共建模式策略高校图书馆和重点学科资料室在重点学科的建设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两者在经费上、管理上和文献资源采购上各自为政，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浪费。在网络环境下，实现两者在文献资源，尤其是外文信息资源上的共建共享，对重点学科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把重点学科的院系资料室设为图书馆的分馆，在外文期刊、外文数据库的采购上共同协商，共同出资。把由图书馆和资料室分别采集到的教师的科研信息需求进行分类汇总，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需求信息，然后图书馆和资料室共同商讨及决定所需订购的外文期刊（印刷版和电子版）的种类及数量、外文数据库的订购策略等。把资料室的部分采购经费纳入图书馆的采购经费中，由图书馆统一采购各重点学科所需的外文期刊及数据库，然后把印刷版外文期刊的部分复本分配到各资料室进行典藏，以便各位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查阅。在外文信息资源的编目上统一数据，共用一个检索平台。科研人员在校园网的图书馆主页上进行外文信息资源的检索时，能够便捷地找到所需外文印刷版期刊的典藏地，及数据库全文的获取方式等。对于科研人员所需的动态的外文科研信息，由图书馆统一进行动态的信息推送服务。信息推送的方式包括电子信箱推送、信息快报推送和短信通知提醒等。使重点学科的教师和科研人员能够随时准确地掌握国际上本学科领域科技发展的动态信息，为本人的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3结束语

外文期刊信息资源的合理建设关系到高校重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水平评估的重要依据。高校图书馆必须把外文期刊合理配置的建设作为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点，使其更好地服务于重点学科建设，保障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作者：张希侠黄转红刘惠欣单位：河北联合大学图书馆

第八篇：社会工作教育与学科建设

一、对社会工作学科定位的理解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袁方教授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也不是最狭义的（即只是技术性的工作），而是把它同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社会协调发展联系起来。在学科意义上，这就是把社会工作同社会学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理解，既符合他那一代人的学术经历，也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其实，袁方教授的所学专业并不是社会工作，它在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教授的专业方向是劳动问题研究。但是在雷洁琼、袁方等老一代社会学家中，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分野并不像现在一样泾渭分明。雷洁琼教授是我国第一代留学西方、回国教授社会工作课程的学者，她在燕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学是与社会学密切结合的。比如当时的清河调查、香山慈幼院的工作，社会工作被看成是应用社会学，或者被看成是社会学的应用。雷洁琼教授指出，应用社会学包括社会问题的研究和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工作就是制定社会政策，举办社会福利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狭义的社会工作是对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贫困者、失去劳动能力不能独立生活者进行社会救济（雷洁琼，1994）。这种观点在其他学者那里也有表现，比如言心哲在《现代社会事业》一书中分析了社会工作的概念，发现对它的宏观、微观理解都存在（言心哲，2012）。可以说，在袁方教授那一代人看来，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基本上是理论与应用的关系，所以在社会学学科下发展社会工作也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至今这种看法和实际发展路径对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也不是无益的。在关于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的论述中，袁方教授指出，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工作教育，而社会工作教育反过来又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发展社会工作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要抛弃传统的被动救济的福利观，“培养社会工作者，去建立社会福利的新观念，尊重人的价值和发挥人的主动创造性”；第二，社会工作可以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可以运用多种办法为有生活困难者提供福利服务，减少和预防社会问题产生；第三，发展社会工作可以实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和保障社会安定；第四，社会工作可以介入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评估，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五，社会工作是为人服务的，强调尊重人、关心人，增强平等、互助和善良的人际关系，能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袁方，1991）。由此看来，他很注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工作的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社会学视角。当然，袁方教授并不认为社会工作就是社会学的一般应用。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也有很强的应用性，而且领域广阔。但是社会工作关注的主要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生活改善和社会关系的协调。他强调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发展社会工作首先要解决困难群体、贫困群体的生活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袁方教授一直关心老年问题、养老问题、老人福利，这与发展社会工作是相通的。他在老年人研究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用大量详实的数据说明我国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运用大量数据说明问题是袁方教授的一贯的学术风格，由此可以看到他学术上的严谨性）。在一篇研究老年人状况与家庭赡养的论文中，他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资料说明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状况，也指出了家庭养老所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我国既有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有很多优点，家庭的养老作用是其它机构所不能代替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群众团体、社区要与家庭相互配合，围绕老年人的特殊需要逐步形成一个帮助老年人的社会系统。文章讨论了老人福利制度的建设，实际上也对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袁方，1988）。在另一篇主要论述“老有所为”的论文中，他同样引用大量数据资料，说明一些老年人不但不是社会的负担，而且还能为社会就业做贡献。在谈到养老问题时，他强调指出，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适应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赡养将日益加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依靠社会力量解决这一问题，以减轻家庭的负担，适应我国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袁方，1987）。在这里，引入社会工作，做好老人福利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把袁方教授关于社会工作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所要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串联起来，可以得出他对社会工作的下述理解：它是以社会学为理论基础，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依托、面对困难群体需要的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学是社会工作的宏观视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开展社会工作的制度依托，专业社会工作是切实达致解决困难群体问题的手段。

