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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接受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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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接受理论被引入我国学术界以来就得到包括翻译在内的多领域蓬勃发展。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以“接受美学和翻译”的论文从内容上可以大致划分为三大板块研究:古典文学、儿童文学和文本内涵的文学翻译接受研究;译者、读者和作家的主体性研究;理论、影视翻译和非文学文本翻译的翻译接受其它研究。研究方法有个案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总之,研究一方面呈现多维度、多理论和多学科的结合发展态势;另一方面,集中于翻译策略和技巧的大部分翻译实践研究也体现出译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发挥。

关键词:接受美学;英译;主体性;发展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

同作为西方20世纪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作为理论的核心内容。西方阐释学的关键是理解,其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偏见”“前理解”及“视野融合”等重要概念甚至成为后续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60年代,姚斯和伊瑟尔开创接受美学理论,该理论在70年代迅速蓬勃发展,成为读者反应批评的一个流派和突出代表。上世纪80年代是接受美学理论在我国的介绍期、引入期,先后发表于《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上的一系列关于接受美学理论介绍的论文将此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视野之内。同时期内,接受美学理论翻译也紧跟其后迅速展开。其中,以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周宁、金元浦二位教授翻译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为此理论翻译的代表作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随后的《审美过程研究》(金元浦、周宁、金惠敏,1991)《接受美学译文集》(刘小枫,1989)《接受美学》(张廷深,1989)等译著的相继出版使接受美学理论很快在中国学术界扎根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宜相长,结合包括翻译在内的多领域得到多方位发展。新兴的接受美学理论以其“以读者为中心”“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等几个核心概念使之与以作者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解读理论相区别,也为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开拓新的研究空间。读者,包括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与译作的关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在此形势下,本文就近十年来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的英汉及汉英翻译研究展开调查,以期厘清接受美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状况。

二、文献统计

据对CNKI(中国知网)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三个数据库中的论文(以核心期刊和学报为主),以“接受美学与翻译”(以英汉汉英翻译为主)为主题进行电子检索,得出相关研究的最终统计成果达659篇。选择其中具有较强权威性和代表性的论文,并对这些论文的题目、摘要以及关键词进行分析,以期对近十年来国内接受美学的翻译视角研究现状做出较为全面和客观的分析。

三、文学翻译的接受研究

总体来看,无论是硕博士论文,还是期刊论文,以作品案例分析为主要方法的文学翻译接受研究占据接受美学视角翻译研究的大半壁江山。学者们对译作微观操作层面展开大量探讨,研究对象主要涉及作品译本或是文学作品内涵的翻译研究。此类研究性论文的特点是研究对象译本范围较广、内涵研究对象较多。

(一)古典文学研究

就文学翻译的接受研究而言,古典文学作品为主流研究对象。小说类如《红楼梦》《水浒传》《浮生六记》《围城》和《金锁记》等,戏剧如《西厢记》《长生殿》和《日出》《雷雨》等。针对译作的研究中心多在于不同学者对同一译作的不同视角研究。学者刘利晓和沈炜艳都选取了我国名著《红楼梦》译本为研究文本。但前者着重分析原著中模糊语于译文中的再现,并提出再现过程中模糊美的保留、明晰和专门解释等几种翻译策略[1];后者探讨的是霍克斯版《红楼梦》中译者对读者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审美习惯三个维度的关照,借此来阐释接受美学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2]。无论是从哪个视角探讨译本,分析研究的落脚点都在于翻译的实际运用,即翻译策略或方法的分析或归纳总结。小说的翻译形式主要包含两大类,即他译和自译。自译指的是原文作者本人对自己作品翻译的译作,而其它则属于他译。自译小说研究主要集中于林语堂和张爱玲两位大家。林语堂《啼笑皆非》自译汉译本和张爱玲《金锁记》的自译英译本均吸引较多学者研究。李琳研究《啼笑皆非》作者汉译本后总结得出“‘文本的召唤结构’概念表明自译者对原文有着更为透彻的了解和把握,会作出最为接近的阐释,也会大胆地‘修改原作’;‘隐含读者’概念表明尽管自译者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可以大胆‘修改’原作,但是作为译者,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读者的‘期待视野’概念表明自译不仅仅是对原作的翻译,而且是在语言和形式上对原作的一种言不尽兴的弥补,尤其像林语堂这样在将自己用外文创作的作品翻译成母语时,更是如此。”[3]阮广红分析张爱玲《金锁记》自译英译本中体现出的尽可能呈现原作风貌和兼顾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维度两方面高度杂合特征及该译者调和译文杂合的策略与方法[4]。林语堂和张爱玲两位大家自译本的分析都为研究者总结译者对自己文学作品中的“召唤结构”为读者调整“期待视野”而做出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译者为隐含读者发挥的主体性。和其他古典文学形式翻译研究一样,汉语古诗词这种最能体现汉语语言美的古典文学形式也是很多学者的关注点之一。例如,陶友兰根据接受美学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作用的重要性,结合许渊冲“三美”标准,提出浅化原诗文化意象、等化对应文化信息和深化原诗文化意象等“三化”策略,以期更好地呈现文化差异克服和诗歌翻译中“文化亏损”的减少[5]。此类汉语古诗词的接受美学视角翻译研究以实践为基础,以读者反应为重点,突出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对原文本与译本间文化空白的处理。

