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究范文

摘要：作为我国阶级社会的伊始，夏商西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如德治思想、礼乐教育、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等提上了日程，扩充其思想内涵。而这些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被提出来或者说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为了为夏商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提供思想武器，便于管理民众。然而时展至今，这些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些积极因素依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为此，笔者查阅文献资料，主要从四个思想领域来深入剖析夏商西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供参阅。

关键词：夏商西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德治思想；礼乐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阶级、社会群体通过宣扬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内部成员进行一系列有目的、有组织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的行为举止、思想动态与阶级要求保持一致。夏商西周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深深烙印上了当时阶级色彩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痕迹，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一笔宝贵的财富。笔者参阅大量史料文献，将夏商西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一、德治思想

早期的德治思想，在商朝管制中已经初见端倪。《盘庚》主张“重我民”“施实德于民”；《尚书•汤誓》记载商汤代民指控夏桀“不恤我众”、夏德败坏等都强调了国家实施德治的重要性。西周建立之初，特别在周公执政时期，德治思想在全国各地域广泛布施，为西周阶级统治奠定了思想基调。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周朝统治者利用德治思想，企图为新政权的存在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认为：商朝早期统治者“经德秉哲”才使商族之先人夺取天下，而最终商朝走向灭亡则主要归咎于其末代统治者轻视德治所导致的。周朝统治者吸取前人教训，为了让战争遗留的殷族之人甘愿臣服于新王朝的统治，试图把人民当作社会的主人，以德治国，极大地缓和了奴隶主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保证社会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这一举措促使周初江山社稷得到了较为长期的稳定，也为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二，周朝统治者大大扩充了“德”的内涵。在周朝的各种篇诰、誓文献中“德”这一字眼出现很多，但是重点不一。例如“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告诫统治者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要将人民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护，要让人民富足安康；“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强调统治者所有的统治行为和日常行为都要顺应天道，要遵循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切忌急功近利等。第三，周公德治思想主要讨论的是天、王、民这三者之间的关联。（1）天命与王命的关系，以德配天，通过“敬德”“明德”的途径，感天动地，才有可能实现“永命”。（2）民意与天意的关联，用德祈天。通过实行德政，关心农民疾苦，造福百姓，才能获得人民支持，保佑国家长治久安。（3）王与民的关系，敬德保民。宣称天意是顺从民意的，如果王不保民的话，就无法获得天的庇护，无法立足于世。要达到以“保民”为目的，通过“敬德”的途径，实现“永命”的最终目标。

二、礼乐教育

礼乐教育贯穿于夏商西周时期的始终，成为整个奴隶社会阶级统治的行为准则，也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内容之一。礼原本是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之类的，夏朝举行了许多隆重的关于自然万物的祭拜活动，把“天命”的概念初步抽象到至上神的地位。而西周时期恰好是礼乐制度最为辉煌的时期。顾名思义，礼乐制度包含了礼、乐两个部分，相传周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类，分别代表祭祀、丧葬、交际、征战、吉庆的意思。而乐则指的是西周的宫廷雅乐，是其中结合仪式典礼的音乐、乐舞的一部分，有一定的规定和体制，与礼相得益彰。周公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他通过制礼作乐，管制夏、商两代，有所保留，有所剔除，把三代礼乐文化推到了历史的最前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周公的“制礼作乐”，没有完全改变以往的规范制度，而是转换了一种方式对先前礼、乐制度的继承与加强，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辅助王有效管理国家大小事宜，适应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周礼并没有施行过多的“事神致福”的宗教仪式，而是透过礼在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逐步深化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约束人们的服装配饰、言行举止，使之合乎规范，不允许肆意更改，随时为政治需要而服务。周人把礼乐制度提升到了社会生活的调节者这一重要地位，使中国文化从原始宗教中逐渐分离出来，走上了一条非宗教的人文主义道路。周公的制礼作乐，打破了从前人与神之间神秘的关系，转而开始关注人本身的主观感受，重视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把神的位置摆在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位置，强调每个个体的重要性，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敬，文明礼让，于是礼成为一种揖让之礼，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过去的礼主要是辅助国家的一些政治、军事、法律等相关规定，一步步形成全社会依照的典章制度，对社会民众起到了重大的教育意义和约束作用。