二、社会工作要走专业化之路

在国家教育委员会做出开办“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决定后，北京大学等高校立即积极行动起来重建社会工作学科。民政部为提高民政工作队伍素质、做好民政工作，对发展社会工作投入了极大热情和力量。教育部与民政部、民政部与北京大学在发展社会工作学科上建立了稳固、有利的合作关系，使我国的社会工作一开始就呈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方向如何，要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工作，还存在争论，或各方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前面已经谈到，国家教育委员会把专业名称定为“社会工作与管理”，实际上这并不是国际上通行的概念。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把这一专业称为“社会工作”或“社会服务行政”，当时苏联则盛行社会管理的说法。据说“社会工作与管理”这个名字就是各方妥协的结果。现在要办学了，应该把社会工作办成怎样的专业呢？1988年12月，北京大学与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合作，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会工作教育国际研讨会。袁方教授在大会上做了主题报告，阐明了他（代表北京大学）对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看法。他指出，社会工作是一门学科、一种专业，所有从事这种专业的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那种认为社会工作只要发善心、有诚意、无需经过专业训练、什么人都可以做的观点是似是而非、极其片面的。他不同意对社会工作的一般性看法，不同意社会工作就是发善心、做好事的世俗理解。他阐述了北京大学开办社会工作专业以来的传统，阐明了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和社会行政等专业方法在解决困难群体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就指出了我国发展社会工作教育专业化的方向（袁方，1991）。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计中就能体现。在作为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袁方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的必修课主要包括：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学概论、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社会心理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工作实习等；选修课包括：社会人口学、婚姻与家庭、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学、犯罪社会学、社会计划与评估、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等（国家教委高教司文科处，1995）。可以看出，这个课程体系与多年后经过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通过确定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要求是高度一致的，至今它也可以算作一个相当专业的课程体系。关于社会工作专业体系，袁方教授指出，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社会科学，有它自己的专业理论体系和方法技术。社会工作专业可以细分为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等（袁方，1991）。