(二)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翻译以其读者独特性被单独划分一类。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目标读者是少年儿童。儿童的生活经验,知识背景和认知能力都大大有别于成人。因此,既要保持语言的童趣又要把原文中的语言文化传递给小读者就是较难的挑战。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视角主要取自三类,即单个译本研究、多译本对比研究和译者研究。对单个译本的研究仍旧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其他文学形式翻译不同的是,儿童文学翻译中对单个译本的研究除了对已出版译本的研究外,近几年内涌现出对中英文儿童文学作品原文的自译实践并进而剖析自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此类论文多以自译为研究文本,结合儿童文学特征,探讨将接受美学应用于儿童文学翻译,从词、句、修辞等由微观到宏观逐层总结相应翻译策略与方法。例如,“接受美学视角下儿童文学的翻译策略———以ALittlePrincess汉译为例”。该文选取自译的美国儿童小说ALittlePrincess中的典型例子,以接受美学为研究视角,寻求读者中心,期待视野以及文本空白等接受美学核心概念与儿童文学翻译的契合点,从词汇,句法和修辞三个层面探讨儿童文学的翻译策略[6]。儿童文学自译及研究使研究者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也使翻译研究领域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内涵更为丰富。相对应单个译本的研究,多译本对比是儿童文学翻译更为常用的方法研究。学者们围绕儿童读物特殊性,多以从词汇、句子至修辞、文化等的由小及大的层级横向比对展现不同译者主体性在各个层面的发挥,通过译者主体性发挥归纳总结翻译策略与方法。“接受美学视角下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以《夏洛特的网》两个汉译本为例”通过两个汉译本词、句、表述及文化等儿童语言美的保留对比,凸显更符合儿童读者特殊期待视野,更能为儿童读者接受的译本[7]。纵览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论文,从译者角度而言,5篇论文研究译本均出自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老先生笔下,而唯一一篇关于译者的研究论文也是以任老先生为研究主体,选其八部达尔代表作品译例,从语音、词汇、句法、修辞等不同层面总结儿童文学翻译策略,进而论证任溶溶儿童本位的翻译思想及其借鉴意义[8]。“儿童文学翻译家是儿童文学传播的媒质,他们的儿童观,翻译策略,个人性情、喜好等各个方面都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于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阐释。而他们的译作又或多或少地会对整个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9]任老先生译本的选择一方面固然凸显任老先生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我国一流儿童文学翻译人才较为匮乏的现状。

