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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考古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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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晋南地区。夏朝建立之后,随着其实力的不断强大,产生了向四周扩张的趋势,北至滹沱河流域,东到长治一带,西抵吕梁山一线。关于夏朝在山西的势力范围,邹衡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夏王朝在山西境内直接控制的地域似乎仅限于晋西南的汾水下游和涑水流域。”“而其影响所及,或可到晋北,甚至内蒙。”[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晋南地区曾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七十年代对太原东太堡遗址等做过调查和试掘工作;到了八十年代在晋中、吕梁、晋东南地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对山西境内夏文化的了解更为全面。晋中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以东太堡文化为代表。器物组合有高领鬲、单把鬲、甗、斝、蛋形三足瓮、盆形鼎、盆形豆、侈口罐、折肩罐。高领鬲、单把鬲、甗、斝、等炊器,在这个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就已占有主导地位,同时存在有大腹罐、高领鬲、实足跟刻凹槽的鬲,筒形流的角等夏文化的典型器物,侈口罐和折肩罐则是本地在夏时期新出现的器类,在年代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或东下冯类型文化的早期阶段。因此,东太堡文化的主体是当地的文化传统,同时受到了来自东方岳石文化和南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据此有学者认为,东太堡文化应该属于夏时期的方国———唐国的文化遗存。东太堡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太原市、忻州地区、晋中地区和吕梁地区。属于太原市范围的,还有金胜村,北郊的光社遗址,以及娄烦县的河家庄遗址,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光社遗址和金胜村的墓葬,河家庄遗址进行过试掘。198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合作,对忻州游邀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工作,使得对夏文化的研究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在认识上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游邀遗址分早晚两期,晚期三足器实足尖均有明显的沟槽,高领罐、高领鬲等文化器物的出现预示其已进入夏代纪年。吕梁地区有汾阳杏花村遗址和峪道河遗址。杏花村遗址在1982年经过正式发掘,遗址的文化遗存分八个发展阶段,其中第六段属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峪道河遗址在1981年和1982年进行过两次调查和试掘,出土遗物中有属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另外,孝义市柳湾二十九亩地也是一个在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地点。晋中地区有白燕遗址,1980年发掘,根据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分析,确认第四期遗存为夏时期文化遗存,其早晚两段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早段的侈沿鬲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鬲形制相近,晚段的直腹鬲则与襄汾大柴遗址出土的直筒鬲接近。

另外,1986年,长治小神村遗址[2]的发掘也获得了一批颇具夏时期文化特征的陶器,有高领鬲、高领罐、盆、瓮等,鬲的锥状空足或实足跟上施以凹槽。因此,山西境内的夏时期文化遗存,从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其明显地可分为两个系统[3]:一个系统为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另一个系统为既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具有自身特点的遗存。在晋南地区的“夏墟”范围内发现的夏时期文化遗存,属于前一个系统,如东下冯遗址,虽然也出土少量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遗物,但绝大部分的遗迹和遗物是与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和遗物相同或者相近的。而其他地区的同时期文化遗存中,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土著文化要占相当大的比例。如太谷白燕遗址,既存在有与二里头文化相近的陶鬲,同时也有具有自身发展序列的本地陶鬲。因此,可以认为晋南地区的一部分地方曾为夏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而其他地方则是受夏文化影响的“方国”而已,他们有着自身的文化特征。

商汤灭夏后,商王朝五迁其都,最终定都今河南安阳小屯(即“殷墟”),直至被周族所灭,历经六百年左右。商王朝的历史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历史,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步上升的历史。根据商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以商王盘庚迁都至殷为界,将商代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盘庚以前的早商文化为商代前期,盘庚和盘庚以后的晚商文化为商代后期。商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如东下冯商城遗址、垣曲商城遗址、平陆前庄出土的青铜器等,是与典型的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它们主要分布在靠近商王朝都城的黄河北岸及临近地区,这些地区可能属商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他们的经济生活与商相同,以农耕经济为主,同时经营家畜饲养和渔猎。垣曲商城,位于古城南关村西侧的黄土台地上,垣曲商城是以层层夯土修筑的由四面城垣围成的方形城堡,平面形状略呈梯形,北窄南宽,总面积13万平方米。城址内中部偏东为统治者居住的宫殿区,由多座大型夯土台基组成,以南北并列的两座长方形大型台基为中心,其余分布在其周围,形成一组基址群,台基四周有长方形宫城墙将宫殿区围在中间。城内东南部为一般居民区,是平民进行生产与生活的主要活动区,分布着大量储存物品的窖穴和堆积废弃物的灰坑等。

