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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教育的关键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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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考古学、文化遗产三个概念似乎非常相似,但是三者着本质上的区别。金石学是一门以研究整理未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铜器与碑刻的学问,尽管其研究的门类到明清之时已经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了铜器与碑刻,涉及到封泥、竹简、砖瓦等器物,研究门类已经基本上扩展到了早期考古学涉及的大部分研究内容,并且其研究方法与思路也有了新的提高,对于器物研究的鉴别更加精细。但是其研究的来源依然是“未经科学的考古发掘”的器物,其研究的方法是文字考证,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器物与文字,研究的主要群体是士大夫阶层。当然早期的考古学与金石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点不管是在学术争论还是在田野发掘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在安阳的发掘中,李济将满满的发掘品拉回北京的时候,清华研究院为此举行了欢迎会。但是,大家只是关注到了一个被切割的蚕茧,而对于发掘出来的彩陶,李济没有展示,大家也没有围观。同时在发掘初期,作为发掘组成员的董作宾只关注探方里有没有甲骨出土,并且认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得到少量甲骨,可谓不值。这些都显示出在考古学兴起之初,学人在学科认知上的差异。同时,也表现出考古学与金石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是随着一批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年轻学者的不断加入,形成了一批学有所长的职业考古人,考古学也逐渐在中国成长,形成了一个拥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和体例的学科。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主要通过科学的手段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些物质遗存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过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在考古学中,对待所有的文化遗存应具有平等性与客观性的原则,而不会对器物有无文字而产生偏见。对此北京大学金石学大家马衡在思考学科发展时也有所觉察,并提出了“有意识之作品”的观点。这可能是他极力倡导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考古学就是要解决器物背后的人与社会的问题,通过古代的器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通过器物在历史环境下的情景来复原古代社会,器物只是研究的一个媒介,重要的是其背后历史中的人与古代社会。考古学在西方被认为是人类学学科,而在我国则被划归历史学,这一学科的限定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和学术要求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一学科不断的发展,也在不断的突破原有的一些限定,也不断的出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

随着国际化进一步深入,“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日益流行,它比考古学或者文物学具有更为广泛的内涵与外延,正如《考古学:关键概念》所定义,遗产无所不包,从景观到收藏,建筑与制度,传统、巨石阵、法国奶酪等,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遗产。文化遗产具有比考古学和文物学更为广泛的领域,涉及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尽管目前大家在认识上大多将文化遗产等同于文物,有意无意的忽略非物质文化的存在。但是,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不仅是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以及视角的变化。遗产原本就是一个社会与法律意味很强的词汇,这一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研究视角,从历史社会的角度渐渐向当代价值与社会的角度转移。正如《考古学:关键概念》所言:遗产是表现在古代遗存上的当代价值。古代遗存的价值存在于它对人们认识当代价值和身份认同的贡献上。

任何一个学科都在一定阶段不断发展或者分化,正如戴维克拉克所言,“考古学失去了的纯洁性(幼稚性)”。所谓学科纯洁性的丧失,也是学科不断发展和研究方法变化而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与科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金石学、考古学、文化遗产看似三个简单的概念。却代表了三次学科研究视角的转化,金石学以古代青铜与碑刻为研究对象,尽管门类后来扩展,但是其研究的视角是古代器物和古代的文字,总是逃不出一个“古物”或者“古董”的器物研究范畴。考古学不但关注器物,同时更加关注与器物同时存在的环境,并且给予同一环境中所有客观存在一个平等性的地位。而关注这些环境中“物”的目的是为了其背后的“古代社会与人”。文化遗产则更进一步,其关注的不仅仅是客观的物,也包括了精神,同时,不仅包括古代的,甚至包括现代的,将研究的视角从古代转到现代。因此也就对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文化遗产的传承与阐释,人与遗产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金石学到考古学完成了“古代的物”到“古代的人与社会”的转变,考古学到文化遗产则完成了“古代”视角到“当代”视角的转化。

当然,这一视角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学科自我完善与修正、人文文化自觉等有着很大的关系。首先,社会的变革与国际交流的相互影响,会为一个学科带来或多或少的新气息,从而促使学科发生变化。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断传播,民族自觉和民族振兴思潮的兴起,通过科学救国的观念逐渐改变青年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考古学便在中国开花结果。而文化遗产则是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签订而在中国兴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遗存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社会对于学科的要求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次,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同时也促使交叉学科的发展与变迁。考古学的产生就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它源于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发展,并借助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理论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考古学的门类不断扩大,动物考古、科技考古等交叉学科的兴起都与新科技密不可分。因为在科技的辅助下,考古学可以延伸到一个以前从未达到的层次,不再是通过过去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与社会,而是通过科技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宽度和深度。

再次,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自我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一个萌发、发展、鼎盛的过程。当然,正如早期的“金石学”历经千年的发展,在明清已经非常成熟,学科原本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已经非常完善。但是恰在这一时期,大家对于考古学的认知,是希望通过这一学科找出地下的“二十四史”来。而“文化遗产”这一名词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其与学科的调整与完整也具有不可分割的作用。随着学科的发展,研究领域的日益扩展,现在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定义,这也是所谓考古学学科纯洁性丧失的表现。其丧失的原因,是学科的发展,边缘学科不断衍生,也是学科不断的自我调整。最后,文化自觉对于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考古学不管是作为哪一个学科的分支,与其他人文或者社会学科相比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文化性、客观性,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技术又密切相关,同时研究的内容与文化、民族、社会密不可分。随着社会和科技的日益发展,物质生活日益提高,人类就会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提出更高的文化要求,人们对同生的文化也产生更多的反思、要求,在这种文化自觉的要求下,学科的发展就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不管是社会、公众还是研究者。此时学科的变迁就开始了,这一点不仅体现在19世纪考古学的兴起,也表现在当今社会中的文化遗产概念的产生。

作者:刘文科 单位: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考古学教育的关键性概念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