(三)文学文本内涵研究

文学文本的内涵研究是包括意象或是文化负载词等含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信息翻译研究。意象翻译研究是文学文本内涵的主要研究方式,意象翻译研究分为意象分类翻译研究与同一意象不同译本对比研究。学者李洪乾、阳小玲和邢程均就汉语古诗词中意象做出分类并对英译进行研究。李洪乾采用对英语为母语读者的问卷调查方式,分析英语读者对汉语古诗词中意象的文化背景了解和接受程度,并总结归纳出文化意象翻译应采取异化为主、同化为辅的手法[10]。阳小玲结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语言、意象审美观以及意象美传递的原则,试探讨了诗歌意象美“有条件”再现的途径:顾及读者的期待视野、顺从读者的语言审美观,以缩短审美距离,使译文读者能获得轻松愉快的审美体验;着眼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力,对具有丰富的汉文化韵味的意象采取适当的保留,根据需要添加对原文读者已知而对译文读者新鲜的文化信息,以扩展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并进而以许渊冲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为例,具体分析了实现意象美“有条件”再现的方式,即意象美的全部传递、部分传递、零传递以及意象美的替换[11]。邢程以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中意象翻译为研究对象,分析归纳出针对意象的包括直译、同义词解释、替代、移植及意译等实用的翻译方法[12]。

意象翻译研究以翻译策略、方法的归纳总结为研究结论,以翻译策略与方法凸显译者主体性发挥。意象在不同译本中的翻译对比研究也是意象翻译的主要研究形式之一。朱慧芬以《红楼梦》霍克斯和杨宪益两个常见译本为语料,对书中古典诗词翻译中的美学效果从音美、形美、义美和味美四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读者的反映,探讨中诗英译过程中保持源语诗歌中音、形、义与味的美学效果[13]。吴英以哈代的三个中译本(张谷若1935年译本、王守仁1997年译本、王之光2006年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接受理论,分别从译者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及意义未定点的具体化对比分析三个译本,通过对比研究,得出不同译本主要受制于不同时期的译者和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结论。对于源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作者对几个不同译本从词汇、修辞到文化的纵向层面进一步比较。这样的比较分析也证明了随着时代发展和语言变化,旧译本再难迎合新时期读者的阅读需要,适应不同时代读者需要译本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14]。相较意象在特定译本中的翻译研究而言,意象在不同译本中将译者主体性置于不同译本和不同时代这样更为宏观的语境中分析,因而,能够更清晰地对比体现译者主体性的不同发挥。

“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words)是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15]富涵独特文化信息的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也是文学文本内涵研究的重要内容。蒋伟平在分析《浮生六记》林语堂英译本后探讨了译者在融合读者期待视野中翻译文化负载词所用的策略和方法[16]。王伟归纳总结了《拊掌录》林纾英译本中对原文本做出的诸如调整改编不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句子结构,删节一些背景信息,将译文改造成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或笑话,为方便译文读者的理解添加注释以及是替换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等策略与方法[17]。文化负载词内涵研究的另一种常用法就是同一文化负载词在不同译本中的翻译对比研究。康姝媛从文化差异、翻译策略和接受理论角度分析《西游记》两个英译本中的10个文化负载词翻译。该学者通过分析原文化负载词中的文化意蕴在译文中的保留程度,并对比译文读者对译文接受与原文读者接受的近似性程度,判断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准确度以及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的运用适度[18]。于杉分析比较英若诚和霍华德的《茶馆》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后总结出英若诚的英译本通俗简洁,易于被外国读者接受。其译本语言形式充满张力和活力,有利于演员进行舞台表演;相反,霍华德译本则以异化为主。于杉进一步得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但未能达到最佳审美距离的结论[19]。文

化负载词翻译主要以汉语文化负载词英译为研究主流。无论是一个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接受美学视角翻译研究,还是多译本对比研究,研究者均从读者反应角度出发,分析归纳译者为融合读者期待视野选择的翻译策略,翻译策略的使用是译者主体性体现。除了以意象和文化负载词为典型,文学文本内涵的另一个研究视角是从韵律、语音或词汇的较小层级延展到词汇、语义、句子、意境以及文化的较大层面。此研究视角又以同一原文本的多译本对比为主要方法。学者吴英以哈代的三个中译本(张谷若1935年译本、王守仁1997年译本、王之光2006年译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接受理论,分别从译者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及意义未定点的具体化对比分析三个译本。作者通过对比研究,得出不同译本主要受制于不同时期的译者和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对于源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作者对三个不同译本从词汇、修辞到文化的纵向层面进一步比较。这样的比较分析也证明了随着时代发展和语言变化,旧译本再难迎合新时期读者的阅读需要,适应不同时代读者需要的译本的出现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20]。个案研究和译本比对研究是文学文本内涵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基于接受理论文本召唤结构、读者期待视野和读者反应等几个核心概念之上,以单个案例或是译本对比体现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四、主体性的翻译接受研究