上述课程体系今天看来已十分常见，但是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之初，还是需要慎重选择的。1986年到1988年，有几个重要事件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一是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在高等院校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这是教育部和高校响应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也是教育界的事情，它反映了高教群体的意见；二是1987年民政部召开的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即“马甸会议”），民政部对发展社会工作专业表现出巨大的积极性，并形成民政部与高等学校密切合作的意见，民政部作为社会工作人员的主要用人单位，其关于发展社会工作的意见也会产生影响；三是1988年北京大学与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带来了众多国外专家对发展社会工作的看法和国际经验，必然会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袁方教授看来，中国社会工作要走专业化之路，要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第一届年会上，袁方会长指出，现有的大多数社会工作者缺乏社会工作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的训练，主要靠实际经验从事本职工作，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以民政工作来说，它的专业化水平还比较低。据调查，全国12万民政干部中由专业学校培养的不足1%，这种状况亟需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沿着两条路线前进：一是在国家教委和地方教委所属高等院校里，培养具有大学不同学历层次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使青年学生接收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掌握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方法和技能以及提高行政管理、社会服务、教学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部委所属院校培养社会工作者，包括由民政学校普及社会工作教育，组织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有计划地轮训在职社会工作者。他认为，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必须面对这种现实情况，既要大力培养专业型人才，也要大力提高传统经验型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素质，并使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工作者结合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是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袁方，1997）。十分明显，在袁方教授看来，专业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师资是开展社会工作教育的前提。袁方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培养数以千计的专业社会工作者，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有赖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请那些有实际经验的老专家讲授课程，也要引进国外社会工作专业的可行经验（袁方，1991）。他很重视发挥老一辈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家的传帮带作用。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的我国第一代社会工作学者雷洁琼教授曾为学生讲授“婚姻与家庭问题”的课程。20世纪80年代初袁方教授就邀请我国著名社会工作专家吴桢教授到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授“个案工作”课程。在他的主导下，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开设之初，还邀请香港理工大学教师系统讲授社会工作课程，这可以看作是他在建设专业社会工作方面的努力。

三、社会工作学科建设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

（一）回应社会问题发展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在本质上是实践：一是说社会工作专业是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社会问题向社会工作提出了现实要求；二是说社会工作不是在书斋里完成的，它需要实际地面对服务对象开展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民生需要的迫切性，都要求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这一点在前文已提及。回顾袁方教授关于发展社会工作的论述，能很容易地发现他为了国家、为了社会进步、为了普通民众特别是困难群体（包括老年群体）而发展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他曾经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深刻的巨大变革，必然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原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工业化、城市化加速会使很多问题更加突出，并困扰着个人、家庭和社区。发展社会工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养具有发现、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人才（袁方，1991）。他认为，社会工作教育要采取两种取向并存的策略：第一是坚持在中观、宏观层次上开展社会行政、社会政策、立法、社区工作等方面的培训，使学生具有较好的社会行政能力，能从事社会管理和行政工作，并以自己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去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更大的范围内帮助那些有实际困难者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二个策略取向是在个案、团体、社区服务层面上加强训练，使学生掌握咨询、帮助有困难的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两个互补的发展策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袁方，1997）。他善于根据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央政策精神去呼吁和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这种态度是务实的。

（二）发展社会工作需要高校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社会工作的实践品格要求学校与实际部门密切合作，学校为实际部门提供优秀毕业生和智力支持，实际部门则向高校提出社会需求，提供实践和实习机会，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推动社会工作的快速健康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有赖于像雷洁琼、袁方等权威专家与政府部门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初，雷洁琼教授应邀到民政部讲授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知识，并做出了“民政工作是社会工作”的著名论断（雷洁琼，1994），对民政系统社会工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袁方教授也同民政部领导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比如，崔乃夫部长支持的，由袁方教授领头的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家组成的社会学“大篷车”讲演队，就为民政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民政工作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袁方教授指出，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作为发展方向的专业化社会工作与现行有关部门传统经验型社会工作的关系。二是专业发展与社会承接力的关系。只有专业化社会工作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才能为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开拓广阔的道路（袁方，1997）。因此，袁方教授很注重与实际部门的合作，注重邀请政府部门官员参与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北京大学与民政部合作建立社会工作专业开始，就成立了有民政部学者参加的社会工作专业学术委员会，指导专业发展工作。专业建设之初聘请民政管理干部学院的学者到北京大学开课，请民政部各司局的领导讲授民政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使社会工作密切同民政工作相结合。民政部时任部长崔乃夫曾经提出民政干部专业化问题，在民政系统发展社会工作是解决民政干部专业化的一种努力。在袁方教授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民政部门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袁方教授提出高校要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促进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他指出，有些实际部门还未完全认识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及其深远意义，在人才市场也还找不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正确的位置，这影响了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需要社会工作教育者做更多的工作（袁方，1997）。这些分析和告诫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上述简要分析，可以发现袁方教授建设社会工作的思路十分清晰：我们要建设的是专业社会工作，要依靠高校教师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建设社会工作，要回应现实问题发展社会工作。这就是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工作发展观。

