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视角的人性因子范文

一、摩尔•弗兰德斯的伦理选择

小说刚开篇，笛福便把我们带进一个独特的伦理环境：摩尔•弗兰德斯的母亲在新门监狱生下了她，是摩尔从一开始就被框定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孩子。她孤苦无依，只能跟着吉普赛人四处流浪，此时的摩尔对世上的一切都是茫然懵懂，更不必说人世间最复杂难懂的道德伦常、人情世故了。所幸有好心的老妇人收留了她，在善良仁慈的老妇人的影响下，摩尔渐渐形成了一种诚实、愿靠自身劳动努力奋斗的理性的伦理意识。但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工业的发展极大地加深了贫富间的差异，资产阶级奢靡成风，而可怜的无产者不得不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换取生存的可能。这残酷的社会现实让摩尔深深意识到将来不得不出去伺候别人的恐惧和憎恶以及金钱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为了不被送去做佣人，摩尔暗自决心做一名凭自己努力赚钱的“贵妇人”。有钱人家小姐们对她的“奖赏”也在潜移默化中扰乱着她正常的人生观和伦理观，对原有的正直的伦理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金钱欲的形成则恰恰说明了即使在幼小的摩尔身上，兽性因子也依然存在。它由人的原欲驱动，和人性因子相互制衡。这是摩尔的第一次伦理选择，尽管兽性因子萌动，但人性因子仍控制着兽性因子，保持着本真和理性。

在收养摩尔的市长家，大少爷的出现打破了摩尔原有的平静，身上的人性因子开始面对兽性因子的挑战。他凭借强烈的金钱诱惑和令其心动的花言巧语，企图让摩尔放弃原有的伦理身份，成为他的情人。这种伦理身份的初次转变使摩尔陷入了矛盾，这是无人指导的摩尔根本无法解决的伦理难题。爱的欲火，加之金钱的勾引，使兽性因子愈加活跃，一步步削弱了人性因子与之抗衡的能力；强烈的虚荣心也使摩尔有意地放任兽性因子对人性因子的冲击和压制，拉开了她堕落的序幕。然而，只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大少爷最终在得逞后无情地抛弃了摩尔，甚至把她转让给了自己的弟弟。进退两难的摩尔陷入了新的伦理困境，即无法放弃奢华生活的诱惑，又无法从理性上接受自己将和二少爷乱伦的事实。一轮新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斗争又开始了。摩尔追悔自己的随便，预示着她伦理意识的觉醒，明白这一切都是有违伦常、不可触犯的罪孽。然而，人性因子的崛起在金钱欲望的影响下转瞬即逝，为了不“独自走到茫茫的世界里去，被人们看做是个逐出家门的淫妇，身边连一文钱也没有”,摩尔接受了大少爷的金钱补偿，完成了这一罪恶的伦理选择。洛宾死后，摩尔带着一千多磅的财产嫁给了徒有其表的布商，二人尽享挥霍后，丈夫抛弃了她。新的伦理难题又摆在了破产了的摩尔面前：“我有一个丈夫，我又是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伦理身份的转变迫使她做出新的伦理选择，穷人的生活令她害怕，为了生存，摩尔再次丢弃了她本该遵守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以孀妇的名义骗取了她的第三段婚姻。在这期间，看穿了当时社会人情冷暖的摩尔渐渐感悟道：“世事改变了，就连结婚也不例外。结婚是为了互相利用，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作生意，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或者根本没关系的”。这也体现了18世纪的英国人的价值观念已经慢慢转向了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此时的摩尔已经学了使用骗术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是她身上的兽性因子暂时压制了人性因子的外在表现。

陶醉在婚姻甜蜜中的摩尔，与这位难得的好丈夫共度了几年的幸福时光后，偶然发现自己的丈夫竟是自己的亲兄弟。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击碎了摩尔几年来的平静，也打破了她身上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在无数次斗争后才得来的平衡。惊慌失措的摩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她既不愿与自己的兄弟乱伦，又不敢冒着被净身出户的风险告诉自己的丈夫真相。摩尔身上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再一次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受原欲驱使的摩尔既不能忍受顷刻间失去现在奢华的生活，也不能忍受财产继承权的丧失，她不顾伦理道德，以贫穷为借口，选择了物质和金钱。摩尔的伦理身份也从妻子转变为一个违背伦常的乱伦者，可以说，此时摩尔身上的兽性因子已经完全凌驾于人性因子之上，让她可以毫不犹豫地跨过伦理底线，与自己的亲兄弟乱伦，生儿育女。对于这次偶然的乱伦，大多数批评家往往从社会现实黑暗的立场对摩尔寄予同情，把她看成旧道德的受害者。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理想道德的立场出发，为摩尔设立了一个超越历史和现实的道德标准。因为无论是在当时、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摩尔乱伦的行为都严重破坏了当时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则。即使对摩尔抱以同情，也不能超越历史进入道德的乌托邦，另外给摩尔设置一个新的道德环境和道德标准。然而，三年后，理性又经伦理选择而来，摩尔身上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虽相互伯仲，但又无法彻底控制或消灭对方，最终摩尔难以忍受乱伦的行径，结束了这段婚姻。此后，摩尔身上的兽性因子开始了长期的对人性因子的压制。人生来就有追求幸福、快乐、安逸生活的本能，受原欲控制的摩尔开始不择手段，通过谎言、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换取金钱和婚姻上的利益，甚至不惜主动成为别人的情妇。这也预示着年老色衰的摩尔在失去了身体的本钱后即将走上犯罪的道路。