关于翻译活动的主体性问题有很多争论。本文认为在翻译活动中,所谓翻译的主体应该包括译者、作者和读者、甚至是翻译的发起人或赞助者,因为这几者都会对译文的理解和构建产生影响[22]。鉴于此,本文以这些翻译活动的主体为观察点所呈现的翻译接受状态如下:

(一)译者主体性

无论是古典文学研究、儿童文学研究亦或是文学文本内涵研究,接受理论视角下研究聚焦于主体研究。但除几类研究之外,仍有部分直接切入“译者主体性”,通过译本中具体翻译策略的分析、总结或是译者主体性理论研究体现译者对原文本的接受状况。相对主体性理论研究而言,更多的学者使用案例研究法归纳总结译本中翻译策略与方法并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与发挥。廖卡娜[23]、将蕊鞠[24]和王琰[25]等学者都基于《少年维特的烦恼》和《聊斋志异》等名著,以读者期待视野和文本不确定性为核心,探讨译者为与读者视阈融合而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正如姚婕所述,译者既是源文和源文作者的读者、研究者和阐释者,也是译文的协同创作者和第一读者,更是译文潜在读者的修辞者。这样的多重身份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既要深入理解源文又要关注潜在读者的审美需求,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手段为译文服务,这样才能保证译文在陌生的译入语环境中维持其后世生命[26]。译者主体性理论研究仍旧集中于主体性发挥,李百温[27]、熊英[28]、余荣绮[29]和徐永乐[30]等学者紧密联系阐释学,分析主体性内涵及发挥。其中,前三位学者论证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为中心的主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及其作用拓展,后一位学者提出译者通过具体化过程对文本进行阐释从而体现其主体性。但是,作者认为译者的主体地位不应被过于强调;相反,受文本的限制,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应该有其限度。刘月明选取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中诗英译本,分析了译者主体介入程度给虚实关系带来的审美信息与审美特质上的不同程度的变化,力图在传统译学所勾勒出的“原文本-译文本”的二维图景之上建立起新的“原文本-译者(读者)-译文本”的三维翻译景观[31],直接把译者或读者置于文本解读过程的重要位置。译者主体性研究扩展了以往传统的翻译研究内涵,为译本翻译策略研究及译本解读提供了更深更广的理论依据。

(二)读者反应接受

美学把读者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的地位提到与以往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解读理论不同的高度,认为读者的具体化是作品意义的源泉,而未定性的文本只不过是承载意义的载体而已。柴孙乐子提出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实现依赖于译者,即原文本第一读者的前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作自由度是有限的,须以原文本为依据,译者要想想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充分发挥译文读者的主体性[32]。肖雨源以从“金融时报”收集的具体语料为研究文本,从译者视角提出归化策略的选择是为了迎合读者期待视野,而异化则是为了扩大读者期待视野并召唤读者想象,以及译者可以通过具体翻译方法实现读者的期待视野[33]。读者反应研究进一步明确译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并以此为出发点深究基于读者视野和读者反应基础上的译者主体性发挥。