四、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宽阔视野

自从社会工作恢复重建，袁方教授就一直投身到这一事业之中。20世纪80年代，他全力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重建，主导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后，他当选为首任会长，又致力于推动全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初期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张力：如何对待在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存在已有百年的社会工作的经验；如何看待中国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传统；如何判定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进程及其对社会工作的需求（王思斌，1999）。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本土化、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以及建立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工作模式问题。对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挑战，袁方教授十分清楚，并带领社会工作教育队伍应对挑战。在对国际社会工作经验的关系上，袁方教授基本上是开放的，他愿意学习国际和境外经验。1988年，他和夏学銮、王思斌一起赴香港社会工作学院参观、学习，了解对方社会工作教育的经验。1996年他又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学术研讨会，了解世界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动向，并与以周永新教授为主的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香港中国工作小组讨论合作问题，形成了香港方面筹措经费支持内地编写《社会工作概论》的协议。这几年间，他还会见了大量来自英美等国的社会工作（社会福利）考察团，交流经验。对于我国过去社会工作的经验，袁方教授是尊重的，与民政部的合作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又不封闭保守，而是往前看，建设专业社会工作，以满足社会的新需求。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工作概论》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组织国内众多专家协力编写的教材，袁方教授任教材编写委员会主任。在编写之初，他就提出该教材至少要满足两个要求：第一，反映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成果；第二，充分反映我国社会工作的经验（袁方，1999）。

他还提出编写这本教材要“以我为主”。这本教材的编写贯彻了他的这一思想，既介绍了国际上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又总结了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经验和做法，取得了成功。它被评为教育部优秀教材，也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应该说是对袁方教授的社会工作思想的肯定。关于社会工作人才培养问题，袁方教授在1988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讲演中曾经指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培养能参与和从事社会发展战略、社会计划研究和决策，能参与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的制定和评估，能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和咨询的研究生；第二个层次是培养适应社会工作主管部门及人民团体所需要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行政等管理人才，这是本科层次；第三层是大专生，主要从事基层社会工作和管理，开展社区服务，发现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袁方，1991）。我国对社会工作的要求实际上是迫切的，不但要有较大规模的社会工作人才，而且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这一点已经被近些年来中央发展社会工作的若干政策文件所确认。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①指出，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指出要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加快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抓紧培养大批社会工作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社会工作人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提出要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到2015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300万人②。随后，中组部、民政部等18部委联合《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③，中组部、民政部等19部委联合《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①，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做出了具体规划。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不同学历层次教育协调配套、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除了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外，还要对党政干部进行社会工作知识培训。可以看到，袁方教授当时的想法是比较符合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规律的。或者说，他当时的思考是从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以上笔者从四个方面阐述和分析了袁方教授关于我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思想和推动实践，指出他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和定位是以社会学为理论基础，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依托、面对困难群体需要专业社会工作。他的社会工作发展思想是从大处着眼、具体入手、具有前瞻性。这个大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具体入手的是社会工作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前瞻性就是既着眼于当前，又着眼于长远，要为国家发展准备人才。这些从20多年来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所走过的路程中隐约可见。袁方教授是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的领军人，当然，他的思想也受到了雷洁琼教授等人的影响。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他在较大程度上是追随雷洁琼教授的。另外，他的思想也吸收了众多社会工作专家的意见，这正是他作为社会工作教育领军人的可贵之处。今天，我国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已经得到快速发展，袁方教授的许多思想正在被实现。当然，我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也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和面对，在这方面，袁方教授面对现实、坚持科学性、具有前瞻性的学科发展思想仍然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作者：王思斌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