三、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作为古代爱国主义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夏商西周时期的军事爱国主义是独特而富有神秘感的力量，它通过军事武装力量来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稳定江山社稷、维护国家安定。可以这样来说，军事爱国主义是我国传统军事伦理思想的精华，是我国古代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篇幅多却不容缺失的一页精彩篇章。战争伴随着我国古代国家的建立、繁荣、危机、灭亡的始终，朝代更替无常。公元前21世纪，夏启夺权后确立了奴隶主贵族专制国家，其具有决定意义的甘之战昭示着古老的军事爱国主义的萌发。夏王朝贵族阶级为了统治天下建立起数量众多、规模庞大、战斗力顽强的精锐部队，只谈道德建设必然无法强有力的抵抗众多强国，而带有新兴势力反对传统势力斗争性质的军事爱国主义则能顽强抵抗敌人的入侵，它揭开了华夏文明史的新篇章。《史记•夏本纪》说：“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从史料记载中我们能够知晓，西周初期军事爱国主义观念主要是承袭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的观点，主张用武力保卫国家，抵御外敌，镇压人民，发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家的政治安稳，化解各方后盾。夏商西周三代战争多发、狼烟四起，事态愈发严重，复杂的军事战变与现实矛盾促使军事爱国主义夹缝重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由稚嫩逐步走向成熟。查阅甲骨卜辞、金文、《易经》等相关史料典籍，笔者认为军事爱国主义的内涵可以归纳如下：通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肯定了军人与军事存在的意义，由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特点决定了国家统一的王权观念和爱国如家的伦理观、天命民本合一思想。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永恒不变的主旋律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用暴力手段对抗奴隶阶级和其他奴隶主，确保夏商西周的奴隶制度得以服众，政权统治相对稳定。

四、宗教迷信思想

夏商西周时期的贵族阶级为了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开始将宗教迷信变为他们手中最有力的精神武器。他们假托宗教迷信宣扬天命、神权为本的名义，以一种不流血的政治来奴役和压迫人民，企图让广大奴隶信服并归顺于朝廷，以达到改善阶级矛盾的目的，使王朝维持长治久安的和平局面。在夏代的奴隶社会中，已经有了奴隶主的国家，有了统治一切的王。这时期的宗教已经不再是反映自然万象的宗教而是反映奴隶社会的宗教。它名义上主宰了一切与自然、社会相关的事情，不断阻挠广大民众想与至上神交流、倾诉、讨论的机会，打破憧憬，把他们限制在专门祀神的人手里，不得反抗，不得言说。这种专门祀神的人被称为“巫”或“祝”，他们受“巫”“祝”首领王的指挥与摆布。这样，王就能够假借至上神的旨意宣告天下，肆意压迫、剥削和奴役广大民众，造成了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惨烈局面。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对宗教迷信的道义更为执著，他们对外宣称上帝就是自己的祖先，他们深受上帝的保佑与爱护，他们的言行举止，着装配饰，特别是与国家和王决策的重大事宜，都必须向他们的上帝请示并祈求保佑，而祈求的唯一方式是占卜。《礼记•表记》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龟而后礼。”意思是殷人尊崇鬼神，领导人民侍奉鬼神，重鬼神而轻视礼仪。因此，奴隶们的所作所为，必须先经过占卜得到上帝的允许才可以施行，这与外国的宗教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商代的宗教思想占主导地位，它是巩固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有利的精神武器。西周时期的统治者继承了殷人的上帝崇拜和天命迷信的旧有观念。如《多方》分析了夏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周的兴起与当年殷商情况一样，上天为民求主，天降大任于成汤，使为民主。接着分析了周能在众多诸侯国中称雄是因为周王善于顺从民众，能用明德，善待神、天。“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等，都是打着占卜的噱头极力把君权神圣化、夸大化。西周统治阶级利用祖先崇拜来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当前殷商统治在本质上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借用上帝之口来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农民。

总之，上述所提到的四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维护夏商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利益。在教育内容上，虽然推崇德治，但仍以宣扬君王的德行为主，并未将德治思想予以实践；礼乐制度的变革主要还是调整和约束奴隶阶层的行为规范，严格控制其思想、行为；军事爱国主义思想意图是为了稳固人心，侵犯、攻击其他奴隶主的领地，拓展自己的疆土；而宗教迷信教育则是假托于至上神的名义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罩上了一层蛊惑人心的外衣。

参考文献：

［1］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2］王保国．周初德治思想的再认识［J］．河南人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3］牟艳丽．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12）．

［4］徐炳杰．略论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形成和发展［J］．军事历史研究，1998（1）．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作者：谭楚坤 单位：顺德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