(三)作家或作品接受

此类研究虽然仍以名家名作为主导,但不再以作品中某一侧面为主要研究内容,而是采用更宏观的历时方式,纵览作家形象或作品在不同时期、异质文化中的构建、变异和接受。译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名家译作。邵炜、郝稷、张秀燕和张婷婷等学者分别探讨傅雷《翻译的艺术》[34]、林语堂《京华烟云》[35]以及鲁迅、周作人兄弟《域外小说集》[36]的译本接受情况。无论是《翻译的艺术》《京华烟云》译本的成功接受还是《域外小说集》译本的接受失败,此类研究结合译介学方法追踪译本传播、接受的痕迹,并剖析译作于不同历史时期异质文化中的翻译、介绍、传播、接受等过程及深层原因。另一类接受则是作家与作品的接受过程研究。例如,杜甫与杜诗,寒山与寒山诗。杜甫与杜诗被19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阶段性划分方法追踪其发轫、提升、深化发展的接受历史和历时性过程[37]。寒山和寒山诗则被置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诗人和诗歌被译者斯奈德翻译过程中有意“创造”,被“垮掉的一代”接受并奉为“群众英雄”的过程及原因[38]。作家和作品的接受离不开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为作家作品接受提供接受的支撑依据,译介学的引入为作家作品的翻译接受提供可行的研究方法。

五、翻译接受的其它研究

(一)理论研究

以“接受美学与翻译”为主题的理论研究大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接受美学为理论支撑,拓宽翻译理论与实践内涵研究;二是接受美学与其它相关理论结合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更有力的解释力。学者周红民从社会视角为基点,探讨接受美学中“读者接受”与翻译手段的关系,认为“异化”手段能刷新读者的认知世界,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但须以读者的认知水平为依归。而“归化”手段不太具备改变读者认知之力,非翻译之正法,但在一定的阅读背景下是合理的、可取的。此研究也赋予传统的翻译“异化”“归化”策略新内涵及新的解释力[39]。朱建平基于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的本质联系,围绕“翻译即解释”的基本内涵,提出翻译研究可为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提供有力例证;反之,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也可为包括翻译本质、翻译标准及目的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之间关系等在内的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40]。

(二)影视翻译

纵览影视翻译研究论文,主要以影视片名和字幕翻译为两大主流,即片名翻译和字幕翻译。电影片名翻译即电影片名的信息价值传播,指的是“译入语片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影片的内容,使国内观众能够通过片名简要感受到影片的主旨”[41]。因此,要实现影片内容的概括,翻译方法技巧的探究为首位研究对象。学者李树根据电影片名形式简洁和内涵丰富的特征,以丰富的电影译名为佐证,比较分析音译、直译、意译、创译等翻译技巧和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包括在风格、用字、文化、美感和商业等五方面的得体性原则[42]。随着影视作品日益国际化,影视字幕翻译也日益受到重视。与电影片名翻译研究有着相同的落脚点,字幕翻译也是以翻译技巧方法与策略归纳为主。学者王玮选取了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情景剧之一《生活大爆炸》作为研究案例,具体指出在情景喜剧字幕翻译中,归化是基本策略,并一一分析汉语中常用的四字格、谚语、方言及网络用语等在此情景剧字幕翻译中的使用[43]。影视片名和字幕翻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作为异质文化普及和交流的桥梁,影视片名和字幕翻译多以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分析为重心。

(三)非文学翻译的接受研究

除了文学作品译本分析,学者们也对其它包括广告、公示语、公司名称、商标、菜名等非文学文本英译做出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中,广告翻译占据主流。广告英译研究又以两个视角为主,即结合其它翻译理论拓展翻译实践研究和译者主体性研究。周海英在接受美学基础上结合功能法,提出直译、意译、删减、补译和调整等广告翻译的可行性方法[44]。李忱以许渊冲“三美”理论为接受美学的补充,反向指出广告翻译中不可译和错译等现存问题[45]。郑翔聚焦广告中的修辞视角,分析译者在原文本“召唤结构”和“语义空白”中发挥的主动性,并通过意译等方法在译文中实现源语广告修辞所承载的审美情趣,美感和语义效果[46]。陈东成关注的是广告翻译,结合接受美学和广告复译的必要性提出归纳纠错性复译、改进性复译、构建性复译和指向性复译四大策略[47]。以广告翻译为主的非文学文本翻译仍旧以翻译实践为主要研究层面。