城址内西南部为制陶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多座制陶窑址。垣曲商城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陶质以夹砂陶为主,纹饰常见绳纹且形式多样,有粗绳纹、细绳纹、间断绳纹、交错绳纹等,主要器形有折沿实尖足鬲、大口尊、平沿盆、罐、豆,其他遗物有铜鼎、铜斝、铜爵等,属于商代二里冈期文化,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年代相当。垣曲商城毗邻商王朝中心区域,其建筑规模远小于王都,因此有可能只是区域性的统治中心,或是商代分封于此的某方国的都城。也可能是据守黄河岸边的一座军事城堡。东下冯遗址发现的商城,位于运城盆地西缘,城址平面大体方形,面积14万余平方米。出土陶器有鬲、簋、罐、甗、大口尊、蛋形瓮等,还出土了铜爵、铜刀、铜镞。与垣曲商城规模相当,可能是一方国之都或商朝设在晋南的一座军事据点。平陆县前庄村出土的一批商代文化遗存,其青铜器多立耳、深腹、空心柱状足,饰简单的饕餮纹,具有商代前期铜器的典型特征。陶器有鬲、大口尊、三足瓮、簋等,也有钻、灼、凿的无字甲骨。垣曲、东下冯和前庄三处遗址,属于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对于保障商西部疆域具有战略意义。平陆前庄等地出土的青铜重器,更可说明这些地方与商王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晋西南、乃至晋南、晋东南与商朝王都毗邻的部分地区都是商朝的势力范围,是商王朝的经略要地。山西商代后期的商文化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分布在临汾盆地以东至晋东南地区的长子、潞城和黎城等地,与河南殷墟相邻,文化面貌一致,以浮山桥北商墓、长治小神遗址、长子北高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另一部分是方国文化。浮山桥北商代墓葬,位于临汾盆地东南缘。被盗严重,追缴回文物中有带“先”铭的商代铜器。2003年发掘清理大型墓葬5座,其中M1、M18规模较大,墓道中有随葬的殉人及车、马。墓主人应当是商王朝管辖下的方国首领。盘庚迁殷以后,长治小神村商代遗址出土商代陶器鬲、豆、罐、瓮等,与殷墟文化接近,分布范围包括长治、晋城两个小盆地。北高庙遗址发现铜器19件,主要有鼎、斝、爵、甗、觚、罍、鬲、戈、镞等。特点是,仿陶器占一定数量,斝平底,鼎、甗锥足;纹饰简单,以单层饕餮纹、珠纹、弦纹等为主,与小神商代遗存属同一文化类型。

山西中西部吕梁山和沿黄河一线,当时存在着与商王朝若即若离的众多“方国”,甲骨文多见记述。灵石、石楼、柳林和保德等地从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发现过大量商代晚期青铜器。这种文化遗存,既受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受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即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本身具有的特征,形成一种混合的文化遗存。他们可能代表着存在于当时山西境内若干方国的文化,它占据着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应是山西境内商文化的主流。这些方国虽然也有定居聚落,也有农业经济,但主要是一种游牧式的经济,这和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从考古发现的许多工具中也能看到这一点。灵石旌介村商墓出土的晚商青铜器以中原青铜器为主,有鼎、觚、爵、卣、簋、直内戈、有铤镞等,组合以爵、觚酒器为主,同时有鼎、簋的搭配。形制、花纹与组合均体现出殷商文化的特点,但弓形器、羊首刀、有銎钺等又有北方系青铜器文化的某些特征。因此,旌介商墓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系统应是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当地及其他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地域类型或是商文化的一个分支,是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的方国的遗存。这一类型遗存在晋中太谷白燕、忻州连寺沟等地均有发现。旌介商墓墓坑形制均为长方形竖坑土穴,流行在二层台上殉人和在窑坑中殉犬的习俗同于殷墟墓葬的丧葬礼制,而且其青铜风格和殷商文化的也一致,暗示鬲方与商朝的友好。除鬲方之外,山西还有许多与商朝友好的方国,见于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天、戈、邑、子等10余个,其地域大多在晋南和晋东南。