青春已逝的摩尔，既无亲无故、身无分文又丧失了年轻时的勇气，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贫穷的恐惧使摩尔的心冷了，可以说，“窘迫的时候就是受可怕的引诱的时候，一切抵抗的力量全消失了；贫穷逼到眼前，灵魂受到苦痛的折磨”，摩尔身上的兽性因子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彻底压制人性因子。在“魔鬼”的引诱下，完成了她的第一次偷窃。面对刚到手的赃物，从守法公民到小偷的身份转变令摩尔深感恐惧，理性也在那一瞬间回归，想把偷来的东西送还。这是摩尔伦理意识觉醒的体现，提醒自己的行为违背了道德伦常，使她感到内疚、自责。但兽性因子的长期压制使这一念头很快就过去了。“穷苦压倒了这一切的念头，渐渐硬化了我的心肠”[3]。生存的欲望最终促使摩尔背弃了自己的信仰，不顾一切地在盗窃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将罪恶之手伸向了天真无邪的孩子。从小孩身上得来的小项圈使摩尔“忘却了以前的种种反省”，理性正慢慢离她而去，甚至企图杀死小孩。然而，这一系列的罪行并没有让摩尔感到罪恶或是愧疚，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给小孩的父母敲了警钟；偷走强盗的赃物，却自视为正义的使者。但人身上的兽性因子永不会因自身的强大使人性因子消失而独自存在，偶尔摩尔也会想“在我这样贫困的时候，只要可能的话我真愿意找些正当的事情干”。但在18世纪的英国，女子除了嫁人、为娼和做些粗活之外是无法从事其他职业谋生的。找到粗活干的摩尔看似暂时平静下来，但清苦的生活远远无法满足摩尔。“贫穷使人们全然不考虑相互之间的关系，感情、正义感以及一切可以使人们和睦相处的道德和宗教上的义务，这是人性的普遍力量经受不住的考验。”

摩尔又一次重操旧业，与人合起伙来偷盗，正式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小偷。随着这次伦理选择的完成，“魔鬼”把摩尔抓得更紧了，甚至在满足了温饱后仍不能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偷窃，而且手段多样，成为小偷中的领袖。这是人性中对摆脱道德约束的渴望，它并非源于本能，而仅仅是源于对犯罪的欲望。尽管同伴的不幸让摩尔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但“罪恶把我们的心硬化了的时候，恐惧不会感动我们，什么榜样也不会警戒我们”。甚至在受伤无法“做生意”时，摩尔仍不忘利用肉体骗取醉汉的钱财，她“不是出于喜欢那个男人，想的不是欢乐，而是金钱”。最终，尽管摩尔小心谨慎，仍无法逃脱被捕的厄运。起初的摩尔并没有真心忏悔，而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被剥夺了犯罪能力的悲伤，在麻木的等死。然而，兰开夏丈夫的被捕触动了摩尔，认为自己是他不幸的根源，开始承担起对自己罪行应负的责任。理性又一次重新归来，摩尔开始思索，而“恢复了思索能力的人就是恢复了人性的人”，这也意味着摩尔最后一次的伦理选择拉开了序幕。此时，摩尔身上的人性因子正逐渐复苏，压制了过去使她犯罪的兽性因子，她真正的忏悔开始了。在好心牧师的帮助下，摩尔的心复活了，人性因子在与兽性因子相互制衡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她感受到，“世上的幸福，欢欣同悲哀在她眼里全都不一样了；觉得过分看重俗世的东西，即使是世上最值钱的东西，真是天下最傻的事。”[3]最终，在摩尔的全心忏悔下，上帝宽恕了她的罪，使她免于死刑，和丈夫一起流放到弗吉尼亚。

二、结语

通过对摩尔伦理选择的详细分析，作者笔下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深刻体会到18世纪英国拜金主义盛行时期，人类道德不断沦丧、价值观念扭曲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只有唤醒人们的传统道德意识，引导正确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现代文明得到最显著的发展。

作者：赵冠瑞 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