六、研究评价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评价回望659篇“接受美学和翻译(英汉与汉英)”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在分析探讨过程中较多使用有个案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经验总结法及问卷调查法等。其中,个案研究法是大部分学者使用的常见方法之一。个案研究法更全面而深入地描述、解释和评价译作中某一视角的变化和发展,并从中凝练出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除个案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也是常用法。描述性研究法被用于解读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译本,从语音、词汇、句子至语境与文化等不同层面,进而比较归纳出差异及原因。翻译是实作性较强的语言信息转换行为,经验总结法也是结合个案和描述性研究共同使用的普遍性方法之一。基于个案研究和文本对比描述之上,经验总结法常被用于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分析归纳,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反之有助于翻译实践活动的有效进行和翻译实践规律的总结。问卷调查法也是有效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根据研究翻译现象针对读者进行问卷调查,并统计、分析调查数据,得出相应结论。从研究概况上看,接受美学与翻译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有着较为稳定的态势。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接受美学与翻译主要着眼于文本翻译接受研究和主体性翻译接受研究两大模块。从学科视角而言,翻译研究整体呈现的是跨学科、多维度的态势,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支撑下结合文化或中国古代文论等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近观之,研究的主要层面仍集中于翻译的微观操作实践。译者和学者都在从各自角度探讨如何使译本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原文本,或是使译文读者尽可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阅读享受。这既是译者的使命,也是译本研究者的使命。

(二)发展趋势上述研究揭示出我国接受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结合的发展趋势。第一,基于接受美学强调读者接受的基础,大量翻译实作重心进一步向读者倾斜,在此翻译过程中读者接受行为随之被进一步强化;第二,由于接受理论使目标语读者地位中心化,越来越多的译者会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迎合读者期待视野,而在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意译,甚至于改写;第三,翻译在接受美学指导下进一步以读者为导向展开更多理论与实践研究,大量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也会补充、完善接受美学理论体系。但与此同时,该领域研究也反馈出一些局限:首先,在译本及内涵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倾向于翻译实践的微观分析,大多数学者主要围绕“如何译”等问题展开探讨,相较而言,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就显得不足;其次,在主体性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以“谁来译”为中心,探讨译者主体性发挥,译者研究的倾向体现出对译文读者接受的较少研究,即对译作效果和接受程度的研究较少,因为过分强调文本的翻译“质量”有时不一定有利于读者接受,而译文读者实际才是译作生命能否得以延续的决定性群体;再次,对译者生平及译作的历时总体接受情况梳理较少,无法清晰、准确体现译作的具体接受程度和译者的宏观翻译策略;最后,译本来源选择稍显局限。例如,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主要出自翻译家任溶溶之手而较少涉及其他翻译家,汉语古诗词英译无论来自于国外汉学家还是国内翻译家,绝大部分出自于如韦利、华兹生、庞德、斯奈德以及许渊冲、杨宪益和汪榕培等“老牌”大家之手,而较少涉及其他“新生”或是近些年才显现出文化影响力的汉学家。回望十年间我国接受美学与翻译理论的结合研究,更多的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基于该领域研究中各项局限和不足做出更多宏观和微观等不同视角的探讨,逐步完善和提升该领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推动我国翻译实践在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利晓.接受美学视阈下模糊语言在《红楼梦》翻译中的审美再现[D].长沙:中南大学,2010:67-72.

[2]沈炜艳,吴晶晶.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的《红楼梦》园林文化翻译研究———以霍克斯译本为例[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14.

[3]李琳.从接受美学视角看林语堂的自译———《嘀笑皆非》翻译个案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9:42-44.

[4]阮广红.从接受美学视角看张爱玲《金锁记》自译本中的杂合现象[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43-58.

[5]陶友兰.从接受理论角度看古诗英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J].外语学刊,2006(1):93-97.

[6]杨纯.接受美学视角下儿童文学的翻译策略———以ALittlePrincess汉译为例[D].长沙:湖南大学,2013:16-25.

[7]唐丹.接受美学视角下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以《夏洛特的网》两个汉译本为例[D].长沙:中南大学,2014:57-73.

[8]曹丽霞.从姚斯的接受理论看现阶段儿童文学翻译———达尔作品任溶溶译本研究[D].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2013:31-64.

[9]寿敏霞.儿童文学翻译综述[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2):131-133.

作者:陈文慧单位:昆明学院

我国接受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责任编辑:张雨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