与灵石旌介商墓所代表的方国文化相比,在山西的晋中以北及吕梁山黄河沿岸一线,分布着一种特征鲜明的北方文化,具有浓厚的草原文化特色。这一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群中,既有殷墟常见的青铜礼器,又有地方特征明显的礼器、武器、工具,还有不见于殷商文化系统的器类。分布在石楼、柳林、吉县、隰县、乡宁、大宁、洪洞、永和、保德、忻州、右玉等地,其中石楼、永和等地最为密集,属于商代晚期,少数几件铜器属于商代前期。因为这一文化系统还包括了陕西的绥德、府谷、神木、榆林、淳化以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所以有学者称其为山西石楼———陕西绥德类型青铜文化。这一文化类型常见的殷墟文化器类有觚、爵、斝、卣、瓿、鼎、簋、甗等。其组合、造型、花纹与殷墟铜器相似,其中带有铭文或族徽的铜器,与殷墟所出者几乎完全一样,这类器物的存在,反映出北方地区与殷商文化频繁的交往关系,最能表现文化特色的是具有地方特征的是礼器、武器、工具,器形和花纹都有独到之处。礼器多为仿商改进型,如忻州连寺沟所出云纹鼎,把腹部花纹由殷墟常见的兽面纹改为云纹,再加石楼桃花庄的带铃觚,形制与殷墟基本相同,但腰部设计特细,而且圈足内带铃,保德林遮峪的带铃豆,是以当地早期的陶豆和殷墟的陶豆形制结合产生的。再如石楼桃花庄的龙纹觥,曹家垣的带铃铎,形器更为奇特,为殷墟和其他商文化遗址所不见。武器和工具类管銎戈、带銎钺、环首刀、兽首刀、蛙首刀、蛇首刀,长甬矛等,不仅与商文化大相径庭,而且与商代其他方国文化特质也完全不一样。石楼———陕西绥德类型应是一支与殷商文化并行发展又相互影响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据学者研究,石楼———陕西绥德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即晋陕交界的高原山地,其最远涵盖范围,往北可至鄂尔多斯,往南可达汾河下游以西和洛河、泾河中上游地区,西以子午岭为界与寺洼、辛店文化分布区相毗邻,东部南端基本不过太岳山脉,北端则达滹沱河上游,而灵石往南沿着汾河则是它与旌介商墓所代表的与商朝关系友好的方国文化的交界线。

柳林高红H1遗存和商代基址的发现成为吕梁山区又一处晚商文化的代表。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位于柳林县城以西的三川河北岸村南垣顶上,发现夯土基址20处,总的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柳林高红遗址出土了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陶器,主要有花边鬲、袋足肥硕粗矮柱状实足跟的高裆鬲、铁轨式口沿的空足三足瓮、贴附泥条盆、小口广肩罐、簋、小口罐等;史籍记载,商代晚期在商王朝的西北部、北部活跃着工方、鬼方、土方等方国,这里应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可能是工方或工方内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是殷商王朝西北方国和商王朝交锋的前沿阵地。高红遗址也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唯一一处殷商时期有着大型夯土建筑、与商文化面貌迥异的方国遗存。商代的山西地区,商文化始终起主导地位,控制着大部分地区,大致南北以霍太山为界,晋西南、晋南、晋东南地区是商文化直接、间接控制地带,属于殷商文化类型;晋中地区是商文化与北方文化抗衡的间接控制区,属于商文化间接控制的地方类型;吕梁山一线以及晋北地区则应是北方草原文化势力范围,属于与商文化相抗衡的北方文化地方类型。山西地区青铜文化多姿多彩的丰富内涵,不仅为我们研究商代方国文化和殷商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也为我们研究不同经济方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借鉴,而且也对后来的晋国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聂东红 单位:太原博物馆

夏商时期考古学教育研究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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